“亚文化”侵蚀农村的背后，是“三留人员”的孤独寂寞精神空虚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这是以前用来形容农村空巢老人的。如今，在不少村民家里，没有电视机可以，没有无线网络不行。“三留人员”通常有大把时间可以消磨，当正能量文化不能占领时，“亚文化”就会悄然生起。
　　记者采访一个贫困户时，屋里有一老一小。老人72岁，坐在炕头上，正闭目听戏，手机里播放着地方戏，但仔细一听，却是一些带“黄色”的戏曲段子。小孩5岁，捧着手机在玩。环顾家里，没有大件家用电器，屋内柜子上的无线路由器指示灯不停闪烁，十分显眼。老人说，网络是特意让儿子给装的，一年几百元的上网费用，能承受得起，也愿意掏。
　　一位在东北参与扶贫工作多年的基层干部说，许多留守妇女由于精神空虚，很容易被不正规的宗教团体甚至邪教团伙拉拢、洗脑。
　　在四川广安华蓥市，彭某某等人多次到农村传“福音”讲“见证”，告诉村民只要信“三赎基督”，生病不用吃药自然就好，拉拢加入“三赎基督”邪教组织，传教人数40余人，多为留守妇女、老人。
　　在四川洪雅县，一名假“道士”李某以封建迷信为幌子，称被害人“命中犯凶”“克夫”，作法可以消灾解难，欺骗多名留守妇女与其发生性关系。
　　一位基层干部表示，农村文化生活贫瘠，留守人员精神空虚是普遍现象，这让其更容易被邪教蛊惑。
　　某地审理的一个案件，被告人专门针对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开设赌场，每次押注有的1元、2元，有的更高一些，一般有5到7人参赌，最多时有20多人，被告收取一定费用。
　　“三留人员”缺乏最需要的温热亲情，唯有孤独寂寞。留守老人渴望儿孙膝前绕，留守妇女盼望丈夫把家还，留守儿童期待父爱母疼。但现实是，他们所热盼的亲人都在远离家门为生活奔忙，很难在家里相聚相守。
　　不管是发达省份，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三留”现象都很普遍。以浙江省为例，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农村共有60岁以上老人500多万，多数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8.3万人；还有大量留守妇女。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人身安全问题值得关注，节假日、放学后的安全问题尤为突出。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缺少父爱、母爱，平时与家人沟通少，强烈的失落感、自卑感易造成性格孤僻，影响身心健康。
　　对于留守老人来说，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一日三餐等日常照料问题。留守老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决定了这是最困扰他们的问题。二是精神空虚问题。留守老人普遍心理空虚、精神焦虑孤独，渴望情感慰藉、交流和天伦之乐。三是平时的看病问题。大多数留守老人既要劳动，又要看护留守孙辈，许多人体力不支、身体较差，而到医院看病往往路途较远，导致有小毛病扛着不治疗。
　　对于留守妇女来说，一是精神空虚。留守妇女精神文化生活单调，空闲时间主要是看电视、打麻将。心理压力较大，精神负担较重，既担心孩子教育问题，又牵挂丈夫冷暖，担心夫妻感情出现危机。二是缺乏自信。留守妇女文化底子普遍较薄，很少参加实用技术培训，发展能力较弱，导致自信自强意识较低，自主创业和发展生产的能力较弱。三是身体不佳。留守妇女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既要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又要料理琐碎的家务，还要照顾年迈体弱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不少人身体状况不好。

警惕留守之地，成为精神贫瘠之地

　　“心理健康问题细微不易察觉，是大堤上的蚁穴。现代社会暴发的新病症中，许多涉及心理问题，更不用说忧郁症、妄想症、偏执狂、强迫症等典型的心理疾病了。許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赵国秋说。
　　赵国秋曾接诊过一名病人，60多岁，家住浙江省温州市农村，与丈夫离异，子女常年在外打工，老太太要照顾一个10岁的孙女，还要兼顾农活和家务活。劳累加上孤独寂寞，她总是觉得活着没意思，想自杀。“儿子带她来医院治疗的时候，她完全接受认知调整，愿意配合吃药。可是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精神依然无法解脱，最后还是上吊自杀了。”
　　统计数据显示，留守老人因心理疾病和身心并发疾病，自杀率常年居高不下，深深的“无用感”是其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觉得自己被淘汰、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弃，原有的对自身‘角色’的感觉受到重创。对这种状况，相关政府部门、组织机构的关注度还很低。”赵国秋说。
　　留守妇女的精神空虚、焦虑、自卑等状态，也不容小觑。在浙江黄岩茅畲乡的一次采访中，一名40岁左右的留守妇女告诉记者，家里的男性青壮劳力都到外地打工了，她一个人要照顾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从早忙到晚，感觉就是个干活机器，没有人帮忙，没有人关心，心里难受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说说话。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出。浙江省台州市某小学对留守儿童的长期调查显示，相较于普通儿童，留守儿童更易表现出情绪消极、任性、冷漠、内向和孤独，其中82%的留守儿童在问卷中表示自己很孤独；45%的留守儿童表示自己有烦恼不知道向谁倾诉。专家认为，如果无法正常获得父母呵护，孩子很可能会出现情绪障碍，并继而导致行为障碍。负面情绪长期累积、恶性循环，向内可能诱发精神疾病，向外則可能导致冲动性犯罪。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全国法院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留守家庭的孩子占很大比重。在扶贫重点地区的留守人员中，精神贫困现象往往更加突出。通常表现为听天由命、消极无为，安于现状、好逸恶劳……
　　记者在贵州、四川等地一些中学采访调研时，发现出了问题找不到家长的情况十分普遍。“有的班开家长会，老师比来的家长还多。”一位到西部支教的老师说，上课、就寝时间，都有学生在手机上看电影，甚至上黄色网站；有的家长双休日给孩子送吃的，顺便会带来自制的土烟；有的学生拿着打到卡里的资助款去买好手机、请客吃饭、进网吧打游戏……
　　几乎所有的受访专家均建议，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留守孩子待在父母身边。“从小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很难发展出对他人的信任感。不信任人的人，会缺乏安全感，难有幸福可言，不会爱他人、爱世界，乃至爱自己。”退休后潜心支教西部的“名校长”、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陈立群说。
　　与此同时，传统道德失守和价值观扭曲的现象值得关注。四川省大凉山地区一度出现过较为严重的吸毒贩毒问题，因吸毒感染艾滋病也相伴而生。彝族学者巴切日火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很大程度上缘于传统道德失守。“金钱至上的观念影响了很多年轻人。有个地方抓了一个女毒贩，审讯中她表现出对警察的不屑，甚至很猖狂地问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过去40年，我国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与这个‘物’相匹配的‘德’远远不够。”陈立群说，回归乡土传统教育、重建乡土文化是改变农村精神贫瘠现象的关键，由此才能提升自我实现之志、家乡发展之志、民族复兴之志。

打造农村“新守望相助”体系，满足留守群体的精神需求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守望相助成为我国农村最宝贵的文化特质之一。近年来，随着农村留守群体精神空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各界对于打造农村“新守望相助”体系呼声越来越高。
　　记者调研发现，在基层政府、学者、社会组织的积极努力下，一些地区已经展开探索，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认识到，光靠政府主导和资本投入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搭建一个激发留守群体内生动力的平台，通过组织日常活动，尽可能满足留守群体的精神需求，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播种更多绿色的希望。
　　在留守现象突出的地区采访，时常会被消极的心态传染。“走访一次，难受一个礼拜。”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说。而导致这种消极心态的，既有形形色色的主观因素，也有关爱服务工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综合各方观点来看，共性问题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
　　一是各地各部门对留守人员关爱重视程度不一。有的地方领导认为留守人员较少、问题不突出，不必重视；有的认为抓经济是硬道理，从思想深处把它搁在一边。因此，在一些地方，关爱工作处于群团、社会组织“自拉自唱”的境地。
　　二是对老人、妇女和儿童三类人群关爱服务不均衡。以浙江省为例，有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帮扶的实施意见，但没有系统帮扶留守妇女的政策，也没有通过底数摸排掌握农村留守妇女的基本信息。
　　三是现状分析不够，任务重点不突出。虽然各地开展了大量的关爱工作，也有不少好经验、好做法，但从整体来说，对于重点是什么、到底如何抓等分析不够，有的虽然问题看准了，但抓的力度不够大。
　　四是关爱服务碎片化，缺少合力。现在做留守人员关爱服务工作的单位不少，政府部门有民政、教育等，群团单位有妇联、团委等，社会团体有老年协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此外还有不少公益组织。从政协民主监督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些机构统筹协调还不够，关爱服务一阵子、点状式和碎片化现象比较多。
　　五是资金筹措渠道单一，导致关爱服务活动规模和形式受到限制。以管理、辅导和照料为主，提供简单的活动场所，缺乏资金进一步开展有特色、有深度的活动。
　　六是社会服务队伍亟须提高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准。志愿者队伍人员组成复杂，许多人缺乏专业化、职业化能力，规范化指导水平不高，导致一些关爱行动收效甚微。
　　在打造农村“新守望体系”方面，有的地区进行了探索。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官桥村老年人协会，是受到业界认可的“乡村守望互助”成功样本之一。从2003年以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率领团队，先后在湖北洪湖市、沙洋县4个村进行老年人协会建设试验，每年给每个老年人协会捐赠1万元作为运转经费，帮助建立“老委会”等组织机构，组织留守老人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活动。据了解，10余年来，老年人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的活动空间和交流平台，日常组织老年人打牌、下棋、跳舞，还举办重阳节、春节等重大节日庆祝活动。协会还给老年人祝寿，帮助家属为老年人送终，定期走访高龄老年人，表彰好媳妇和好老人，为出现紧急困难、高龄老年人提供基本服务。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李永萍告诉记者，在老年人协会建立之前，村庄公共文化匮乏，村民相互串门很少，老年人如果去串门可能还被人“嫌弃”，只能在家里枯坐。而在近年多次入村访谈中，她与村里老人聊天，能感受到他们心态积极，生活热情很高。“很多老年人都提到，在老年人协会玩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心情畅快，而自己一个人在家时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心情不好，容易生病。”

　　其他地方也不乏类似探索。浙江省建德市等地充分发挥留守妇女的主体作用，辦起了“留守儿童之家”“山妹子服务队”，既很好地发挥了留守妇女的作用，又一举多得帮助三大留守群体缓解了精神空虚问题。
　　四川省眉山市推出“爱心储蓄，邻里守望”积分制，促进互助养老。河北省邯郸市的“互助老人幸福院”则按照村级主办、村民互助、邻里互助、社会捐助、政府支持的方式，为农村老人提供了一个白天相聚交流、互助互娱的场所，晚上则想住就住、回家自便。
　　在传统乡村互助文化里，农民盖房、春耕秋收、红白喜事等，都是邻里乡亲一起出力帮忙；过年舞龙、闹元宵、庆重阳、冬闲搭台唱戏等，都是农民自发组织、互助互动。如今，缺乏最具活力的青壮年群体，许多村庄变得沉寂，过去的“以工换工”互助模式变成了直接的现金交易。办红白喜事时，人们都是干脆请来“流动酒家”帮忙操办，不再邀请邻居、亲戚帮忙打理，他们就是到时揣着红包来吃个饭就行了。
　　为体现对留守群体的人文关怀，满足其精神需求，多年来各地推出了一系列公益项目，投资不少，声势不小，然而效果并不显著。对此，贺雪峰表示，作为传统守望相助基础的乡村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看不到这一点，抓不住问题的症结，光靠投钱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贺雪峰认为，留守问题有悲情化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发展“新守望相助”的可能，要发挥相对年轻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作用。通过一些社会组织搭建一个载体，为留守群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闲暇方式和生活方式，组织留守人员参与、享受各种活动，既摆脱了精神空虚，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李永萍认为，构建农村互助体系，不能是政府唱独角戏，不能靠砸钱打造盆景，而是要将农民尤其是留守群体组织起来。她说：“关键在于发掘和激活村庄里的积极分子，我们称之为‘负担不重的人’。这一般是指那些五六十岁的低龄老年人，尤其是家庭负担不重、有一定能力且有一定威信的人。”
　　在打造乡村“新守望相助”体系过程中，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一些成功样本的共同经验是政府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定的资源投入，促进载体建设，保证正常运转，激活村庄社会的内生活力。二是发挥引导作用，而非替代作用。类似老年人协会这样的组织，应该由留守群体自我管理，政府可发挥监督作用，但不应过多介入，影响其正常运转。
　　（据《半月谈内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