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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又行凶了！”
2018年7月1日晚10时，一则来自江西公安的警情通报，让市民李女士倒吸了一口凉气：南昌市老城区的县前街口小区内发生一起凶杀案。一名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男子，敲开了小区3家房门，连捅4人致2死2伤。
李女士的家，就在案发地的下凤凰坡社区。根据警情通报的时间推算，李女士离开小区不到15分钟，凶案发生。“听说凶手是个精神病，如果我当时在现场，他是不是也会把我捅了？”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李女士就觉得脊背发凉。
近年来，精神障碍患者伤人、砍人、杀人的事件屡见报端。仅2017年以来，与“精神障碍患者伤人”相关的新闻报道就多达1万余篇，另有3000多篇与“精神障碍患者砍人”相关，有近24000篇与“精神障碍患者杀人”相关。
对于媒体屡次提及的“精神障碍患者伤人事件频发”一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一位执业医师颇有微词：与其说“频发”，倒不如说“频频曝光”。部分媒体过分渲染精神障碍患者伤人事件，导致精神障碍患者长期被忽视、被误解，成为影响精神疾病治疗和康复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有暴力倾向的只是少数，仅占8%至10%，而在未患病的普通人中，则有近20%的人使用过暴力。”
医治短板亟待弥补
在很多人眼里，精神障碍不同于其他疾病，是一个极具标签化、令人恐慌的病症。
2017年12月，浙江省温州市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过去3年，该医院毛利润率38%，常年入住率达96%。
“中国真有这么多的精神障碍患者吗？”看完上述信息，大学生肖霞（化名）把自己所有认识的人在心里认真地筛选了一遍，似乎没有发现哪一个患有精神障碍。
然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年初披露的一组数据，却让肖霞的疑问变得沉重起来：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症患者超过1600万。肖霞在震惊之余，也觉得难以理解。随着对精神障碍患者现状的进一步了解，肖霞发现了还有比精神障碍患者数量多更可怕的事。
據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16年年初公布的数据，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排名首位，约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20%。而我国公众对精神障碍的知晓率不足五成，接受治疗的人数只占全部病人的20%，八成病人缺乏治疗。部分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散落民间”，因为情绪压抑、愤懑，于是将攻击他人作为一种宣泄手段，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者。
经记者梳理，仅2017年，媒体就报道了多起与精神障碍患者相关的案件，其中大都是严重暴力案件：
2017年2月24日，河南洛宁大众医院发生精神障碍患者持筷伤人事件，致3死1伤；
2017年3月18日下午，济南大明湖西南门附近突发恶性砍人事件，嫌疑人是1名正在吃药的精神障碍患者；
2017年4月14日晚，江苏省常熟市40多岁的赵某，挥舞菜刀砍伤1名成人和3名幼儿。事后，赵某被鉴定为精神疾病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
2017年5月28日，贵州镇宁县一男子持刀沿路砍人，持续5分钟左右，致6死12伤，行凶者父亲称其有精神病史；
2017年7月9日，深圳5岁女童下楼帮母亲取快递，被陌生女子暴打致重伤。警方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发现该女子疑似为精神障碍患者。
精神障碍患者砍人话题，总能短暂引发舆论的关注与讨论。一阵喧嚣后，有人开始寻找问题的核心与解决方案。记者采访发现，尽管我国精神障碍患者人数不少，但与之对应的医护力量却较为薄弱，成为限制精神障碍患者收治的最大“短板”。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精神科执业医生不到3万人，平均精神科执业医生为2.1名每10万人口，精神疾病治疗机构平均病床数在我国27.5张每10万人口，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心理健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专业医生的数量、质量不足，已经成为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业内人士如是说。
监护问题需社会关心
“走过一片果园，在屋后的一片竹林下面，记者见到了张老伯的儿子张某，但眼前的场景令记者吃惊，因为张某住的地方不是房舍，而是一个刚能容得下一个人的铁笼子。”这是广西当地媒体记者在一次采访后记录的文字。
张某因杀人被警察带走，经鉴定其患有精神疾病后又被送回家中。随同张某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大铁笼。
就这样，张某在大铁笼里一住就是16年。
记者问为什么不送到医院，张某已81岁高龄的父亲十分无奈：“我家里面没有钱啊，我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送他到医院啊！”
“铁笼关人”的图片上传至网络后，刺痛了无数国人的心。在媒体的关注下，当地民政部门将张某从铁笼中放了出来，送到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治疗。
当地一名姓陈的村干部告诉记者，对有暴力倾向的精神障碍患者，人们俗称“武疯子”。关黑屋、拴铁链子等方式，目前仍是家庭看护“武疯子”的主要方式。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以亲属的监护责任为主，实行的是“家庭为主、政府为辅”的模式。据相关资料统计，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缺乏医疗保障，需要承担长期治疗费用，很多患者因无法担负长期的费用而终止住院治疗。
“一觉醒来，女儿开始胡言乱语。这一闹，就是八九年。”虽然刚过50岁，张先生早已满头白发。望着小莉（化名）呆滞而又空洞的眼神，张先生一脸无奈。为了给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小莉治病，张先生先后辗转南京、北京、上海等地求医。由于精神分裂症复发率极高，小莉一直在住院、服药、缓解、复发之间反复循环。
小莉经常服用的“奥痰平”，进口药一个月的费用是3000多元，国产药也需要1450元。“有时候几类药物一起服用，费用就会更高。”为女儿治病前后花去了70多万元，也瓦解了张先生曾经的“小康之家”。
2018年7月1日晚10时，一则来自江西公安的警情通报，让市民李女士倒吸了一口凉气：南昌市老城区的县前街口小区内发生一起凶杀案。一名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男子，敲开了小区3家房门，连捅4人致2死2伤。
李女士的家，就在案发地的下凤凰坡社区。根据警情通报的时间推算，李女士离开小区不到15分钟，凶案发生。“听说凶手是个精神病，如果我当时在现场，他是不是也会把我捅了？”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李女士就觉得脊背发凉。
近年来，精神障碍患者伤人、砍人、杀人的事件屡见报端。仅2017年以来，与“精神障碍患者伤人”相关的新闻报道就多达1万余篇，另有3000多篇与“精神障碍患者砍人”相关，有近24000篇与“精神障碍患者杀人”相关。
对于媒体屡次提及的“精神障碍患者伤人事件频发”一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一位执业医师颇有微词：与其说“频发”，倒不如说“频频曝光”。部分媒体过分渲染精神障碍患者伤人事件，导致精神障碍患者长期被忽视、被误解，成为影响精神疾病治疗和康复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有暴力倾向的只是少数，仅占8%至10%，而在未患病的普通人中，则有近20%的人使用过暴力。”
医治短板亟待弥补
在很多人眼里，精神障碍不同于其他疾病，是一个极具标签化、令人恐慌的病症。
2017年12月，浙江省温州市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过去3年，该医院毛利润率38%，常年入住率达96%。
“中国真有这么多的精神障碍患者吗？”看完上述信息，大学生肖霞（化名）把自己所有认识的人在心里认真地筛选了一遍，似乎没有发现哪一个患有精神障碍。
然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年初披露的一组数据，却让肖霞的疑问变得沉重起来：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症患者超过1600万。肖霞在震惊之余，也觉得难以理解。随着对精神障碍患者现状的进一步了解，肖霞发现了还有比精神障碍患者数量多更可怕的事。
據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16年年初公布的数据，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已排名首位，约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20%。而我国公众对精神障碍的知晓率不足五成，接受治疗的人数只占全部病人的20%，八成病人缺乏治疗。部分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散落民间”，因为情绪压抑、愤懑，于是将攻击他人作为一种宣泄手段，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者。
经记者梳理，仅2017年，媒体就报道了多起与精神障碍患者相关的案件，其中大都是严重暴力案件：
2017年2月24日，河南洛宁大众医院发生精神障碍患者持筷伤人事件，致3死1伤；
2017年3月18日下午，济南大明湖西南门附近突发恶性砍人事件，嫌疑人是1名正在吃药的精神障碍患者；
2017年4月14日晚，江苏省常熟市40多岁的赵某，挥舞菜刀砍伤1名成人和3名幼儿。事后，赵某被鉴定为精神疾病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
2017年5月28日，贵州镇宁县一男子持刀沿路砍人，持续5分钟左右，致6死12伤，行凶者父亲称其有精神病史；
2017年7月9日，深圳5岁女童下楼帮母亲取快递，被陌生女子暴打致重伤。警方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发现该女子疑似为精神障碍患者。
精神障碍患者砍人话题，总能短暂引发舆论的关注与讨论。一阵喧嚣后，有人开始寻找问题的核心与解决方案。记者采访发现，尽管我国精神障碍患者人数不少，但与之对应的医护力量却较为薄弱，成为限制精神障碍患者收治的最大“短板”。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精神科执业医生不到3万人，平均精神科执业医生为2.1名每10万人口，精神疾病治疗机构平均病床数在我国27.5张每10万人口，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心理健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专业医生的数量、质量不足，已经成为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业内人士如是说。
监护问题需社会关心
“走过一片果园，在屋后的一片竹林下面，记者见到了张老伯的儿子张某，但眼前的场景令记者吃惊，因为张某住的地方不是房舍，而是一个刚能容得下一个人的铁笼子。”这是广西当地媒体记者在一次采访后记录的文字。
张某因杀人被警察带走，经鉴定其患有精神疾病后又被送回家中。随同张某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大铁笼。
就这样，张某在大铁笼里一住就是16年。
记者问为什么不送到医院，张某已81岁高龄的父亲十分无奈：“我家里面没有钱啊，我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送他到医院啊！”
“铁笼关人”的图片上传至网络后，刺痛了无数国人的心。在媒体的关注下，当地民政部门将张某从铁笼中放了出来，送到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治疗。
当地一名姓陈的村干部告诉记者，对有暴力倾向的精神障碍患者，人们俗称“武疯子”。关黑屋、拴铁链子等方式，目前仍是家庭看护“武疯子”的主要方式。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以亲属的监护责任为主，实行的是“家庭为主、政府为辅”的模式。据相关资料统计，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缺乏医疗保障，需要承担长期治疗费用，很多患者因无法担负长期的费用而终止住院治疗。
“一觉醒来，女儿开始胡言乱语。这一闹，就是八九年。”虽然刚过50岁，张先生早已满头白发。望着小莉（化名）呆滞而又空洞的眼神，张先生一脸无奈。为了给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小莉治病，张先生先后辗转南京、北京、上海等地求医。由于精神分裂症复发率极高，小莉一直在住院、服药、缓解、复发之间反复循环。
小莉经常服用的“奥痰平”，进口药一个月的费用是3000多元，国产药也需要1450元。“有时候几类药物一起服用，费用就会更高。”为女儿治病前后花去了70多万元，也瓦解了张先生曾经的“小康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