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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极少看演出，霜降已过，才看了一场新编的话剧《清明》。
进了大剧院的门，还不晓得剧情和剧中人物，只知道这台戏取材于百年前山西大学堂。这一年多，我的业余时光大都花费在编纂《张瑞玑先生年谱》上了，去剧场是想感受那种氛围，放松一下。
当一位栗色卷发、被称作“新常富老师”的教授出现在舞台，我不觉一振，戏味似乎也浓了起来。眼睛盯着台上西装革履的“新常富”，脑子里想的却是这位瑞典化学家、地质学家的专著《晋矿》。果然，接下来就听到台上人物开始谈论《晋矿》了。
新常富博士（1879-1963），原名托尔斯滕·埃里克·尼斯特勒姆，毕业于瑞典皇家工学院，1902年应李提摩太之邀来到太原，担任初创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授。新博士在教学中结合实地考察和化学分析，于1911年8月撰成一部英文著作《晋矿》，1912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
整部话剧中，新常富和《晋矿》占的戏份很重。编导设计了某个中国教授抄袭《晋矿》引发的矛盾冲突，胡适博士和他的美国老师杜威也被拉来作了陪衬。我却由新常富和《晋矿》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位政府官员。英文版《晋矿》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版后，山西这边有一位政府官员懂得这部书的价值，他很快组织几位不久前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矿学专家（出国前都是新常富在山西大学堂西斋的学生）将《晋矿》翻译成中文。这位政府官员还亲自题写书名，作序，“急为付印，以饷各界”。《山西大学百年校史》载：1913年“2月，山西大学堂毕业生、留英学生赵奇英、高时臻、王录勋、杨长煜等翻译的山西大学堂瑞典化学教习新长[常]富所著《晋矿》一书，由山西大国民印刷厂印刷出版”。校史囿于“校”，没有提到这位眼光远大、在翻译印行中起关键作用的政府官员。
他就是民国元年（1912年）首任山西财政司长张瑞玑。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号老衡、魏窟野人，别号“谁园第一主人”，清末民初山西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人。1903年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陕西。出任山西财政司长前，张瑞玑已宦秦十年，文章经济誉满關中，时人称他“天才卓越，双目炯炯，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权贵，敢作敢为”。章太炎赞其为清末“良吏第一”。1907年张瑞玑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其县衙一度成为景梅九等革命党人的活动场所，招致满旗“西安将军”鹰视狼顾。辛亥革命西安举义后，张瑞玑受命“筹组民政府，继管铨叙局”。当陕西哥老会与同盟会争夺大元帅职务时，他与郭希仁“调停哥老会党人，消弭内争”，“他们的话，对同盟会和哥老会双方的团结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事具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和打响陕西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朱叙五等人的回忆。太原举义后，张瑞玑应招回到山西，1912年5月出任山西财政司长。
张瑞玑青年时期接受维新变法思想，学兼中西，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1904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关不可闭，港不可锁。”他涉猎、研究过美国华盛顿，意大利民族革命领袖马志尼，英国哲学家培根、霍布斯，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法国思想家卢梭、哲学家笛卡儿，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等，熟谙西方制度和文化，“洞悉中外高下异同之故，剖析源流，语语精确”（陕西布政使、晚清著名诗人樊增祥评语）。在中西对比中，张瑞玑深知“实学”的重要性，为官为师都崇实学、重力行。1906年任韩城知县，感叹“经济实业、农工商矿之学”，长期“屏诸学校庠序之外”，“处此实学竞争之世界”，须“切实有用之学”。于是“日以振兴学堂为急务”，组织编写《韩城县乡土志》，这部乡土教材至今还被当地人士看重。1910年任临潼知县，“冬夜独坐，万感飞集”，作《新乐府》十四首，句句似“贾生之流涕，阮生之痛哭”。其第八首《贫在人讥矿学之不讲也》云：
今日贫，明日贫，或日国运与天命，贫不在天贫在人。君不见金银五矿遍山邱，支那之富甲五洲。外人垂涎思手攫，我有宝藏不知搜。金埋土，银藏壁，不能疗贫反招贼。贼入尔室踞尔床，墙壁齐放金银光。
从这首新乐府可知，张瑞玑对世情国情认识之深、忧患之切。一旦出掌山西财政，便雷厉风行，革除中饱私囊积弊，广开税源;又“不惜招毁集谤”，裁撤裁并机关学校，紧缩开支。1912年10月北京一家报纸以大标题报道“山西财政司得人”。当张瑞玑得知辛亥前山西大学堂西斋选派的11名公费留英学生因经费无着，迟滞娘子关内，又克服“财政奇蹶”的困难，拨专款帮助11名留学生踏上实学报国之途。这批留学生是民国山西第一批公费留英学生，选择的专业是那时山西经济发展（全国亦然）亟须的采矿、理化、制革等。11名留学生从黄浦江扬帆远航后，张瑞玑便把组织翻译印行新常富的《晋矿》提上议事日程。
《禹贡》九州皆有贡，而冀州独无。班孟坚《汉书·地理志》根据《禹贡》，其历叙晋产仅及谷畜，而盐铁亦存略。故三晋地瘠民贫之说，数千年莫之能破。近世以来矿学发明，高山峻岭、穷岩深谷之所蕴藏，争呈异采。于是三晋矿铁之富遂甲全球。西人有谓，开采晋煤，足供全球两千年之用者，其垂涎可想见矣！顾我晋人或习之而不知，知之而不采，采之不得其法，而因以坐困而失利，是可惜也，亦可耻也！往者瑞典新博士调查晋矿，集为成书，颇详明，可资考证。惜书为英文，不能便披览。因商之赵君奇英，重为译述，高君时臻、王君录勋、杨君长煜兼预其事。不越月而书成，附图贴说一仍原著，急为付印，以饷各界。俾披览之余，觉宝藏所在，如布地黄金，俯拾即是。则知我晋人数千年既瘠且贫之由，不在于地而在于人，勿徒抱璞而泣也。幸甚！民国二年二月，赵城张瑞玑序于太原。
拳拳之心，日月可鉴。前引新乐府谓“贫不在天贫在人”，这篇序更言之凿凿：“则知我晋人数千年既瘠且贫之由，不在于地而在于人，勿徒抱璞而泣也。”先贤金句，百年前启蒙，百年后催人。
中译本《晋矿》全书155页，“化分章”占114页，分别为：“化分章一无烟煤”“化分章二烟煤”“化分章三铁矿”“化分章四铜矿”“化分章五铅银”“化分章六铁硫二矿”“化分章七石膏”。化分员是新常富本人和他的学生，化分的矿石有360余种。上述11名留英才俊，有5名便是化分员，即：神池刘世勋、襄垣王缙云、榆次杨仁显、临汾潘连茹和杨朝相。书中介绍“特别化学房”：“本斋（按：即西学专斋）化学厂之东，于千九百零七年又续修一特别化学房，以备高等化学实验之用。厥后山西各矿之化分，赖有此耳。”可知对360余种矿石的化学分析，是在1907年续修的这座“特别化学房”里完成的。该书还介绍了山西地理、气候、工业、地质、搜罗矿石之方法、地矿分类等。
关于山西的矿产资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做过旅行式考察，《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有具体记载。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与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本言·第二章山西省矿产”对金属矿、非金属矿的分布作了极为简略的介绍。新常富的《晋矿》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国矿产志》有何不同？笔者请教山西省煤炭地质局一位教授级高工，他说：“《晋矿》对山西主要矿产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评价，开启了山西矿产资源定量分析的先河。”在这部科学著作的结尾处，新常富满怀激情地展望“将来之山西”：
将见交通既便，利源日兴，则山西地面之改观，煤铁业之兴旺较胜于前者，更不知几千万万也。言念及此，余不禁为山西大声贺日：三晋！三晋！尔诚世界未来之煤铁一大主人翁也！
这是百年前一位瑞典科学家的愿望，也是山西财政司长张瑞玑和三晋诸多有识之士的呐喊。
百年过去了，今日山西正在艰难转型中奋力崛起。古人云：“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笔者去年托人在山西大学图书馆、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查找中译本《晋矿》，未果。后来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找到，版權页上赫然印着“总经理山西财政司长张瑞玑”。《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卷“地质矿产”类列有一百多种书目，中译本《晋矿》是印行最早的一部。该书出版三个月后即重印，只插入一篇山西实业司长崔廷献的序言。那时，张瑞玑以清誉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已客居京城了。
前面提及帮助翻译《晋矿》的三人中，临汾王录勋与张瑞玑有师生之谊。张瑞玑1901年任平河书院山长，“经史子集外，兼示以新学门径”。王录勋读书于此，受到恩师影响，入山西大学堂西斋，又赴英伦留学，获工程科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山西大学校教授、工科学长，1918至1937年担任山西大学校长。在山大百年校史上，王录勋在任时间最长，1928年他去谁园（张瑞玑的宅院）吊唁恩师，挽词日“天丧斯文”，末署“受业王录勋敬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