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89年春天，安德鲁·卡耐基发表了一篇文章，主题是金钱。如果对某种东西拥有越多就意味着了解越多，那他绝对是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卡耐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钱的美国人。这篇文章后来集结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广泛流传，名为《财富的福音》。
《财富的福音》开篇就讨论了社会的不公平状况。那是所谓的“镀金时代”，大多数美国人都勉力支撐，艰难过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权贵们则在罗德岛大兴土木，修建别墅豪宅。卡耐基认为，这种分化无可避免，是进步的代价；而最终，进步会让全民受益。
阐述了财富的积累之后，卡耐基提出了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如何处理财富。他认为，把财富传给子孙很不可取，因为遗产“对继承者带去的伤害往往甚于好处”。把钱施舍给劳苦大众也同样不可取，因为“慈善布施无论对群体或个人都毫无提升促进”。所以，剩余财富的最佳处理方式，应该是捐赠给各种机构，而这些机构会帮助那些“渴望上进的人”。大学是个不错的捐款去向，公共图书馆、音乐厅、游泳池也一样。卡耐基建议“富人们”应当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穷苦兄弟的信托人和经纪人，以自己高超的智慧、经验和经营才能为他们服务”。
《财富的福音》被誉为“现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文章宣扬的是一种新型的施与方式，这种慈善与过去的慈善不同，更务实，同时理想又更远大。与此同时，《财富的福音》也引发了人们对慈善事业最初的批判狂潮。
1890年，卫理公会牧师休·普莱斯·休斯写道，他当然觉得卡耐基是“最值得尊敬的慷慨之人”，但这本《福音》却代表了“社会的畸形”与“危在旦夕的政治险境”。后来成为达特茅斯学院院长的神学教授威廉·朱厄特·塔克尔写道，如果想当然地认为“财富被少数人占有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其实就规避了最核心的议题：“如今的伦理道德问题，重点是财富的分配，而非再分配。”
卡耐基的钱是从铁路和钢铁上赚来的。他的公司旗下有家很大的工厂，赫姆斯泰德钢铁厂就在匹兹堡郊外。撰写《财富的福音》三年以后，他决定解散该厂的工会，即钢铁工人联合会。雇员们面前摆了新的合同，减薪百分之三十五。反抗者都进不了工厂的门。卡耐基钢铁公司聘请人手紧守工厂大门，双方爆发混战，至少十六人不幸丧生。最终，工会分崩离析。
在批判者们看来，赫姆斯泰德罢工事件刚好充分说明了卡耐基摇摆不定的立场。怎么能有人一边残酷无隋地剥削着雇员，同时还以劳苦大众的恩人自居呢？
现在，总能听到有人说我们生活在“新镀金时代”，这个时代财富膨胀，富人们似乎也异常慷慨。过去十五年来，大概诞生了三万家私人基金会，而在捐赠者建议下设立的基金数量大概翻了一番。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迈克尔·布隆伯格、拉里·埃里森以及一百七十多名巨富们承诺，要把大部分财富都贡献给慈善事业，还签署了《捐赠誓言》，这其实就是《财富的福音》的最新精简版。而新慈善事业在规模激增的同时，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2011年，记者阿南德·格里哈拉达斯当选为阿斯本研究所的研究员。该研究所受到多个机构的资金支持，包括卡耐基集团、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盖茨基金会，他们的目标是要让当选的研究员们参与到“发人深省的个人探索旅程”中，“发展新一代社区精神领导者”。
起初，格里哈拉达斯觉得能当这个研究员真是太棒了：能免费去落基山脉旅行，还因此收到很多社会名流的邀请，他们都有装修华丽的豪宅，代步工具是私人飞机。不过，时间久了，他开始感觉到这其中的腐败与堕落。2015年，他应邀向研究员同侪们发表讲话，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阿斯本共识”。
“阿斯本共识，一言以蔽之，可以如此概括。”他说，“我们一定要去挑战时代赢家们，督促他们多多行善；但永远，永远不要让他们少作恶。”
他曾和劳里·蒂施座谈，对方是约210亿美元的家族遗产继承人，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蒂施说自己每天都在接受罪恶感的拷问。“这就是指引我前进的罗盘。”她对格里哈拉达斯说。然而，他抛出问题，问她是否认为自己这样的继承人应该多承担赋税，这样她的财产更少，罪恶感也会减轻。劳里却拒绝回答。“你历史肯定学得比我好。”她说。
如果说格里哈拉达斯担心的是超级富豪们以玩玩的心态改变世界，那么评论家卡拉汉担心的则是他们真正认真起来。
“一个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富裕的上层阶级正通过大规模的捐赠来扩大其影响力。”他写道，“谁的声音能被公众听到呢？普通民众远远比不上激进的捐助者。”
对于《财富的福音》的批评并未给安德鲁·卡耐基带来很大的影响，他继续散财，资助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截止到他1919年逝世，卡耐基共计捐赠大约三亿五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亿美元。
很难想象，对于“当代卡耐基”们的种种批评究竟能对当前的形势发展带来多大的影响。卡拉汉估计，仅盖茨基金会一家组织就会在未来几十年内支出超过一千五百亿美元。未来20年内，富裕婴儿潮一代有望为慈善事业贡献大约七万亿美元。
那会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正如最近一轮的批评所指明的，我们民众可能无法对此发表评论。决定权掌握在慈善家手中，未来则由慈善基金会打造。
《财富的福音》开篇就讨论了社会的不公平状况。那是所谓的“镀金时代”，大多数美国人都勉力支撐，艰难过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权贵们则在罗德岛大兴土木，修建别墅豪宅。卡耐基认为，这种分化无可避免，是进步的代价；而最终，进步会让全民受益。
阐述了财富的积累之后，卡耐基提出了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如何处理财富。他认为，把财富传给子孙很不可取，因为遗产“对继承者带去的伤害往往甚于好处”。把钱施舍给劳苦大众也同样不可取，因为“慈善布施无论对群体或个人都毫无提升促进”。所以，剩余财富的最佳处理方式，应该是捐赠给各种机构，而这些机构会帮助那些“渴望上进的人”。大学是个不错的捐款去向，公共图书馆、音乐厅、游泳池也一样。卡耐基建议“富人们”应当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穷苦兄弟的信托人和经纪人，以自己高超的智慧、经验和经营才能为他们服务”。
《财富的福音》被誉为“现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文章宣扬的是一种新型的施与方式，这种慈善与过去的慈善不同，更务实，同时理想又更远大。与此同时，《财富的福音》也引发了人们对慈善事业最初的批判狂潮。
1890年，卫理公会牧师休·普莱斯·休斯写道，他当然觉得卡耐基是“最值得尊敬的慷慨之人”，但这本《福音》却代表了“社会的畸形”与“危在旦夕的政治险境”。后来成为达特茅斯学院院长的神学教授威廉·朱厄特·塔克尔写道，如果想当然地认为“财富被少数人占有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其实就规避了最核心的议题：“如今的伦理道德问题，重点是财富的分配，而非再分配。”
卡耐基的钱是从铁路和钢铁上赚来的。他的公司旗下有家很大的工厂，赫姆斯泰德钢铁厂就在匹兹堡郊外。撰写《财富的福音》三年以后，他决定解散该厂的工会，即钢铁工人联合会。雇员们面前摆了新的合同，减薪百分之三十五。反抗者都进不了工厂的门。卡耐基钢铁公司聘请人手紧守工厂大门，双方爆发混战，至少十六人不幸丧生。最终，工会分崩离析。
在批判者们看来，赫姆斯泰德罢工事件刚好充分说明了卡耐基摇摆不定的立场。怎么能有人一边残酷无隋地剥削着雇员，同时还以劳苦大众的恩人自居呢？
现在，总能听到有人说我们生活在“新镀金时代”，这个时代财富膨胀，富人们似乎也异常慷慨。过去十五年来，大概诞生了三万家私人基金会，而在捐赠者建议下设立的基金数量大概翻了一番。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迈克尔·布隆伯格、拉里·埃里森以及一百七十多名巨富们承诺，要把大部分财富都贡献给慈善事业，还签署了《捐赠誓言》，这其实就是《财富的福音》的最新精简版。而新慈善事业在规模激增的同时，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2011年，记者阿南德·格里哈拉达斯当选为阿斯本研究所的研究员。该研究所受到多个机构的资金支持，包括卡耐基集团、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盖茨基金会，他们的目标是要让当选的研究员们参与到“发人深省的个人探索旅程”中，“发展新一代社区精神领导者”。
起初，格里哈拉达斯觉得能当这个研究员真是太棒了：能免费去落基山脉旅行，还因此收到很多社会名流的邀请，他们都有装修华丽的豪宅，代步工具是私人飞机。不过，时间久了，他开始感觉到这其中的腐败与堕落。2015年，他应邀向研究员同侪们发表讲话，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阿斯本共识”。
“阿斯本共识，一言以蔽之，可以如此概括。”他说，“我们一定要去挑战时代赢家们，督促他们多多行善；但永远，永远不要让他们少作恶。”
他曾和劳里·蒂施座谈，对方是约210亿美元的家族遗产继承人，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蒂施说自己每天都在接受罪恶感的拷问。“这就是指引我前进的罗盘。”她对格里哈拉达斯说。然而，他抛出问题，问她是否认为自己这样的继承人应该多承担赋税，这样她的财产更少，罪恶感也会减轻。劳里却拒绝回答。“你历史肯定学得比我好。”她说。
如果说格里哈拉达斯担心的是超级富豪们以玩玩的心态改变世界，那么评论家卡拉汉担心的则是他们真正认真起来。
“一个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富裕的上层阶级正通过大规模的捐赠来扩大其影响力。”他写道，“谁的声音能被公众听到呢？普通民众远远比不上激进的捐助者。”
对于《财富的福音》的批评并未给安德鲁·卡耐基带来很大的影响，他继续散财，资助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截止到他1919年逝世，卡耐基共计捐赠大约三亿五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亿美元。
很难想象，对于“当代卡耐基”们的种种批评究竟能对当前的形势发展带来多大的影响。卡拉汉估计，仅盖茨基金会一家组织就会在未来几十年内支出超过一千五百亿美元。未来20年内，富裕婴儿潮一代有望为慈善事业贡献大约七万亿美元。
那会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正如最近一轮的批评所指明的，我们民众可能无法对此发表评论。决定权掌握在慈善家手中，未来则由慈善基金会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