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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由价值、国际制度和大国治理能力这三大要素构成。直接来讲，价值、国际制度都是由富有治理能力的大国塑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冷战之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自由主义民主的世界秩序被称为“自由世界秩序”。从世界秩序的形成到正在发生的大变革，意味着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在于支配性大国的国内政治或者大国治理能力。中国崛起改变了既有的结构性关系，而其他非西方国家内部的治理乱象、美国孤立主义所挑战的“自由世界秩序”，都是因为支配性国家的治理能力的衰变。
导致“自由世界秩序”大变革的根源就在于被西方人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虽然既定世界秩序的价值要素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冷战时期，仅仅是价值观而已，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强求一致，因此美国拥有很多其在价值观上并不认同的盟友，从中东到东亚，从南美到非洲，“自由世界秩序”中包容了智利总统皮诺切特、韩国总统朴正熙等人。但是，携冷战胜利余威的美国人，不但把自由主义民主视为一种价值观，不再是一种自愿服从的“软权力”，而是作为一项国家安全战略向非西方国家推广，强行在很多非西方国家搞硬性的制度转型，为此抛弃了传统的盟友，南斯拉夫联盟的米洛舍维奇、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均被其抛弃。其结果就是“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埃及出现了“民主回潮”，即美国人所说的“选举式威权主义”，利比亚回到碎片化的部落政治状态，叙利亚战火不断催生难民潮。
2019年9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今日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讲话。
在国内政治中，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观变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在此背景下，大规模的南美移民，尤其是墨西哥移民，构成了美国“国民性危机”，这其实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民族矛盾的加剧。从里根总统开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比如，自由化所倡导的资本自由流动，让美国变成了经济上的脱实向虚，制造业衰落导致的是很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化，从而导致产业工人与金融阶层之间的事实性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导致人们所说的“右翼民粹主义”，其实这就是民族主义;阶级矛盾导致人们所说的“左翼民粹主义”，其实就是事实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思想家们正在用“民粹主义”这顶大帽子、这个难以界定的概念掩饰真问题，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问题。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娴熟地運用了这两个矛盾，既代表民族主义者，又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
在欧洲，难民危机也带来价值悖论。按照他们信奉的自由主义价值原则，欧洲国家应该无保留地开放边境接纳难民，但难民潮带来的国内治理压力又让欧洲国家不得不限制难民入境。
世界秩序的大变局事实上提出了一个“自由世界秩序”悖论：“自由世界秩序”因包容了非自由政体而强大，也因强化了自由而危机重重。在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内部，“自由世界秩序”因包容了诸多“非民主政体”才使得“自由世界秩序”拥有了打败敌对秩序的能力。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似乎应该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去强化世界秩序，然而冷战后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至上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政策，结果又必然破坏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
“自由世界秩序”悖论其实也验证了一个常识，没有哪个国家能靠空洞的价值吃饭和打天下，“历史终结论”同样不能治国治世。大国得不到有效治理，结果危及的就是世界秩序。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既有世界秩序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世界秩序有价值上的自由、政治等级性、经济极度不平等性和世界政治上的事实性霸权。正如作为自由主义一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国内加剧了不平等，自由主义的国际政策同样会加剧世界秩序中的不平等以及其他乱象。这就意味着，虽然冠以“自由”，但世界秩序的根本属性却还是不平等和霸权欺凌所导致的不自由。因此，世界秩序需要变革，在大变革中寻找新共识，让新世界秩序少一些不平等，少一些霸权。这就需要新的国家提供新的治理能力。
中国人常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只有强大起来的中国才有可能提出关于新世界秩序的“中国方案”。基于中华文明基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无疑包含着基于和而不同的多种文明并存的思想。这种文明图式与一元论的“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完全不同。文明图式或者文明愿景都是一种“软实力”，其未来命运如何，最终取决于各主要国家的财富权力。因为中国道路的有效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学习中国经验，虽然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2月世界政党大会上提出我们既不输入别人的模式，也不输出自己的模式，事实上一些非洲国家就是在按照中国经验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
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如何在未来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新世界秩序”自然是可以期盼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里做出了这样的描述：“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种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只不过，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都是西方文明强势影响乃至改造其他文明，而多种文明共存的世界应该是不同文明相互包容，而非彼此竞争压制。
大变革的根源
导致“自由世界秩序”大变革的根源就在于被西方人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虽然既定世界秩序的价值要素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冷战时期，仅仅是价值观而已，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强求一致，因此美国拥有很多其在价值观上并不认同的盟友，从中东到东亚，从南美到非洲，“自由世界秩序”中包容了智利总统皮诺切特、韩国总统朴正熙等人。但是，携冷战胜利余威的美国人，不但把自由主义民主视为一种价值观，不再是一种自愿服从的“软权力”，而是作为一项国家安全战略向非西方国家推广，强行在很多非西方国家搞硬性的制度转型，为此抛弃了传统的盟友，南斯拉夫联盟的米洛舍维奇、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均被其抛弃。其结果就是“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埃及出现了“民主回潮”，即美国人所说的“选举式威权主义”，利比亚回到碎片化的部落政治状态，叙利亚战火不断催生难民潮。
在国内政治中，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观变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在此背景下，大规模的南美移民，尤其是墨西哥移民，构成了美国“国民性危机”，这其实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民族矛盾的加剧。从里根总统开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比如，自由化所倡导的资本自由流动，让美国变成了经济上的脱实向虚，制造业衰落导致的是很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化，从而导致产业工人与金融阶层之间的事实性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导致人们所说的“右翼民粹主义”，其实这就是民族主义;阶级矛盾导致人们所说的“左翼民粹主义”，其实就是事实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思想家们正在用“民粹主义”这顶大帽子、这个难以界定的概念掩饰真问题，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问题。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娴熟地運用了这两个矛盾，既代表民族主义者，又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
在欧洲，难民危机也带来价值悖论。按照他们信奉的自由主义价值原则，欧洲国家应该无保留地开放边境接纳难民，但难民潮带来的国内治理压力又让欧洲国家不得不限制难民入境。
自由秩序的悖论
世界秩序的大变局事实上提出了一个“自由世界秩序”悖论：“自由世界秩序”因包容了非自由政体而强大，也因强化了自由而危机重重。在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内部，“自由世界秩序”因包容了诸多“非民主政体”才使得“自由世界秩序”拥有了打败敌对秩序的能力。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似乎应该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去强化世界秩序，然而冷战后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至上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政策，结果又必然破坏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
“自由世界秩序”悖论其实也验证了一个常识，没有哪个国家能靠空洞的价值吃饭和打天下，“历史终结论”同样不能治国治世。大国得不到有效治理，结果危及的就是世界秩序。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既有世界秩序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世界秩序有价值上的自由、政治等级性、经济极度不平等性和世界政治上的事实性霸权。正如作为自由主义一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国内加剧了不平等，自由主义的国际政策同样会加剧世界秩序中的不平等以及其他乱象。这就意味着，虽然冠以“自由”，但世界秩序的根本属性却还是不平等和霸权欺凌所导致的不自由。因此，世界秩序需要变革，在大变革中寻找新共识，让新世界秩序少一些不平等，少一些霸权。这就需要新的国家提供新的治理能力。
新秩序未来可期
中国人常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只有强大起来的中国才有可能提出关于新世界秩序的“中国方案”。基于中华文明基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无疑包含着基于和而不同的多种文明并存的思想。这种文明图式与一元论的“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完全不同。文明图式或者文明愿景都是一种“软实力”，其未来命运如何，最终取决于各主要国家的财富权力。因为中国道路的有效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学习中国经验，虽然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2月世界政党大会上提出我们既不输入别人的模式，也不输出自己的模式，事实上一些非洲国家就是在按照中国经验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
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如何在未来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新世界秩序”自然是可以期盼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里做出了这样的描述：“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种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只不过，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都是西方文明强势影响乃至改造其他文明，而多种文明共存的世界应该是不同文明相互包容，而非彼此竞争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