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公孙丑上》一篇中，有段很耐人寻味的对话。公孙丑讨教不动心的诀窍所在，孟子特意举三人行迹为例。首先是北宫黝，此人好勇斗狠，肌肤被刺破而不屈服，看见可怕的不逃避，他不受制于平民，也不受制于國君，因而其不尊敬诸侯，受到辱骂必然要回击。与之相类者是孟施舍，他堪称无所畏惧，与敌军交锋，从不估量对方实力强弱，也不思虑胜券多大，只是一味死斗。与二者相比，孟子以为，这二位勇士的风范与儒门曾子颇形似，然仔细琢磨，实则神异。差别在于，曾子始终秉承孔子的一句教诲：“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此看来，北宫黝、孟施舍仅是逞一人之强的匹夫，而曾子属于惟义所在、好谋善断的智者。这也印证了孔夫子当年批评子路的一则观点：“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大丈夫挺立于天地间，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
　　时隔两千余年后，同治五年（1879）九月十二日，已被庶务纠缠得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给曾国荃寄去一封书信，特意用了《孟子》中的典故来点拨兄弟。
　　不妨先交代下此信撰写背景。一年前，因平叛功高谤多，不得不暂时蛰伏的曾国荃复出，先是巡抚山西，后移师湖北。此时之鄂省政情可谓险恶。地头蛇乃湖广总督官文，此人“无过人之才”，诸事决于家奴，然雄踞此地达十数年，必是朝中有大靠山，绝非善茬。故九弟赴任前，曾国藩就致函嘱咐其“假满出山，与各邻省督抚共事，亦必龃龉者多，水乳者少”，为人处世务必三思后行。孰料曾国荃永远是改不了的“暴脾气”，履任仅半年多，就一封密折狠狠参劾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等罪状，这简直在湖北官场捅出了天大的窟窿。更要命的是这般大动作，曾国藩事先毫不知情。
　　言归正传，正是面临老九新惹的事端，曾国藩与之进行辩论。开篇曾氏径直批驳九弟所谓“自强者每胜一筹”的观点。在其看来，争强好胜看似短期易于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但“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可见即使拥有虎狼之师，亦非永续长久之道。单就一人而言，所谓强“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除此之外，无论是凭借机巧，抑或依仗武力所达到的强势，“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因此，曾国藩抛出了君子自强的正途所在，“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反观弹劾官文事件，曾国荃尚未立稳根基，便意气用事，与湖北官场泰半官吏闹翻，“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极可能招致怨恨，祸害自身。果不其然，次年因剿贼无功，朝廷借机摘去曾国荃顶戴，令其回家养病。这一养便是整整八年，老哥的判断又一次不幸言中。
　　其实，关于“自强”境界一事，兄弟间多有交流。粗略看来，曾氏之理解大致有几层含义：一、既是自强，便不宜时时外露。曾国藩总结起兵初期的诸多教训，自以为是，急于表现，一肚子不合时宜、不识世态的言行，招致众人厌恶，遂影响了湘军发展。故，其后来告诫诸兄弟须积蓄能量，强大自身，“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王，子孙也受用”，事业自然蒸蒸日上。二、虽不声张，然自强须有倔强之特质。沉潜不等于沉默，和光同尘也不是沆瀣一气，自强之人理当有定见甚或执念，其背后支撑的精神力量是倔强。曾国藩很看重该气质，“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三、自强一途偏于刚毅，但又非刚硬、刚愎与愤激。基于数十载宦海阅历与体悟，曾国藩对自强气质的辨析堪称精微。首先，过刚易折，自强须刚柔并济。一次，曾氏自感有所顿悟，于是提笔与诸兄弟分享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对人而言，刚为骨架，柔是血肉，二者融通，方能顶天立地，摧折不倒。其次，倔强太过，便近于愎。倔强绝不是固执、任性、抱残守缺。当年在京城任职，曾国藩时常遭人白眼，“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于是，其强调自强与刚愎判然有别。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强制、强恕、强毅和强为善，一味“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再次，位高权重若不注意修养反省，原本自强之气往往会流于忿激。比如曾国荃，随着战功日益显赫，开始忘乎所以、目中无人。所以，曾国藩劝他“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四，自强之化境，应是明强。纵使自强有万端变化，到底还要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始于明，终于明。所谓“明”，是明白、理性、坚韧、通透。若不明则是暗昧、横蛮。早在距弹劾事件发生三年前，曾国藩就下过一番精辟高论：“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弟向来倔犟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放低姿态，韬光养晦，洞晓时世，慎终如始，或此之谓“明强”也。惜手捧此函，心存暗昧、愤激、刚愎的曾国荃仅是入眼而未入心，日后官场倍遭蹉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