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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消费的目标函数下，供给侧改革，就是促进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流动到最有生产力和创新力的部门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改革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突破口，“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也被写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成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众多新动能的重中之重。为此，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CBI）研究员朱克力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全面阐释供给侧改革对新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
供给侧改革战略背后的困局
《中华儿女》：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根据2015年经济形势分析，2016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压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怎样的环境中起步？
朱克力：当前，全球进入相对低迷的经济周期，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同样面临经济动力疲乏的困局。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面临下行压力，直到2015年第三季度降至同比增长6.9%，至今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诸如结构性产能过剩、企业债务高企、房地产库存过多等众多重要经济难题横亘在前，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使经济增长动能愈加羸弱。
具体而言，以传统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或需求端视角分析，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净出口，都面临着下行的现实压力。从投资来看，截至2015年11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2%，较2014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3%，较2014年同期下降10.6个百分点。2015年以来虽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但由于制造业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仍处于深水区，占比较大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显不足。
从消费来看，2015年1-11月社会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6%，较2014年同期下降1.36个百分点；截至2015年三季度居民收入同比增长6.8%，较2014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可见消费和居民收入增长整体也处于下行趋势。
从净出口看，截至2015年11月，中国进口同比下降9%，出口同比下降7.1%，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21%，下降趋势明显。且2015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降为-1.8%，靠出口拉动已非可选项。
基于如此情势，站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可以预期：2016年中国经济仍有相当大的下行压力，甚至可能进一步下探。在此经济环境下，亟需进一步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找增长新动力新空间。
美国之鉴 VS 中国之策
《中华儿女》：如果把供给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部署，需要有一种历史感和比较鉴别能力。在经济学中，供给侧改革并非一个新名词。有些国家也曾使用供给侧改革手段调整国内经济，收效不一。对于我国而言，供给侧改革将是呈现怎样的中国特色？
朱克力：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们往往会想到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实施的供给经济政策。当然，针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未来五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不是简单的供给经济学政策，也不完全是供给管理。里根政府所处的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的局面，经济增长乏力，CPI持续走高，财政赤字压力巨大。在此情况下，里根在第一个任期内开始实施供给经济学政策，以期通过管控通胀、提振投资、缩减公共开支实现经济回暖和财政可持续。他具体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一是紧缩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二是加快减税步伐，促进投资消费和财政增加；三是放松政府管制，释放经济活力；四是削减福利开支，降低财政赤字。
里根供给经济学的本源是“拉弗曲线”理论，但面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复杂性，政府采取了一揽子供给与需求政策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的压力，并为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成效是比较明显的。与罗斯福新政一样，多年来学术界对于里根供给经济学有不少批评。然而，宏观经济政策是难以试错的，我们很难评判如果里根采取别的政策组合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主义”政策，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些经验，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的借鉴：
一是实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长期性。供给侧改革举措并不是短期内能迅速见效的，应该从长期经济表现来看待和评价供给政策的效果。
二是实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需求。供给侧改革不能是单向政策，而是一个有机的政策组合，在宏观稳定的情况下推进微观放活，通過政策配套保证经济短期平稳和长期增长。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不需要需求侧管理，而是双方更紧密配合。
三是实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复杂性。现实宏观经济是复杂多变的，政策措施组合也存在相互影响。因此，要有效避免政策之间错位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损害，必须根据经济实际需要坚持政策之间的配套。
对当今中国经济而言，潜在产生面临的巨大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而这个下滑无法通过大规模货币政策刺激加以解决。着重考虑供给侧改革，的确更合理和应时。汲取里根经济学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可着重关注以下方面：第一，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提升经济效率和减少市场运行的体制成本；第二，国企市场化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放开非必要的政府垄断行业，为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竞争营造公平环境；第三，进行结构性减税，增强企业活力以促进商业创新，同时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以促进消费持续增长；第四，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从而将人口生育率尽量提升至代际更替率的水平。
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问题
《中华儿女》：如今“十三五”规划已经正式发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问题？供给侧改革引领未来中国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哪些关键环节？ 朱克力：国际经济环境日益错综复杂，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日益显现。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目标要求将年GDP增长率设置在7%附近，鉴于2015年GDP同比增长率已降至6.9%，中国经济发展压力陡增。自2015年11月以来，中央高层频繁提出供给侧改革。以需求管理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进入瓶颈，原因在于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失调，而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创新性、高端的生产能力不足，伴随着低端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流入低效传统部门的结构性问题。一味地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该问题，反而会使问题积累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增高。加之刺激政策边际效果递减，需求管理已趋强弩之末。
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整个社会和大众媒体都深陷在总需求管理的迷雾之中：提到经济增长，则满篇不是谈论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就是谈论降息、降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经济增长概念的混乱。实则，即便以凯恩斯主义视角观之，也只有在总需求不足，即总需要小于长期总供给时，进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内，长期总供给线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动，那即便将短期总需求提到高于长期总供给，实际产出最终还是会回落到潜在产出水平，保持经济增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经济增长？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关注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有句名言：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生产能力即潜在产出提高了，长期总供给曲线能够不断向右移动，那么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自然就随之而增长。反之，如果潜在产出不变，则长期来看国民收入也无法增长，即使短期内进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实际产出，最终可能只是转变为产能过剩和物价上升而已。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潜在产出增长乏力。借鉴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K， L），至少能看出这样几个问题，恰恰是中国经济“十三五”期间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的关键环节：
首先，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由于各种体制原因，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商业创新都显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
其次，虽然目前中国处于资本相对充裕的阶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获得资本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使得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高。加之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国有企业进行低效率资本扩张的冲动，这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国企债务高企的问题？目前并不明朗。因而通过进一步增加杠杆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可持续。
再者，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而目前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快速老龄化问题，将对潜在产出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经济新动能的供给侧逻辑
《中华儿女》：您前面提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经济增长无非是投资拉动、消费拉动、降息降准等，多是对需求方的控制。那么，在供给侧改革启动之后，市场供需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供给侧改革怎样引领市场需求？
朱克力：国务院2015年11月发布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让新消费引领和催生新投资、新供给，并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这是因为，要想如期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和源泉。进一步说，就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新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同时发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潜力。
以网络约车平台为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传统出租行业无法满足居民外出打车需求的矛盾激发，网络约车平台这种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通过在线平台的资源调配和私家车主的接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来管制市场的供给不足。政府在管理过程中需尽量减少对这种服务模式的创新添加过重的行政管制，而要鼓励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创新供给来满足新的需求，从而提升经济效率。
《中华儿女》：供给侧改革为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提供了怎样的新角度？供给侧改革将对“十三五”期间的中国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朱克力：在新消费的目标函数下，供给侧改革，就是促进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流动到最有生产力和创新力的部门，从而不断焕发市场活力、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侧改革不是加大政府对供给的计划和管制，而是进一步简政放权，让市场和民营资本发挥更多主动性与创新性，增加供给的活力和质量。
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十三五”乃至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有三大新动能：一是对内深化供给侧改革，以激活中国经济内生动力；二是对外深入挖掘“一带一路”等协同效应，以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三是大力鼓励创新，以法治保障创新创造，使创新真正成为驱动发展之源。
可以说，立足于“市场决定”和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大逻辑，在“双创”、“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经济和微观经济层面的战略矩阵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蓄势发力，持续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万众创新伟力，以期顺利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
新经济：创新驱动十三五
《中华儿女》：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新经济”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词，也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新经济”就意味着需要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哪些新增长点？创新将在未来中国发展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朱克力：的确，发展“新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层面的国家新战略。其实“新经济”就是创新型经济。“十三五”规划中，创新位居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如何把创新搞对，无疑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命题，成为实现众多目标或者说打开层层枷锁的那把钥匙。创新的可测度方式和指针有很多，其中，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智库学者长期呼吁下终于获得正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指出：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助力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鉴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应视为创新最重要的指針。
在新常态的多重挑战下，要让创新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新动能，通过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创新的魔咒”或“创新力迷局”的视角出发，需要回答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等类似问题，可基于投入产出比的经济计算来考量。有关中国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部分都浪费了；官方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很多成果没有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官僚作风脱离实际指导创新的方向，并带来大量的资助，注定结果不会好到哪去。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换言之，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制约着社会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要想避免创新流于口号，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从这个认知逻辑出发，创新驱动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应有之义，正是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有序创新，主要是落实执行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顶层设计部署的改革战略，其实放在现在讲，也就是着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在看来，高层对创新逻辑的理解进一步清晰，把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要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同时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本届政府从微观经济学着眼，不遗余力地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战略，对于有创新、创业想法的人来说，这种持续不断对创新的推崇和支持即便有口惠而实难至之忧，也不可忽视其营造有利市场氛围和创新环境的努力。身边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勇于创业，应该祝福。前段时间很多中国创业者走进以色列，去学习他们先进的思想和创业经验，以回国创造。随着在国家战略推动下形成的热潮，当相应的思潮、教育成形之后，相信会结出许多真正的创新果实。
责任编辑 李菡丹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改革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突破口，“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也被写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成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众多新动能的重中之重。为此，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CBI）研究员朱克力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全面阐释供给侧改革对新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
供给侧改革战略背后的困局
《中华儿女》：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根据2015年经济形势分析，2016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压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怎样的环境中起步？
朱克力：当前，全球进入相对低迷的经济周期，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同样面临经济动力疲乏的困局。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面临下行压力，直到2015年第三季度降至同比增长6.9%，至今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诸如结构性产能过剩、企业债务高企、房地产库存过多等众多重要经济难题横亘在前，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使经济增长动能愈加羸弱。
具体而言，以传统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或需求端视角分析，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净出口，都面临着下行的现实压力。从投资来看，截至2015年11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2%，较2014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3%，较2014年同期下降10.6个百分点。2015年以来虽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但由于制造业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仍处于深水区，占比较大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显不足。
从消费来看，2015年1-11月社会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6%，较2014年同期下降1.36个百分点；截至2015年三季度居民收入同比增长6.8%，较2014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可见消费和居民收入增长整体也处于下行趋势。
从净出口看，截至2015年11月，中国进口同比下降9%，出口同比下降7.1%，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21%，下降趋势明显。且2015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降为-1.8%，靠出口拉动已非可选项。
基于如此情势，站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可以预期：2016年中国经济仍有相当大的下行压力，甚至可能进一步下探。在此经济环境下，亟需进一步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找增长新动力新空间。
美国之鉴 VS 中国之策
《中华儿女》：如果把供给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部署，需要有一种历史感和比较鉴别能力。在经济学中，供给侧改革并非一个新名词。有些国家也曾使用供给侧改革手段调整国内经济，收效不一。对于我国而言，供给侧改革将是呈现怎样的中国特色？
朱克力：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们往往会想到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实施的供给经济政策。当然，针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未来五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不是简单的供给经济学政策，也不完全是供给管理。里根政府所处的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的局面，经济增长乏力，CPI持续走高，财政赤字压力巨大。在此情况下，里根在第一个任期内开始实施供给经济学政策，以期通过管控通胀、提振投资、缩减公共开支实现经济回暖和财政可持续。他具体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一是紧缩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二是加快减税步伐，促进投资消费和财政增加；三是放松政府管制，释放经济活力；四是削减福利开支，降低财政赤字。
里根供给经济学的本源是“拉弗曲线”理论，但面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复杂性，政府采取了一揽子供给与需求政策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的压力，并为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成效是比较明显的。与罗斯福新政一样，多年来学术界对于里根供给经济学有不少批评。然而，宏观经济政策是难以试错的，我们很难评判如果里根采取别的政策组合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主义”政策，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些经验，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的借鉴：
一是实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长期性。供给侧改革举措并不是短期内能迅速见效的，应该从长期经济表现来看待和评价供给政策的效果。
二是实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需求。供给侧改革不能是单向政策，而是一个有机的政策组合，在宏观稳定的情况下推进微观放活，通過政策配套保证经济短期平稳和长期增长。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不需要需求侧管理，而是双方更紧密配合。
三是实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复杂性。现实宏观经济是复杂多变的，政策措施组合也存在相互影响。因此，要有效避免政策之间错位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损害，必须根据经济实际需要坚持政策之间的配套。
对当今中国经济而言，潜在产生面临的巨大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而这个下滑无法通过大规模货币政策刺激加以解决。着重考虑供给侧改革，的确更合理和应时。汲取里根经济学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可着重关注以下方面：第一，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提升经济效率和减少市场运行的体制成本；第二，国企市场化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放开非必要的政府垄断行业，为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竞争营造公平环境；第三，进行结构性减税，增强企业活力以促进商业创新，同时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以促进消费持续增长；第四，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从而将人口生育率尽量提升至代际更替率的水平。
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问题
《中华儿女》：如今“十三五”规划已经正式发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问题？供给侧改革引领未来中国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哪些关键环节？ 朱克力：国际经济环境日益错综复杂，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日益显现。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目标要求将年GDP增长率设置在7%附近，鉴于2015年GDP同比增长率已降至6.9%，中国经济发展压力陡增。自2015年11月以来，中央高层频繁提出供给侧改革。以需求管理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进入瓶颈，原因在于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失调，而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创新性、高端的生产能力不足，伴随着低端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流入低效传统部门的结构性问题。一味地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该问题，反而会使问题积累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增高。加之刺激政策边际效果递减，需求管理已趋强弩之末。
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整个社会和大众媒体都深陷在总需求管理的迷雾之中：提到经济增长，则满篇不是谈论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就是谈论降息、降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经济增长概念的混乱。实则，即便以凯恩斯主义视角观之，也只有在总需求不足，即总需要小于长期总供给时，进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内，长期总供给线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动，那即便将短期总需求提到高于长期总供给，实际产出最终还是会回落到潜在产出水平，保持经济增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经济增长？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关注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有句名言：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生产能力即潜在产出提高了，长期总供给曲线能够不断向右移动，那么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自然就随之而增长。反之，如果潜在产出不变，则长期来看国民收入也无法增长，即使短期内进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实际产出，最终可能只是转变为产能过剩和物价上升而已。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潜在产出增长乏力。借鉴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K， L），至少能看出这样几个问题，恰恰是中国经济“十三五”期间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的关键环节：
首先，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由于各种体制原因，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商业创新都显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
其次，虽然目前中国处于资本相对充裕的阶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获得资本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使得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高。加之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国有企业进行低效率资本扩张的冲动，这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国企债务高企的问题？目前并不明朗。因而通过进一步增加杠杆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可持续。
再者，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而目前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快速老龄化问题，将对潜在产出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经济新动能的供给侧逻辑
《中华儿女》：您前面提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经济增长无非是投资拉动、消费拉动、降息降准等，多是对需求方的控制。那么，在供给侧改革启动之后，市场供需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供给侧改革怎样引领市场需求？
朱克力：国务院2015年11月发布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让新消费引领和催生新投资、新供给，并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这是因为，要想如期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和源泉。进一步说，就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新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同时发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潜力。
以网络约车平台为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传统出租行业无法满足居民外出打车需求的矛盾激发，网络约车平台这种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通过在线平台的资源调配和私家车主的接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来管制市场的供给不足。政府在管理过程中需尽量减少对这种服务模式的创新添加过重的行政管制，而要鼓励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创新供给来满足新的需求，从而提升经济效率。
《中华儿女》：供给侧改革为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提供了怎样的新角度？供给侧改革将对“十三五”期间的中国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朱克力：在新消费的目标函数下，供给侧改革，就是促进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流动到最有生产力和创新力的部门，从而不断焕发市场活力、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侧改革不是加大政府对供给的计划和管制，而是进一步简政放权，让市场和民营资本发挥更多主动性与创新性，增加供给的活力和质量。
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十三五”乃至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有三大新动能：一是对内深化供给侧改革，以激活中国经济内生动力；二是对外深入挖掘“一带一路”等协同效应，以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三是大力鼓励创新，以法治保障创新创造，使创新真正成为驱动发展之源。
可以说，立足于“市场决定”和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大逻辑，在“双创”、“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经济和微观经济层面的战略矩阵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蓄势发力，持续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万众创新伟力，以期顺利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
新经济：创新驱动十三五
《中华儿女》：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新经济”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词，也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新经济”就意味着需要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哪些新增长点？创新将在未来中国发展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朱克力：的确，发展“新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层面的国家新战略。其实“新经济”就是创新型经济。“十三五”规划中，创新位居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如何把创新搞对，无疑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命题，成为实现众多目标或者说打开层层枷锁的那把钥匙。创新的可测度方式和指针有很多，其中，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智库学者长期呼吁下终于获得正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指出：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助力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鉴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应视为创新最重要的指針。
在新常态的多重挑战下，要让创新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新动能，通过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创新的魔咒”或“创新力迷局”的视角出发，需要回答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等类似问题，可基于投入产出比的经济计算来考量。有关中国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部分都浪费了；官方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很多成果没有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官僚作风脱离实际指导创新的方向，并带来大量的资助，注定结果不会好到哪去。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换言之，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制约着社会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要想避免创新流于口号，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从这个认知逻辑出发，创新驱动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应有之义，正是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有序创新，主要是落实执行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顶层设计部署的改革战略，其实放在现在讲，也就是着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在看来，高层对创新逻辑的理解进一步清晰，把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要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同时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本届政府从微观经济学着眼，不遗余力地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战略，对于有创新、创业想法的人来说，这种持续不断对创新的推崇和支持即便有口惠而实难至之忧，也不可忽视其营造有利市场氛围和创新环境的努力。身边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勇于创业，应该祝福。前段时间很多中国创业者走进以色列，去学习他们先进的思想和创业经验，以回国创造。随着在国家战略推动下形成的热潮，当相应的思潮、教育成形之后，相信会结出许多真正的创新果实。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