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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詹姆逊后现代文化意识思维较为合理地颂扬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无所顾及地推翻了以往解构主义所谓的“消解中心”(de—center)的根本思想观念模式，同时又着重突显了社会知识体系状态的不同局部空间、不同表里之间的差异性显现化特征，以及每时每刻要把这种差异性特征从“统一性合围”的逻辑中解放出来的大胆构想。詹姆逊认为， 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多种差异性特征，能够非常明显的泄露后现代思维的不稳定行为，以及想象性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最终目的是想让后现代意识被大众充分理解、消化、包容，以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纯粹的资本主义道路上， 最终走向一个趋同的、同一化的绝对化趋势空间范畴。
[关键词] 詹姆逊后现代文化批判主题显现
一、詹姆逊后现代文化意识建构的生成
在1985年，詹姆逊明确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它颇依赖于总体观念)正在于它坚持知识的总体观，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汇贯通，因为它的先决观念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这表明，他已开始准备把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上，并把马克思的原理看作为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根基，以及在此根基上极力地表现他的那种后现代幻想，他说：“要提供一个能面向两方面的东西：分析文化文本特征的原则，同时该原则本身又是一个工作体系，即能说明这些特征的一般意识形态功能。”詹姆逊的这种观点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三种社会文化风格体系同三种各自社会实际理性空间体系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并强调了后现代行为现象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殖民扩张在文化上的充分表现与张扬，他让商品消费文化和资本主义物化理性逻辑完全摧毁了以往资本主义思维传统模式。由此，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文中，他认为，“艺术生产今天已被整合进整个的商品生产中，经济的那种要以更快的转向速度掀起新而又新的商品浪潮的疯狂般的迫切性赋予艺术创新的实验一个日益基本的结构功能和位置。形形色色的机构对于新艺术的支持，从基金和拨款到设立博物馆及其它形式的资助，其实就是对这种经济必要性的认可。”
显然，詹姆逊的这种激进的后现代文化意识思维较为合理地颂扬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无所顾及地推翻了以往解构主义所谓的“消解中心”(de-center)的根本思想观念模式，打破了那种传统的社会总体和谐只能停留在高度幻想阶段的思维化理论空间模式阶段的神话，而同时又着重突显了社会知识体系状态的不同局部空间、不同表里之间的差异性显现化特征，以及每时每刻要把这种差异性特征从“统一性合围”的逻辑中解放出来的大胆构想。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多种差异性特征，能够非常明显的泄露后现代思维的不稳定行为，以及想象性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所以他这样写道：“对于差异的坚定捍卫，在大多数情况下理由自然很简单，就是自由和宽容。这一立场的无可辩驳是众所周知的。但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性问题：对于差异的宽容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是否属于社会同质化、标准化以及真正差异被取消的后果呢?”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最终目的是想让后现代意识被大众充分理解、消化、包容，以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纯粹的资本主义道路上，最终走向一个趋同的、同一化的绝对化趋势空间范畴。这一结论可以通过后现代资本主义大规模商品生产方式体现与消费心理模式、世界市场总协调、大众媒介传播、商业广告宣传、心理范式感悟等大众现象予以证实。此外，由于后现代资本积累原始方式目前正朝着总体化、规范化、一体化的模式空间发展演变，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对相应社会文化习俗、地理概念以及心理空间想象的渗透力与同化力变得日趋强大、无所不能。在此情形下，所有对后现代文化理念的差异性的无限崇拜与理解性思维，就自然而然演变成了掩盖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合理化方式，而且这种盲目崇拜心理感悟可能比任何总体性观念都显得更为天真、更具有乌托邦的狂想色彩。实际上，那种所谓的后现代文化社会对其各个体系的差异’性行为特征的顶礼膜拜，是非常容易让人陷入当代虚幻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堕落行动的陷阱的。
另外，詹姆逊宣称：“如果不考虑这一词汇的性(gender)的问题，我们确实都想‘掌握’历史，无论以哪一种可能的方式：逃离历史的梦魇——人类对于那似乎是盲目的、天然的社会经济命运，法则’的征服——仍然是马克思主义遗产中不可替代的意愿，不管我们用何种语言来表述它。”在此，他明显地在其理论中又一次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性历史框架中来加以理解和阐释，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连贯的、充分体现历史框架的后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叙事模式。但是他并未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历史框架消费叙事方法并不是后现代社会特有的叙事模式，它可以广泛用于历史框架中任何有关叙事的场合，在后现代环境下，它只是我们借以理解后现代生存样态的有效手段和有效途径。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书中，詹姆逊指出，“现代艺术的力量与可能性来自于它在现代化经济中充当了古老剩余物和逆流的角色：它美化、揄扬、激进地践行旧式的个体生产形式：而在它之外，这些形式正处于被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和清除的关头。”这说明文学家们无时无刻不在以大众消费化形式方法对后现代文学予以大胆创新，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后现代整体个性艺术风尚和审美特性的极端崇尚与追求。传统体系中常用的个人化行为意识创作方式在后现代环境下已消失得毫无踪影，后现代艺术创作方法是强调对大规模文学创作的机械复制，或使得文学作品完全成了拟像(simulacra)和杂揉(pastiche)的奴隶和附庸。由此，在詹姆逊的文学艺术构想层面上，反映出他的那种考察文学艺术和文化总体的实质性演变空间模式与高度机敏的、灵巧的合理化演化过程，这完全可以使起其的后现代理性文化模式发展成为一种连续性的，在一个更大的、较为抽象的历史框架结构中得到充分证明和弥补的真正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文化模式。
二、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当代理论价值吸取
虽然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总体性特征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心成分，但这并代表他自始自终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立场，并不代表他是一位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来源相当广泛，常常大量吸收当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多种有效成分。较为明显的是对于后结构主义社会化理论的吸收，他的研究宗旨是力图在自身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建构中广为吸取众家理论所长和采纳其主 要的理论创见，这样可以非常完美地丰富自己的学说。例如：在“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他恰入其分的引入了阿尔杜塞的“多元决定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解中心”思想进行接受与改造；此外，在对“生产方式”模式的共时性理解的主观性问题上，他的历史观也在不知不觉中引用福柯的某些有关的学说。但是，对后现代理论总体性的突出显示和过分注重，显然给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带来了很大的局限与无限化的困境。由于他试图通过对于后现代总体性的强调来获得一个包容整个社会生活的时代分期概念，这无疑使他自然而然地把后现代主义最终看成是当代居于多种文化哲学首位的艺术(文化)风格或类型。这实际上是大大加深后现代文化与现代主义之间本身所具有的巨大鸿沟，从而夸大了后现代性在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合理性存在，以及在不同文化领域中的良好表现，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上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詹姆逊开始将他的后现代理论研究重点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上。通过较为系统地分析梳理，詹姆逊借助于当代文化学理论的某些重点研究方法，对后现代文化现象作了深刻的剖析和阐释，并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理性地归纳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基本行为特征，其中有些典型化特征被后来的一些后现代研究者广为引证和借用。这时的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研究已不再单纯局限于20世纪文学批评和相关的叙事领域，而是充分涉足到了音乐艺术、绘画手段、电影表现、建筑风格等多种大众文化。1998年，詹姆逊的新书——《文化转向》横空出世，书中的重要理论观点论述代表了詹姆逊研究后现代理论核心的最新成就。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范围的日趋扩大，詹姆逊向我们表现出了一种思想内涵十分庞杂的“文化文本”和“消费文本”。同时，詹姆逊对资本主义后现代文化现象的研究已不再是一种封闭的学院式研究，他已经把文化批评方式看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间的当代社会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批判性的认识活动。在詹姆逊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后现代关键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挖掘中，他以其高度的敏锐性感觉到后现代理论所谓的“文化”概念，在后现代社会里，其深层次的合理化内涵空间在消费主义条件下已经大大拓展，可以说，“文化”一词是对各种社会化的感悟事物的直接渗透或移入，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既具普遍意义而又具深刻意义的二元化对立现象。他认为：“由于作为全自律空间或范围的文化黯然失色，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扩散”。他还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这表明，詹姆逊在消费社会的前提下研究文化现象时，力图通过一种大众化的、集体参与的、区域性的文化手段去反观另一种文化的深层意义。而这种有效的文化手段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相观照、互相审视的视角转换，合理运用这种文化手段可以让人们在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中获得更为开阔的空间视野。
就文化批评而言，詹姆逊试图强调生产化体系对资本主义文化属性的决定作用，并大胆尝试运用经济系统及生产化体系的语汇对后现代文化现象予以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后现代文化批评所面对的文本本身具备的语言化语法行为丰富的内涵，它代表着各种语言化群体的客观性写照。文化批评的目的就是不断揭示出文本中斑驳的语法化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像文化分裂主义那样追求某种独白式的意识化行为话语。此外，在分析具体的后现代文化现象时，詹姆逊还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角度对大众文化文本话语进行批判性分析，在他看来，大众文化文本的魅力在于它始终在实现一种语言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它又是一种具有强烈的乌托邦幻想色彩的思维化载体。大众文化文本内部必然隐含着对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秩序的否定与悖离，这种否定与悖离力图通过对焦虑的压制使现存的语言化文本结构合法化，同时又极力想表达语法集合行为的最深刻最基本的希望和幻想。实际上，大众文化文本策略是妄图通过语法化的想象性解决叙述结构，以及整体性的社会和谐实现视像幻觉的压制与愿望，并在压制的策略中唤起幻想。此外，詹姆逊在对后现代文化合理化感官意识的理解上认为，后现代的知识感化空间已超出用人类个体感知的能力，后现代文化知识的不断理解巩固将刺激我们去不断挖掘一种能持久的新的感官机能，这种机能可以将我们的后现代文化感觉和认识扩展到一个全新的维度，而正是这种维度让我们永远处于全球化非中心网络中当代人类主体体系当中。在对后现代艺术的分析中，詹姆逊敏锐地感受到视像艺术的突出效果与人们的接受喜悦，并坚持认为这样的视觉艺术作为一种消费形态实则给人一种崭新的知觉过程，当然这种消费艺术形态包括个人化形象和色彩模式。
总之，对于的后现代文化现象的主题性研究，目前西方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他在研究的合理化表现方式上大大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轨道，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和背叛。其实，这种看法是较为片面的，詹姆逊在其后现代文化的理解中始终坚持密切关注现实生活的原则，并充分意识到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正常形式下，各种理性文化思潮正按一套各自特征完全不同的规则在合理运作。正如某些当代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化阐释是告诫人们：合理化的理论研究必须不断改变自身的批评策略和批判方式，并善于充分借助他人的重要研究成果调整和充实自己的理论化诠释，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基础能在尖锐化思想上保持一种良好冲击力。可以肯定地说，詹姆逊的后现代研究理论思想的转变还在不断地进行之中，这并不是说詹姆逊在自身理论建树上意志的不坚定或优柔寡断，这正说明他有一种可贵的、永无止境的、无限的理论探索勇气。莫里斯在《开放的自我》一书中曾指出：“要使我们自己投入到创造活动中，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这里所谓认识自己，就是要清醒地认识或知晓自己理论的局限化体现和价值化体现，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反省自己在进行理论批评话语活动时可能出现的消极问题，由此产生一种由外部向内部不断否定更新以往理论的内驱化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位有成就理论家就是在不断地否定其理论的前提下发展的，这是理论家们有朝气和活力的极好体现，任何理论家的发展优势在于他能不断地寻求与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空间，不断吸收和创造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理论，以创造批评的明天。詹姆逊作为一位勤于探讨、并极富政治敏感的当代学者，不断变化其研究视角和研究焦点充分说明他本人就是以上所言的真正意义上的学者。
[关键词] 詹姆逊后现代文化批判主题显现
一、詹姆逊后现代文化意识建构的生成
在1985年，詹姆逊明确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它颇依赖于总体观念)正在于它坚持知识的总体观，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汇贯通，因为它的先决观念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这表明，他已开始准备把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上，并把马克思的原理看作为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根基，以及在此根基上极力地表现他的那种后现代幻想，他说：“要提供一个能面向两方面的东西：分析文化文本特征的原则，同时该原则本身又是一个工作体系，即能说明这些特征的一般意识形态功能。”詹姆逊的这种观点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三种社会文化风格体系同三种各自社会实际理性空间体系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并强调了后现代行为现象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殖民扩张在文化上的充分表现与张扬，他让商品消费文化和资本主义物化理性逻辑完全摧毁了以往资本主义思维传统模式。由此，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文中，他认为，“艺术生产今天已被整合进整个的商品生产中，经济的那种要以更快的转向速度掀起新而又新的商品浪潮的疯狂般的迫切性赋予艺术创新的实验一个日益基本的结构功能和位置。形形色色的机构对于新艺术的支持，从基金和拨款到设立博物馆及其它形式的资助，其实就是对这种经济必要性的认可。”
显然，詹姆逊的这种激进的后现代文化意识思维较为合理地颂扬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无所顾及地推翻了以往解构主义所谓的“消解中心”(de-center)的根本思想观念模式，打破了那种传统的社会总体和谐只能停留在高度幻想阶段的思维化理论空间模式阶段的神话，而同时又着重突显了社会知识体系状态的不同局部空间、不同表里之间的差异性显现化特征，以及每时每刻要把这种差异性特征从“统一性合围”的逻辑中解放出来的大胆构想。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多种差异性特征，能够非常明显的泄露后现代思维的不稳定行为，以及想象性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所以他这样写道：“对于差异的坚定捍卫，在大多数情况下理由自然很简单，就是自由和宽容。这一立场的无可辩驳是众所周知的。但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性问题：对于差异的宽容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是否属于社会同质化、标准化以及真正差异被取消的后果呢?”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最终目的是想让后现代意识被大众充分理解、消化、包容，以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纯粹的资本主义道路上，最终走向一个趋同的、同一化的绝对化趋势空间范畴。这一结论可以通过后现代资本主义大规模商品生产方式体现与消费心理模式、世界市场总协调、大众媒介传播、商业广告宣传、心理范式感悟等大众现象予以证实。此外，由于后现代资本积累原始方式目前正朝着总体化、规范化、一体化的模式空间发展演变，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对相应社会文化习俗、地理概念以及心理空间想象的渗透力与同化力变得日趋强大、无所不能。在此情形下，所有对后现代文化理念的差异性的无限崇拜与理解性思维，就自然而然演变成了掩盖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合理化方式，而且这种盲目崇拜心理感悟可能比任何总体性观念都显得更为天真、更具有乌托邦的狂想色彩。实际上，那种所谓的后现代文化社会对其各个体系的差异’性行为特征的顶礼膜拜，是非常容易让人陷入当代虚幻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堕落行动的陷阱的。
另外，詹姆逊宣称：“如果不考虑这一词汇的性(gender)的问题，我们确实都想‘掌握’历史，无论以哪一种可能的方式：逃离历史的梦魇——人类对于那似乎是盲目的、天然的社会经济命运，法则’的征服——仍然是马克思主义遗产中不可替代的意愿，不管我们用何种语言来表述它。”在此，他明显地在其理论中又一次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性历史框架中来加以理解和阐释，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连贯的、充分体现历史框架的后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叙事模式。但是他并未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历史框架消费叙事方法并不是后现代社会特有的叙事模式，它可以广泛用于历史框架中任何有关叙事的场合，在后现代环境下，它只是我们借以理解后现代生存样态的有效手段和有效途径。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书中，詹姆逊指出，“现代艺术的力量与可能性来自于它在现代化经济中充当了古老剩余物和逆流的角色：它美化、揄扬、激进地践行旧式的个体生产形式：而在它之外，这些形式正处于被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和清除的关头。”这说明文学家们无时无刻不在以大众消费化形式方法对后现代文学予以大胆创新，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后现代整体个性艺术风尚和审美特性的极端崇尚与追求。传统体系中常用的个人化行为意识创作方式在后现代环境下已消失得毫无踪影，后现代艺术创作方法是强调对大规模文学创作的机械复制，或使得文学作品完全成了拟像(simulacra)和杂揉(pastiche)的奴隶和附庸。由此，在詹姆逊的文学艺术构想层面上，反映出他的那种考察文学艺术和文化总体的实质性演变空间模式与高度机敏的、灵巧的合理化演化过程，这完全可以使起其的后现代理性文化模式发展成为一种连续性的，在一个更大的、较为抽象的历史框架结构中得到充分证明和弥补的真正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文化模式。
二、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当代理论价值吸取
虽然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总体性特征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心成分，但这并代表他自始自终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立场，并不代表他是一位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来源相当广泛，常常大量吸收当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多种有效成分。较为明显的是对于后结构主义社会化理论的吸收，他的研究宗旨是力图在自身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建构中广为吸取众家理论所长和采纳其主 要的理论创见，这样可以非常完美地丰富自己的学说。例如：在“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他恰入其分的引入了阿尔杜塞的“多元决定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解中心”思想进行接受与改造；此外，在对“生产方式”模式的共时性理解的主观性问题上，他的历史观也在不知不觉中引用福柯的某些有关的学说。但是，对后现代理论总体性的突出显示和过分注重，显然给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带来了很大的局限与无限化的困境。由于他试图通过对于后现代总体性的强调来获得一个包容整个社会生活的时代分期概念，这无疑使他自然而然地把后现代主义最终看成是当代居于多种文化哲学首位的艺术(文化)风格或类型。这实际上是大大加深后现代文化与现代主义之间本身所具有的巨大鸿沟，从而夸大了后现代性在文化整体结构中的合理性存在，以及在不同文化领域中的良好表现，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上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詹姆逊开始将他的后现代理论研究重点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上。通过较为系统地分析梳理，詹姆逊借助于当代文化学理论的某些重点研究方法，对后现代文化现象作了深刻的剖析和阐释，并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理性地归纳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基本行为特征，其中有些典型化特征被后来的一些后现代研究者广为引证和借用。这时的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研究已不再单纯局限于20世纪文学批评和相关的叙事领域，而是充分涉足到了音乐艺术、绘画手段、电影表现、建筑风格等多种大众文化。1998年，詹姆逊的新书——《文化转向》横空出世，书中的重要理论观点论述代表了詹姆逊研究后现代理论核心的最新成就。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范围的日趋扩大，詹姆逊向我们表现出了一种思想内涵十分庞杂的“文化文本”和“消费文本”。同时，詹姆逊对资本主义后现代文化现象的研究已不再是一种封闭的学院式研究，他已经把文化批评方式看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间的当代社会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批判性的认识活动。在詹姆逊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后现代关键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挖掘中，他以其高度的敏锐性感觉到后现代理论所谓的“文化”概念，在后现代社会里，其深层次的合理化内涵空间在消费主义条件下已经大大拓展，可以说，“文化”一词是对各种社会化的感悟事物的直接渗透或移入，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既具普遍意义而又具深刻意义的二元化对立现象。他认为：“由于作为全自律空间或范围的文化黯然失色，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扩散”。他还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这表明，詹姆逊在消费社会的前提下研究文化现象时，力图通过一种大众化的、集体参与的、区域性的文化手段去反观另一种文化的深层意义。而这种有效的文化手段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相观照、互相审视的视角转换，合理运用这种文化手段可以让人们在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中获得更为开阔的空间视野。
就文化批评而言，詹姆逊试图强调生产化体系对资本主义文化属性的决定作用，并大胆尝试运用经济系统及生产化体系的语汇对后现代文化现象予以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后现代文化批评所面对的文本本身具备的语言化语法行为丰富的内涵，它代表着各种语言化群体的客观性写照。文化批评的目的就是不断揭示出文本中斑驳的语法化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像文化分裂主义那样追求某种独白式的意识化行为话语。此外，在分析具体的后现代文化现象时，詹姆逊还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角度对大众文化文本话语进行批判性分析，在他看来，大众文化文本的魅力在于它始终在实现一种语言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它又是一种具有强烈的乌托邦幻想色彩的思维化载体。大众文化文本内部必然隐含着对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秩序的否定与悖离，这种否定与悖离力图通过对焦虑的压制使现存的语言化文本结构合法化，同时又极力想表达语法集合行为的最深刻最基本的希望和幻想。实际上，大众文化文本策略是妄图通过语法化的想象性解决叙述结构，以及整体性的社会和谐实现视像幻觉的压制与愿望，并在压制的策略中唤起幻想。此外，詹姆逊在对后现代文化合理化感官意识的理解上认为，后现代的知识感化空间已超出用人类个体感知的能力，后现代文化知识的不断理解巩固将刺激我们去不断挖掘一种能持久的新的感官机能，这种机能可以将我们的后现代文化感觉和认识扩展到一个全新的维度，而正是这种维度让我们永远处于全球化非中心网络中当代人类主体体系当中。在对后现代艺术的分析中，詹姆逊敏锐地感受到视像艺术的突出效果与人们的接受喜悦，并坚持认为这样的视觉艺术作为一种消费形态实则给人一种崭新的知觉过程，当然这种消费艺术形态包括个人化形象和色彩模式。
总之，对于的后现代文化现象的主题性研究，目前西方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他在研究的合理化表现方式上大大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轨道，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和背叛。其实，这种看法是较为片面的，詹姆逊在其后现代文化的理解中始终坚持密切关注现实生活的原则，并充分意识到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正常形式下，各种理性文化思潮正按一套各自特征完全不同的规则在合理运作。正如某些当代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化阐释是告诫人们：合理化的理论研究必须不断改变自身的批评策略和批判方式，并善于充分借助他人的重要研究成果调整和充实自己的理论化诠释，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基础能在尖锐化思想上保持一种良好冲击力。可以肯定地说，詹姆逊的后现代研究理论思想的转变还在不断地进行之中，这并不是说詹姆逊在自身理论建树上意志的不坚定或优柔寡断，这正说明他有一种可贵的、永无止境的、无限的理论探索勇气。莫里斯在《开放的自我》一书中曾指出：“要使我们自己投入到创造活动中，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这里所谓认识自己，就是要清醒地认识或知晓自己理论的局限化体现和价值化体现，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反省自己在进行理论批评话语活动时可能出现的消极问题，由此产生一种由外部向内部不断否定更新以往理论的内驱化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位有成就理论家就是在不断地否定其理论的前提下发展的，这是理论家们有朝气和活力的极好体现，任何理论家的发展优势在于他能不断地寻求与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空间，不断吸收和创造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理论，以创造批评的明天。詹姆逊作为一位勤于探讨、并极富政治敏感的当代学者，不断变化其研究视角和研究焦点充分说明他本人就是以上所言的真正意义上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