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世界范围影响广泛,中国政党制度选择也曾受其影响。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不能消极回避西方政党制度的话语霸权,必须克服其消极影响,打破其话语遮蔽。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西方政党制度；打破遮蔽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2）01001104
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任何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都难与其抗衡。这就是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遮蔽效应。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嬗变同样受到西方政党制度的遮蔽，只有正确回应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影响,彻底廓清这种遮蔽,才能真正确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一、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的历史考察
政党政治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模式,是近现代中国史引人注目、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过程中,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遮蔽性影响始终存在。
（一） 对西方多党制简单模仿、照搬照抄
辛亥革命后,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不仅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政党,而且为各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使中国跃入政党政治时代。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作为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此政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上力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集会于北京安庆会馆,就合并为国民党一事达成协议。8月13日发表宣言说：“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1］民国初年,中国各种政党、政团多达300多个,众多“主义”纷纷出笼,一时热闹非凡。议会选举陷入革命派、立宪派、各地新军、会党势力和北洋派等多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党派同主张君主立宪及代表封建势力的党派进行了激烈竞争,虽然国民党在议会中得到392席,超过其他几个大党的总和,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时,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随后,袁世凯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不久又复辟帝制。从西方引进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在中国的首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二） 走向一党制的极端
国民党一党制并没有真正走出西方政党制度遮蔽,它偏离了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初衷,以矫枉过正的偏激路线,把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引向另一种极端。孙中山“训政”思想虽然体现了对民国初年多党制失败的深刻反思,但并没有真正完全走出西方政党制度的遮蔽。应该说,孙中山正处于寻找过程之中,并预见了将来政治体制的某种结果,但并没有直接寻求建立一种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政党制度模式。为此,孙中山设计了当时中国民主政治的“路线图”：他把“训政”设计为民主宪政的必要准备环节,通过“训政”启蒙人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其政治能力,为最终实行宪政作准备。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借“训政”而总揽政权、独揽治权,推行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这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制”的独裁统治,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残杀革命党人和民主人士,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历史表明,窒息民主的一党制是彻头彻尾的倒退。
（三） 重拾“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西方政党制度对近代中国政党制度选择影响的延续。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希望抗战胜利后实行多党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部分民主人士曾经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民盟在《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来实现这一主张。他们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然而,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存在,也不能容忍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开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使民主党派“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归于破灭。历史再次证明,西方政党制度模式虽然对中国社会精英影响较深,但这种影响只囿于知识集团的政治理想,而不能与中国社会实际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因此,在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不可能实行西方多党制。
二、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的辩证分析
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对中国政党制度的遮蔽作用主要体现为否定本土探索的必要性,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终于在打破西方政党制度遮蔽的道路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如邓小平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2］中国多党合作制为了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而对西方政党制度的消极影响作出防御性回应。
（一） 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多党合作制的消极影响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中,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挑战和影响,其中,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多党合作制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理念侵蚀和价值瓦解。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是一种文化优越感,把西方文明作为衡量其他文明的标准,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认为人类文化围绕西方文化而展开,西方文化形态、理想与价值观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代表着非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共性的普世价值,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代言人故意模糊二者的界限,借此强化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削弱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普世性。
2.以西方民主理论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理论攻击和思想倾轧。西方民主理论主导世界各国对民主理论的研究探索,不能容忍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以西方民主理论为包装,打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体系的生存空间：一是否认中国多党合作制与资本主义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不承认中国多党合作制的独创性和民族性；二是以西方政党观衡量中国民主党派,否认中国多党合作制的参政党概念,否认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三是以西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四是以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随意曲解和诋毁,大肆丑化和贬低,将其边缘化。
3.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为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制度,企图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进行“西化”,对社会主义政权进行颠覆。西方一些学者把西方民主政治奉为理想模式,看不到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认为非西方的政治发展最终将会向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演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各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日益摆在突出位置。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上的强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纳入国家软实力范畴,经过巧妙包装和精心营销而向其他国家输出,得到一些不明真相者的接受和认同。而当今一些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造成政局不稳、社会矛盾激化,又恰好为西方民主模式的输入提供了借口。如2011年初以来蔓延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给各国社会团结与政局稳定带来强烈冲击,不少国家局面失控,陷入一片混乱,在其背后不难看到西方国家的干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的首要目标和重要突破口,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
（二） 中国多党合作制对西方多党制的防御性回应
当今开放条件下世界不同类型政党制度的并存与竞争是客观事实,但对于其负面影响,则必须作出积极的防御性回应。
1.理性对待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目前,西方政党制度处于攻势,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暂时处于守势。对西方政党制度的消极影响,我们固然要保持高度警觉,防止其“西化”图谋,但也不能过于绷紧神经,草木皆兵。特别是不能像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那样,奉行极“左”路线,重拾斗争哲学,大搞阶级斗争,错误地把民主党派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一味封闭式的消极防御、抵制和反对,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事实证明,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因此我们要使中国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切实提高多党合作制度的软实力。
2.倡导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世界政党制度没有一个标准模式,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体现。事实上,当今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意、日本等,尽管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但其政党制度各有特色,不完全一样。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和政党制度模式也应各有特色,不应盲目追捧西方多党制。一种政党制度如果不符合本国国情,就无法在本国生存发展。冷战结束后,许多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经济停滞,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3.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近代以来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影响是客观的存在,我们既不能否认其存在,也不能夸大其危害,应该正视这种影响,对其进行正确估计和深入研究,作出恰当的回应。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既是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也是排除世界上其他政党制度模式干扰的结果。［4］另一方面,至今我们对西方政治制度文明的学习借鉴还在继续。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5］。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主权在民、人性为恶、分权制衡等重要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人类的政治生活。西方以宪政为基础的政党制度规范化运作,各政党对“游戏规则”的恪守,民主机制的有效性,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监督以及社会对政党的监督,政党注重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等等,对于我们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无借鉴意义。
三、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破”与“立”
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是为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体系的“立”。我们要正确处理这种“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打破西方民主政治的话语霸权,跳出西方政党制度模式的窠臼,努力探索形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一） “破”的要诀：改变思维定势,攻其要害
对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的“破”,过去的做法主要有：1.揭露本质。用大量事例揭露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表明西方国家的政党实质上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的选举工具,西方国家的民主竞选是被金钱、财团、媒体等影响和操纵的“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虚伪的民主”。2.说服教育。运用思想教育的手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人们不要被西方民主政治的假象所迷惑,帮助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3.广泛宣传。通过媒体宣传西方政党政治模式的弊端,让人们“耳闻目睹”西方民主的一片乱象,认识到西方民主的局限性。4.郑重抉择。党和国家领导人郑重表示,必须进一步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绝不照搬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那一套［6］；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决抵御西方多党制和两院制的影响。［7］这些“破”的方法,具有明显效果,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要从根本上破除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还必须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建构上取得重大突破,形成富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二） “立”的关键：构建特色理论,重在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生搬硬套,而是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实际出发,树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新思维,把中国具体情况与世界政党制度一般规律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既特色鲜明又开放包容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必须打破思维定势,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必须摆脱西方政党制度模式及民主政治理论的习惯性束缚。这种“立”,需要在继承、吸收、批判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和突破,进行新的理论建树。
（三） 重要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以其重要性、政治性和全局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制度支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我们打破西方政党制度的遮蔽,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不拒绝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发展道路,走稳、走好自己的路,更好地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更充分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全面超越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总之,只有站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勇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勇于坚持真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勇于打破西方政党制度的话语遮蔽,善于深入总结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经验,充分认识其发展规律,善于进行理论升华、理论创造和理论建设,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与西方政党制度分庭抗礼,在实践中有效指导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 公元1912年8月25日中国国民党宣告成立［EB/OL］.http://www.todayonhistory.com/8/25/chinaGuoMinDangXuanGaoChengLi.html.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3］ ［4］孙信.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防御功能初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5期.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页。
［6］ 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9年3月9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0日02版）.
［7］ 贾庆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10年3月3日在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0年03月14日02版）.
［8］ 胡锦涛.中共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编辑：华 阅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西方政党制度；打破遮蔽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2）01001104
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任何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都难与其抗衡。这就是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遮蔽效应。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嬗变同样受到西方政党制度的遮蔽，只有正确回应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影响,彻底廓清这种遮蔽,才能真正确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一、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的历史考察
政党政治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模式,是近现代中国史引人注目、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过程中,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遮蔽性影响始终存在。
（一） 对西方多党制简单模仿、照搬照抄
辛亥革命后,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不仅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政党,而且为各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使中国跃入政党政治时代。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作为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此政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上力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集会于北京安庆会馆,就合并为国民党一事达成协议。8月13日发表宣言说：“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1］民国初年,中国各种政党、政团多达300多个,众多“主义”纷纷出笼,一时热闹非凡。议会选举陷入革命派、立宪派、各地新军、会党势力和北洋派等多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党派同主张君主立宪及代表封建势力的党派进行了激烈竞争,虽然国民党在议会中得到392席,超过其他几个大党的总和,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时,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随后,袁世凯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不久又复辟帝制。从西方引进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在中国的首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二） 走向一党制的极端
国民党一党制并没有真正走出西方政党制度遮蔽,它偏离了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初衷,以矫枉过正的偏激路线,把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引向另一种极端。孙中山“训政”思想虽然体现了对民国初年多党制失败的深刻反思,但并没有真正完全走出西方政党制度的遮蔽。应该说,孙中山正处于寻找过程之中,并预见了将来政治体制的某种结果,但并没有直接寻求建立一种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政党制度模式。为此,孙中山设计了当时中国民主政治的“路线图”：他把“训政”设计为民主宪政的必要准备环节,通过“训政”启蒙人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其政治能力,为最终实行宪政作准备。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借“训政”而总揽政权、独揽治权,推行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这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制”的独裁统治,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残杀革命党人和民主人士,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历史表明,窒息民主的一党制是彻头彻尾的倒退。
（三） 重拾“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西方政党制度对近代中国政党制度选择影响的延续。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希望抗战胜利后实行多党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部分民主人士曾经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民盟在《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来实现这一主张。他们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然而,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存在,也不能容忍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开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使民主党派“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归于破灭。历史再次证明,西方政党制度模式虽然对中国社会精英影响较深,但这种影响只囿于知识集团的政治理想,而不能与中国社会实际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因此,在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不可能实行西方多党制。
二、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的辩证分析
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对中国政党制度的遮蔽作用主要体现为否定本土探索的必要性,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终于在打破西方政党制度遮蔽的道路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如邓小平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2］中国多党合作制为了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而对西方政党制度的消极影响作出防御性回应。
（一） 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多党合作制的消极影响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中,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挑战和影响,其中,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多党合作制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理念侵蚀和价值瓦解。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是一种文化优越感,把西方文明作为衡量其他文明的标准,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认为人类文化围绕西方文化而展开,西方文化形态、理想与价值观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代表着非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共性的普世价值,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代言人故意模糊二者的界限,借此强化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削弱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普世性。
2.以西方民主理论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理论攻击和思想倾轧。西方民主理论主导世界各国对民主理论的研究探索,不能容忍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以西方民主理论为包装,打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体系的生存空间：一是否认中国多党合作制与资本主义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不承认中国多党合作制的独创性和民族性；二是以西方政党观衡量中国民主党派,否认中国多党合作制的参政党概念,否认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三是以西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四是以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随意曲解和诋毁,大肆丑化和贬低,将其边缘化。
3.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为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制度,企图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进行“西化”,对社会主义政权进行颠覆。西方一些学者把西方民主政治奉为理想模式,看不到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认为非西方的政治发展最终将会向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演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各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日益摆在突出位置。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上的强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纳入国家软实力范畴,经过巧妙包装和精心营销而向其他国家输出,得到一些不明真相者的接受和认同。而当今一些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造成政局不稳、社会矛盾激化,又恰好为西方民主模式的输入提供了借口。如2011年初以来蔓延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给各国社会团结与政局稳定带来强烈冲击,不少国家局面失控,陷入一片混乱,在其背后不难看到西方国家的干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的首要目标和重要突破口,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
（二） 中国多党合作制对西方多党制的防御性回应
当今开放条件下世界不同类型政党制度的并存与竞争是客观事实,但对于其负面影响,则必须作出积极的防御性回应。
1.理性对待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目前,西方政党制度处于攻势,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暂时处于守势。对西方政党制度的消极影响,我们固然要保持高度警觉,防止其“西化”图谋,但也不能过于绷紧神经,草木皆兵。特别是不能像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那样,奉行极“左”路线,重拾斗争哲学,大搞阶级斗争,错误地把民主党派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一味封闭式的消极防御、抵制和反对,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事实证明,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因此我们要使中国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切实提高多党合作制度的软实力。
2.倡导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世界政党制度没有一个标准模式,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体现。事实上,当今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意、日本等,尽管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但其政党制度各有特色,不完全一样。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和政党制度模式也应各有特色,不应盲目追捧西方多党制。一种政党制度如果不符合本国国情,就无法在本国生存发展。冷战结束后,许多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经济停滞,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3.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近代以来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影响是客观的存在,我们既不能否认其存在,也不能夸大其危害,应该正视这种影响,对其进行正确估计和深入研究,作出恰当的回应。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既是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也是排除世界上其他政党制度模式干扰的结果。［4］另一方面,至今我们对西方政治制度文明的学习借鉴还在继续。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5］。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主权在民、人性为恶、分权制衡等重要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人类的政治生活。西方以宪政为基础的政党制度规范化运作,各政党对“游戏规则”的恪守,民主机制的有效性,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监督以及社会对政党的监督,政党注重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等等,对于我们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无借鉴意义。
三、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破”与“立”
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是为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体系的“立”。我们要正确处理这种“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打破西方民主政治的话语霸权,跳出西方政党制度模式的窠臼,努力探索形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一） “破”的要诀：改变思维定势,攻其要害
对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的“破”,过去的做法主要有：1.揭露本质。用大量事例揭露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表明西方国家的政党实质上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的选举工具,西方国家的民主竞选是被金钱、财团、媒体等影响和操纵的“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虚伪的民主”。2.说服教育。运用思想教育的手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人们不要被西方民主政治的假象所迷惑,帮助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3.广泛宣传。通过媒体宣传西方政党政治模式的弊端,让人们“耳闻目睹”西方民主的一片乱象,认识到西方民主的局限性。4.郑重抉择。党和国家领导人郑重表示,必须进一步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绝不照搬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那一套［6］；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决抵御西方多党制和两院制的影响。［7］这些“破”的方法,具有明显效果,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要从根本上破除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还必须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建构上取得重大突破,形成富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二） “立”的关键：构建特色理论,重在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生搬硬套,而是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实际出发,树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新思维,把中国具体情况与世界政党制度一般规律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既特色鲜明又开放包容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必须打破思维定势,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必须摆脱西方政党制度模式及民主政治理论的习惯性束缚。这种“立”,需要在继承、吸收、批判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和突破,进行新的理论建树。
（三） 重要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以其重要性、政治性和全局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制度支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我们打破西方政党制度的遮蔽,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不拒绝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发展道路,走稳、走好自己的路,更好地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更充分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全面超越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总之,只有站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勇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勇于坚持真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勇于打破西方政党制度的话语遮蔽,善于深入总结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经验,充分认识其发展规律,善于进行理论升华、理论创造和理论建设,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与西方政党制度分庭抗礼,在实践中有效指导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 公元1912年8月25日中国国民党宣告成立［EB/OL］.http://www.todayonhistory.com/8/25/chinaGuoMinDangXuanGaoChengLi.html.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3］ ［4］孙信.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防御功能初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5期.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页。
［6］ 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9年3月9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0日02版）.
［7］ 贾庆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10年3月3日在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0年03月14日02版）.
［8］ 胡锦涛.中共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编辑：华 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