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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陈岱孙编写《经济学说史讲义》,第
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经
济理论,探讨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建立
起中国经济学教育理论的独立体系。
他对自己的学术要求极端严格,常诚恳地对求教者
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不懂。”
其实,即使他自己认为“不懂”的某些问题,也未必比那
些“懂了”的人少懂几许。他反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有益论”,经常提出许多主导性意见端正中国经济走向,
在促进中国经济正常发展上厥功甚伟。
他讲课要言不烦,决不信口开河,笃守“教员出口之
言必须是真话、实话,不讲一句废话”的承诺。下课钟声
一响,内容恰好讲完,绝不拖课。年高90,他还上讲台讲
授《经济学说史》,而且每上一节课必定认真做好准备,
说是“虽心熟悉,但人老了,就怕出错误误人子弟,子弟
再误人,岂不罪过!”反复增补、修改的教学讲义,成为
他的代表作《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的底本。
他在藏书的扉页上盖“慎思明辨,强学力行”的章,
坚持为师者“要使学者长知识、长智慧、长道义”的教育
理念。1991年,他在北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送给学生两句
话:一是“学无止境、自强不息”,一是“学以致用、用
在奉献”。这也是他自己从教70年的真实写照。他常对人
说: “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教书。我一辈子也只做好
了—件事,还是教书!”
风华正茂时,陈岱孙身材高大、西装笔挺,一派才子
名士风度。许多名媛佳丽追求他,他不心动,却和同窗好
友同时爱上一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双方击掌盟誓,
将来谁先得博士谁娶之为妻。之后两人同时留学欧美,而
等他在哈佛大学苦读四年拿着博士证书风驰电掣赶回北京
时,那“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却已嫁人!痛心疾首的他终
身不娶,守着母亲,一切“顺其自然而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总穿一身蓝色或灰色“的卡”
中山装迈进课堂及任何场合,包括1995年北大为他举办的
祝寿盛会。他个人生活极为简朴,把钱全花在孝敬母亲和
资助有困难的人身上。
母亲过世后,他对常年服侍母亲的保姆说:“你的生
活我负责到底!”每月一发工资,他便及时汇钱给她。他
有个学生叫李祥煜,“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走投无
路,不得不乞讨为生。他知情后,不怕被戴“站错立场,
同情右派”的帽子,毅然按月寄钱接济,持续整整8年。
1997年7月27日,这位97高龄的大学者,终因衰老到达
生命极限,病危时还摸摸索索撑持着要自己起身,说:
“我要自己起来,我要起不来,就永远起不来了!”这一
天,他逝世于北京。之后,北大在燕南园开放了他的故
居,并为他竖立雕像,供世人参观瞻仰、永久纪念。
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经
济理论,探讨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建立
起中国经济学教育理论的独立体系。
他对自己的学术要求极端严格,常诚恳地对求教者
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不懂。”
其实,即使他自己认为“不懂”的某些问题,也未必比那
些“懂了”的人少懂几许。他反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有益论”,经常提出许多主导性意见端正中国经济走向,
在促进中国经济正常发展上厥功甚伟。
他讲课要言不烦,决不信口开河,笃守“教员出口之
言必须是真话、实话,不讲一句废话”的承诺。下课钟声
一响,内容恰好讲完,绝不拖课。年高90,他还上讲台讲
授《经济学说史》,而且每上一节课必定认真做好准备,
说是“虽心熟悉,但人老了,就怕出错误误人子弟,子弟
再误人,岂不罪过!”反复增补、修改的教学讲义,成为
他的代表作《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的底本。
他在藏书的扉页上盖“慎思明辨,强学力行”的章,
坚持为师者“要使学者长知识、长智慧、长道义”的教育
理念。1991年,他在北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送给学生两句
话:一是“学无止境、自强不息”,一是“学以致用、用
在奉献”。这也是他自己从教70年的真实写照。他常对人
说: “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教书。我一辈子也只做好
了—件事,还是教书!”
风华正茂时,陈岱孙身材高大、西装笔挺,一派才子
名士风度。许多名媛佳丽追求他,他不心动,却和同窗好
友同时爱上一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双方击掌盟誓,
将来谁先得博士谁娶之为妻。之后两人同时留学欧美,而
等他在哈佛大学苦读四年拿着博士证书风驰电掣赶回北京
时,那“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却已嫁人!痛心疾首的他终
身不娶,守着母亲,一切“顺其自然而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总穿一身蓝色或灰色“的卡”
中山装迈进课堂及任何场合,包括1995年北大为他举办的
祝寿盛会。他个人生活极为简朴,把钱全花在孝敬母亲和
资助有困难的人身上。
母亲过世后,他对常年服侍母亲的保姆说:“你的生
活我负责到底!”每月一发工资,他便及时汇钱给她。他
有个学生叫李祥煜,“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走投无
路,不得不乞讨为生。他知情后,不怕被戴“站错立场,
同情右派”的帽子,毅然按月寄钱接济,持续整整8年。
1997年7月27日,这位97高龄的大学者,终因衰老到达
生命极限,病危时还摸摸索索撑持着要自己起身,说:
“我要自己起来,我要起不来,就永远起不来了!”这一
天,他逝世于北京。之后,北大在燕南园开放了他的故
居,并为他竖立雕像,供世人参观瞻仰、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