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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他被省纪委和省检察院的联合专案组带走了。我们完全不知情，没有‘协助办案’，迄今为止更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不知道案件侦查进展到什么程度。”
2012年7月底，甘肃省平凉市纪委的一位官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此时，距离“5. 29”专案组将刚升任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久的任增禄带走，已经近两个月。
与他相关的一些在华亭的乡镇干部、部门官员、矿长、企业主等也陆续被带走协助调查。
“这可以说是华亭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官场震动。”华亭县委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大家其实都很关心，虽然工作仍然在继续，但实际上人们私下里都在口耳相传。传言也很多，有人说是房地产老板举报，有人说抄家抄出现金几百万，也有人开始猜测还有哪些人也可能涉案……
“这事情还没有任何正式的说法出来。”该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任增禄去年才卸任县委书记，然后接受组织部门考察，从正处级提拔成副厅级，选举成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问题“重头”出在煤炭上
任增禄，甘肃秦安人，1960年6月出生，1985年7月入党，2006年1月当选为华亭县人民政府县长，2009年7月任中共华亭县委书记，2011年11月当选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在本刊记者采访到的多位华亭县官员眼里，任增禄是一个“平易近人”、“有工作能力”、“思路清晰”、“平实简朴”的人。行装上看不出奢靡，家庭也和谐，早晨经常和大家一起在县委食堂吃饭，儿子结婚也给宾客规定了红包的限额，拒绝多收。所以，对于他在升迁之后突然被抓，不少曾经的同事都表示很“震惊”。
那他又是怎样被纪检部门关注的呢？
甘肃省纪委一位官员向本刊记者透露：“这个案子，是有群众向我们匿名举报。”
该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每年收到的举报材料中，大部分是匿名，而纪检部门是否调查一个案件，并不取决于它是实名举报还是匿名举报，关键看举报内容是否具有可查性，线索是否具体，举报的问题是否严重。
而任增禄涉嫌职务犯罪的“5. 29”案件，在当地影响巨大也在情理之中。该官员说：“一般情况下，所在地的一把手如果有问题，可能有很多因素，包括下面这些基层官员也是一方面因素，还有老板、矿长……现在这个案件进展很顺利，情况比较复杂，不会就是某一件事那么简单。”
因为案件还在侦查阶段，金额之类的问题也还没有定论，所以更详细的情况尚未公开。但“抄家抄出六七百万现金”和“一下子抓了20多个人”的传言并不符合实际。该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协助调查，包括任增禄本人现在都只是“涉嫌”犯罪，在尚未查清定案之前，很多事情还不能下定论。
而华亭县的一些官员根据近期落马的干部构成推测，可能问题的“重头”会出在煤炭上。对于地处西北欠发达地区的“绿色煤都”华亭县，目前支撑其经济的最大一块就是煤，探明储量约为21亿吨的煤炭占了甘肃省煤炭储量总量的36%。除了华煤集团等大型国企之外，剩下的小煤矿几乎是清一色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在华亭也是一个特色，同时也是职务犯罪的“高风险”领域。
集体落马连成了一条线
与任增禄同一时段被带走的，还有华亭县砚峡乡原党委书记朱维忠和原乡长郭勇。他们也是不久之前才分别调整为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委办主任和西华镇镇长。
砚峡乡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区，总面积76. 42平方公里，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是华亭的经济强乡。砚峡乡有3个乡镇企业的煤矿，其中之一的东沟村煤矿是东沟村的村集体企业，在1983年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村办矿，因为效益一直很好，被列为华亭县重点财源建设企业，年产量21万吨，2011年的时候全年毛收入达到1. 25亿元。
这个煤矿的矿长，连同东沟村的村支书，也一起被办案人员带走，离开人们的视线已有两月。
矿长—村支书—乡长书记—县委书记，各级“一把手”的集体落马连成了一条线。
东沟村村民，同时也是东沟村煤矿矿工的戴某、司某等数人告诉本刊记者，被带走的矿长戴志忠，当矿长这几年很为普通村民和工人的利益着想，也为了企业的发展用心。他们说，这个煤矿表面上是村民集体的，实际上都是乡上说了算，再说具体一点就是领导说了算，乡里村里有什么公共事务或者项目，都从煤矿拿钱，产权不清，责权不明，政企不分。比如2011年，东沟村村委会就从煤矿拿走1000多万元用于投资宾馆。
800多名村民，除了每人每年从煤矿分红1500元之外，还有200多号青壮年劳动力在矿上工作。由于常年采矿，砚峡乡的土地沉陷已经很严重，大量村民已经搬迁安置，农业生产也受影响，村民的生计严重依赖于煤矿。煤矿一出问题，人们都开始担心和紧张，私下里议论纷纷。
在矿长戴志忠被带走后，东沟村临时主持工作的副矿长靳国林告诉本刊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乡里每天都在开会研究煤矿的体制改革和风险防控问题。虽然说生产不能受影响，也要汲取前面的教训，但他自己也心里没底，因为一些制度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他告诉本刊记者，如果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彻底的公司化改革，一时半会儿肯定也接受不了。光是资产评估和清算，可能就要花很长时间，村民每人究竟分多少股，也会纠缠很久。而且保障民生一直是煤矿的重要功能，村里大家都靠这个矿吃饭，改制之后村民的直接利益可能就会受到损害。
但是如果不改革，体制上不规范，没有政策，没有制度，就没有办法“依法办矿”。他还是希望能有个健全的机制，“不是按领导的意思办，而是按照法律办，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对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砚峡乡政府经委主任尉思明也告诉本刊记者，砚峡乡的煤矿曾经也试图搞过股份制改革，但是很不成功，入了股的，后来都退了，到现在这几个乡镇企业煤矿依然是“集体领导制”，是乡党委政府在决策，类似于合作社性质。之所以乡政府不“放权”，最关键是为了“保障安全”。现在乡上也在积极思考和探索改革的问题，刚刚才发了问卷给村民，征求大家的意见- - -对目前村办煤矿的管理体制是否满意，乡镇府是否应该把企业的管理权交回村上，要不要建立董事会，等等。
廉政防控风险
虽然“5. 29”具体案情尚不明了，但是开始反思和采取对策的不仅是东沟村和砚峡乡。大规模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在平凉市推开。
2012年6月7日，平凉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党组会议决定特邀风险防控监督员，对全市各级煤炭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凡是涉及玩忽职守、故意拖拉、吃拿卡要、执法不作为或者处理结果显失公正的，都在监督范围之内。7月18日，平凉市历史上第一批12名煤炭行业的监督员问世。
6月13日，平凉市委市政府发出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平凉市纪委接受本刊采访的相关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对于如何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长效机制也在进行思考和探索。在这次的工作计划中，就有关于“一把手”如何分权的内容。
具体来说，就是将推行“四个不直接分管”- - -不直接分管计划财务、组织人事、建设工程、物资采购，以及末位表态制度。优化权力结构之后，还要规范用权流程、压缩权力空间；还要在今年9月给各部门岗位评定腐败率的风险等级；最后要推进权力公开实施风险监管，构建出制度体系。
7月20日，在平凉市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所有参会发言的人在总结半年工作的时候，对于任增禄等人的案件都未涉及。平凉市委书记陈伟只在“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中提了一句：“一些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出现违法违纪问题。”
甘肃省纪委相关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一把手”腐败的问题自然与制度上的缺陷有关，既管钱管人又管事，就容易出问题。怎样杜绝和防控，不止甘肃，各地都在讨论。
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认为是现在案件多了，应该说是现在办案的力度更大，这几年，在反腐败方面，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也算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点。应当持续地加大办案力度，同时通过制度建设，从预防这方面，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我还是深信我们党解决腐败问题的坚定决心。”
2012年7月底，甘肃省平凉市纪委的一位官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此时，距离“5. 29”专案组将刚升任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久的任增禄带走，已经近两个月。
与他相关的一些在华亭的乡镇干部、部门官员、矿长、企业主等也陆续被带走协助调查。
“这可以说是华亭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官场震动。”华亭县委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大家其实都很关心，虽然工作仍然在继续，但实际上人们私下里都在口耳相传。传言也很多，有人说是房地产老板举报，有人说抄家抄出现金几百万，也有人开始猜测还有哪些人也可能涉案……
“这事情还没有任何正式的说法出来。”该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任增禄去年才卸任县委书记，然后接受组织部门考察，从正处级提拔成副厅级，选举成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问题“重头”出在煤炭上
任增禄，甘肃秦安人，1960年6月出生，1985年7月入党，2006年1月当选为华亭县人民政府县长，2009年7月任中共华亭县委书记，2011年11月当选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在本刊记者采访到的多位华亭县官员眼里，任增禄是一个“平易近人”、“有工作能力”、“思路清晰”、“平实简朴”的人。行装上看不出奢靡，家庭也和谐，早晨经常和大家一起在县委食堂吃饭，儿子结婚也给宾客规定了红包的限额，拒绝多收。所以，对于他在升迁之后突然被抓，不少曾经的同事都表示很“震惊”。
那他又是怎样被纪检部门关注的呢？
甘肃省纪委一位官员向本刊记者透露：“这个案子，是有群众向我们匿名举报。”
该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每年收到的举报材料中，大部分是匿名，而纪检部门是否调查一个案件，并不取决于它是实名举报还是匿名举报，关键看举报内容是否具有可查性，线索是否具体，举报的问题是否严重。
而任增禄涉嫌职务犯罪的“5. 29”案件，在当地影响巨大也在情理之中。该官员说：“一般情况下，所在地的一把手如果有问题，可能有很多因素，包括下面这些基层官员也是一方面因素，还有老板、矿长……现在这个案件进展很顺利，情况比较复杂，不会就是某一件事那么简单。”
因为案件还在侦查阶段，金额之类的问题也还没有定论，所以更详细的情况尚未公开。但“抄家抄出六七百万现金”和“一下子抓了20多个人”的传言并不符合实际。该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协助调查，包括任增禄本人现在都只是“涉嫌”犯罪，在尚未查清定案之前，很多事情还不能下定论。
而华亭县的一些官员根据近期落马的干部构成推测，可能问题的“重头”会出在煤炭上。对于地处西北欠发达地区的“绿色煤都”华亭县，目前支撑其经济的最大一块就是煤，探明储量约为21亿吨的煤炭占了甘肃省煤炭储量总量的36%。除了华煤集团等大型国企之外，剩下的小煤矿几乎是清一色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在华亭也是一个特色，同时也是职务犯罪的“高风险”领域。
集体落马连成了一条线
与任增禄同一时段被带走的，还有华亭县砚峡乡原党委书记朱维忠和原乡长郭勇。他们也是不久之前才分别调整为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委办主任和西华镇镇长。
砚峡乡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区，总面积76. 42平方公里，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是华亭的经济强乡。砚峡乡有3个乡镇企业的煤矿，其中之一的东沟村煤矿是东沟村的村集体企业，在1983年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村办矿，因为效益一直很好，被列为华亭县重点财源建设企业，年产量21万吨，2011年的时候全年毛收入达到1. 25亿元。
这个煤矿的矿长，连同东沟村的村支书，也一起被办案人员带走，离开人们的视线已有两月。
矿长—村支书—乡长书记—县委书记，各级“一把手”的集体落马连成了一条线。
东沟村村民，同时也是东沟村煤矿矿工的戴某、司某等数人告诉本刊记者，被带走的矿长戴志忠，当矿长这几年很为普通村民和工人的利益着想，也为了企业的发展用心。他们说，这个煤矿表面上是村民集体的，实际上都是乡上说了算，再说具体一点就是领导说了算，乡里村里有什么公共事务或者项目，都从煤矿拿钱，产权不清，责权不明，政企不分。比如2011年，东沟村村委会就从煤矿拿走1000多万元用于投资宾馆。
800多名村民，除了每人每年从煤矿分红1500元之外，还有200多号青壮年劳动力在矿上工作。由于常年采矿，砚峡乡的土地沉陷已经很严重，大量村民已经搬迁安置，农业生产也受影响，村民的生计严重依赖于煤矿。煤矿一出问题，人们都开始担心和紧张，私下里议论纷纷。
在矿长戴志忠被带走后，东沟村临时主持工作的副矿长靳国林告诉本刊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乡里每天都在开会研究煤矿的体制改革和风险防控问题。虽然说生产不能受影响，也要汲取前面的教训，但他自己也心里没底，因为一些制度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他告诉本刊记者，如果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彻底的公司化改革，一时半会儿肯定也接受不了。光是资产评估和清算，可能就要花很长时间，村民每人究竟分多少股，也会纠缠很久。而且保障民生一直是煤矿的重要功能，村里大家都靠这个矿吃饭，改制之后村民的直接利益可能就会受到损害。
但是如果不改革，体制上不规范，没有政策，没有制度，就没有办法“依法办矿”。他还是希望能有个健全的机制，“不是按领导的意思办，而是按照法律办，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对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砚峡乡政府经委主任尉思明也告诉本刊记者，砚峡乡的煤矿曾经也试图搞过股份制改革，但是很不成功，入了股的，后来都退了，到现在这几个乡镇企业煤矿依然是“集体领导制”，是乡党委政府在决策，类似于合作社性质。之所以乡政府不“放权”，最关键是为了“保障安全”。现在乡上也在积极思考和探索改革的问题，刚刚才发了问卷给村民，征求大家的意见- - -对目前村办煤矿的管理体制是否满意，乡镇府是否应该把企业的管理权交回村上，要不要建立董事会，等等。
廉政防控风险
虽然“5. 29”具体案情尚不明了，但是开始反思和采取对策的不仅是东沟村和砚峡乡。大规模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在平凉市推开。
2012年6月7日，平凉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党组会议决定特邀风险防控监督员，对全市各级煤炭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凡是涉及玩忽职守、故意拖拉、吃拿卡要、执法不作为或者处理结果显失公正的，都在监督范围之内。7月18日，平凉市历史上第一批12名煤炭行业的监督员问世。
6月13日，平凉市委市政府发出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平凉市纪委接受本刊采访的相关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对于如何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长效机制也在进行思考和探索。在这次的工作计划中，就有关于“一把手”如何分权的内容。
具体来说，就是将推行“四个不直接分管”- - -不直接分管计划财务、组织人事、建设工程、物资采购，以及末位表态制度。优化权力结构之后，还要规范用权流程、压缩权力空间；还要在今年9月给各部门岗位评定腐败率的风险等级；最后要推进权力公开实施风险监管，构建出制度体系。
7月20日，在平凉市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所有参会发言的人在总结半年工作的时候，对于任增禄等人的案件都未涉及。平凉市委书记陈伟只在“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中提了一句：“一些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出现违法违纪问题。”
甘肃省纪委相关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一把手”腐败的问题自然与制度上的缺陷有关，既管钱管人又管事，就容易出问题。怎样杜绝和防控，不止甘肃，各地都在讨论。
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认为是现在案件多了，应该说是现在办案的力度更大，这几年，在反腐败方面，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也算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点。应当持续地加大办案力度，同时通过制度建设，从预防这方面，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我还是深信我们党解决腐败问题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