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书斋应当是读书的地方。古人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好、追求,以斋名表明自己的志趣。如“潜军堂”“知不足斋”等。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了三年书。当时北大学生们习惯于个人单独活动,宿舍里只有几平方米左右的地盘,也往往用布幔隔开,互不来往。我在北大西斋住了几年,也有一个单独活动的小天地。“九一八”以后,日本军阀连年生事,北平成了边城,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西斋那一间宿舍已被日本兵占去,书籍也全部损失。
　　抗日战争期间,随学校迁到昆明,开始是当研究生,住集体宿舍,没有自己的书斋。后来留在学校教书,我有了一间书斋,在昆明翠湖边一条小巷子里,住在第三层楼上,面对着西山。在一间斗室里过了七八年。——研究所刚成立时,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彤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1941年后,陈先生赴英国讲学,我也毕业,搬进了陈先生住过的那一间斗室。西山的朝晖夕阴,岫云出没,读书倦了,抬头看看远山,顿觉心情开阔许多。那时生活穷,物价涨,“躲进小楼成一统”,倒也读了不少书。埋头读书,自号书室为“潜斋”。有“潜斋笔记”多卷,“文化大革命”中,毁于火。
　　侵华日军战败投降,1946年北大迁回北平原址。这时内战已开始,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在沙滩红楼有一间住房兼书房,有书也读不下去。这几年间教授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佛教哲学,所研究的内容与现实脱节,这个矛盾无力解决,心情比较苦闷,直到1949年才好转。1952年,北京大学由城内迁往城外,我住在中关园,自己又有了一间书斋。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眼界比过去开阔了,对社会历史与思想的关系看得比过去清楚多了。解放后,社会上对中国古典经籍不大感兴趣,古籍容易收集。我的书斋藏书比过去充实了。又适逢政治清明,物价稳定,又有马列主义为指导,这十年间对我来说,是个读书及研究的好时机。五十年代末开始,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后来又上山下乡,劳动加运动,知识分子不遑宁处。从干校回来,“文化大革命”十年,全国遭难,书房取消了,我已没有书斋,只好睡在书箱叠成的“床”上,右眼失明,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勉强从事写作。
　　1977年,国家拨乱反正,离开住了二十多年的中关园,搬进了城内,我又有了一个书斋。在这里,给研究生讲课,与学术界的朋友们讨论问题。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比,恍如隔世。《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这几部集体编写的书,都是在这个书斋里开始的。
　　要做的事还很多,深感力不从心,只好一步一步地前进。在昆明时,书斋为“潜斋”,回到北京,五十年代北大的书斋没有名称,通讯地址写作北大中关园宿舍,取其谐音似可称为“中关虚舍”,因为一半虚度了。现在又遇到政清人和的好时光,本可以多做些事,以弥补十年动乱失去的时间,偏偏眼疾缠身,遵医嘱,为保持目力,夜间不看书、不写字,这个书斋姑命之为“眼科病房”,因近年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似病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