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至2016年1月，七年来，四川成都金牛区人钟啸伟认为自己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原本打算2009年“五一”结婚的他，婚前检查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其血样HIV抗体为阳性。谁知，七年后没等来死亡却检出不是艾滋病，而赔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近日，钟啸伟表示，打算起诉两家疾控中心，要求道歉和赔偿。
　　有一种活法叫生不如死，被误诊为艾滋病大概就是这种情形。七年“被艾滋”彻底改变了钟啸伟的人生，且不说“众叛亲离”，其未婚妻更是因此出走，至今音信杳无、生死不明。“被艾滋”是极其偶然的个案，但对当事人及其家庭来说则是百分百的灾难。
　　生死攸关的事，怎么搞错了？原来，四川省疾控中心保存的血样根本不是钟啸伟的，出错可能与血样检测登记信息漏洞有关，换言之，血样检测登记信息被张冠李戴了。另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是，钟啸伟原本正常的血样檢测登记信息是否“错配”给了真正的艾滋病人？
　　从钟啸伟确认“被艾滋”迄今已近两年时间，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赔偿问题也迟迟没有解决，连一声道歉都没有。金牛区疾控中心说，对于检测结果一事压根没有介入；成都市疾控中心说，希望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四川省疾控中心说，实验室只对送检样品负责，当年送检样品检测流程没有问题……“皮球”一次次踢给“等死”七年的钟啸伟。
　　经过近两年的求告无门，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应付法律程序的钟啸伟，终于在第三十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时萌生了打官司的想法，这是不得已的、最后的维权途径。事实上，事件原本不必费时费力对簿公堂。明明疾控部门搞错了，给当事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和赔偿，有这么难吗？
　　类似情形似曾相识。去年，媒体曝光了河南农民杨守法“被艾滋”八年后“康复”的悲剧，引发广泛关注。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当事人生不如死，出错原因疑为血样登记错误，补偿无标准双方形不成共识，一拖再拖后相关负责人建议走法律途径……当时相关部门承诺继续协调赔偿，并安排专人对口扶贫，但最终如何解决的至今未见公开信息。
　　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被艾滋”如何赔偿考验着相关部门的智慧和情怀。直面问题的同时，更要完善艾滋病筛查机制，堵死每一个可能出错的环节，防止悲剧重演。在钟啸伟“等死”的七年中，多达十三次的医学随访哪怕有一次得以落实，也不至于出现今日无法收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