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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相聚茅草屋中，在当场写下的一纸字据上，按下17个手印和4个印章（其中严宏昌按了两次印章），代表全队20户人家（两家户主在外讨饭未归）。字据写道：“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18位农民的名字是：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
他们没有想到，这份字据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杀开了农村改革的一条血路。
2０07年4月16日和17日，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接待室和村民严宏昌的家中，笔者和小岗村的部分当事人就那段历史有如下交谈。
记者：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30年就要过去了，当年写下契约，一起按下红手印，决心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农民，到今天已经有6位辞世，他们是：严立富、严家其、严家芝、关廷珠、关友章、韩国云。为了准确地记录历史，为了说明当时小岗村农民决心包产到户的过程，我想再度提出相关问题，请当事人来回答，由我记录、整理，再由口述者订正。即使这样的回忆与其他人的回忆有一些出入，也不妨碍我们把这些记录下来，留给历史。
众说纷纭，记录显得尤为重要
严宏昌：我愿意回忆、愿意讲一讲，因为这段事情已经是往事了，却有无数来访的人提问过。众说纷纭，有时候我先后说的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各种记录也多，所以应该留下认真的记录。我今天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几位当事人也请来一起谈。你完成了记录稿我也会认真地看，大家一起核对，这样会准确一些。
记者：不管怎么说，你在这个有意义的行动中都是重要的人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存的契约中，只有你的名字出现两次，一次出现在前面，一次出现在20个名字中间。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你先简要地回顾一下自己的身世吧。
严宏昌：我是小岗村人，出生在1949年农历九月初九（换算公历，是1949年10月30日），小时候上过学，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只读了半年，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讨饭。我讨饭走得很远，大江南北、淮河两岸都去过。
我是1969年底结婚的，老婆段永霞是同县板桥公社的人。我们是自己认识、自由恋爱的，她比我还大两岁。到1978年，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当时，小岗生产队的家庭自留地留得很少，每人只有5厘地，我家6口人，总共只有3分自留地，好在都在家门前，耕作管理比较方便，我们家吃饭吃菜就靠这3分地。
1978年8月，从过去板桥人民公社内，分出了新的梨园公社，于是要产生新的生产小队队长和其他队干部。于是，全村人家的户主来到严学昌家开会，因为他家的地方大一点。当时担任梨园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钱进喜前来主持。
选举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选出了三个人担任生产队负责人，有我一个、严俊昌一个、严立学一个，一共三个人。这时我提议，下面的干部就不要配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全村20户人家，有两户是单身汉，就这些人，除了生产队长、副队长，还要选配文书、民兵排长、妇女队长，弄得差不多人人都是官了，要那么多官做什么？因此我就说，有我们三人就够了，工作就可以做了。
当时我将这个意见一说，钱书记当场就同意了，不再往下选了。但是最后要等公社党委批准。
这样一来，小岗村生产队推选出的就是我们几个人了。这事定下来以后，我们商量了一下，由于严立学是老会计，那就让他接着干。我是当时全队户主中唯一没有当过生产队干部的，当时在场的人几乎都当过队干部，只有我没有。我成年以后在外面先是讨饭，后是做工，但是人在外面不种地是要交钱的。我每月向生产队交15元，给我计150分。否则就不可以出去，因为出去做工要公社的介绍信，这需要生产队同意。1978年初，我在凤阳当建筑工人，也管着几十个农民工。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小包工头了。
我是在1978年上半年回到生产队的。为什么回来？是因为蹲点干部反映，说我是“黑包工”，老是在外面干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所以生产队要我回来，我不愿意。于是，生产队就要我每月交45元，我还不愿意。生产队最后要我每月交1０0元，那我怎么交得出来，只好回来。
我被推选为队干部以后，队里的关廷珠当场就对我说，小岗村的人没有当过队干部的就你一个人，如果你让我一天喝上两顿稀饭，我就满足了。
我听了以后压力很大，因为我常年在外，对生产毕竟不熟悉。我也把自己的心情向严俊昌和严立学说过。俊昌是我堂兄，是我三叔的儿子。他说，我没有文化，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但是你要把点子想好。
记者：当时在被推选出来的生产队干部中，你和严俊昌谁是队长？我看到有许多文章说，当时严俊昌是队长，你是副队长，因为严俊昌毕竟在年岁上比你大一些。
严宏昌：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说起来倒要花一点工夫。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三人被选出来了，我的得票是最多的。我想，这可能和我在生产队里没有当过队长有关系。还有，我毕竟在外面当过包工头，也管过几十个人，甚至更多一些，而且年轻，而俊昌曾经当过多年队长。
但在当时，没有定下来谁就是队长，因为最后是要把名单报到公社去批准。但是既然已经把我们选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工作做起来了。说实在的，我们并没有把当队长看得有多重，没有把它当作是什么官。我倒是真的想把队里的事情安排得好一些，让乡亲都吃上饭。
所以，我没有在意谁是队长谁是副队长，就抓起工作来了。其实所谓的工作，主要是派活，因为没有到年终分红的时候，生产队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派活。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严立学当会计，他有这个经验。
是什么使你们走上“大包干”之路
记者：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小岗村人把生产队的事情主要地交到了你和严俊昌这对叔伯兄弟手里了。接手之后你们先做了些什么，是什么使得你们一步步地走向“大包干”的道路呢？
严宏昌：选举会以后，严立学就建议要盘点生产队里的家底，因为这个时候就要到秋天了，要平整土地了。我们就把盘点的事情交给严立学。那时生产队里没有什么集体积累，他马上就把家底盘点出来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生产条件了。但我们还是认为，要抓住秋耕和冬耕，为来春种上庄稼打好基础。要整地，没有牛耕田，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只好发动大家出死力气，用铁锹挖，用耙子耙，怎么也得要整地呀。但是我们工具太缺了，大家虽然也用力了，但效果不太好，大家认为这么办不行。
大约也在同时，我向严学昌、严立学提出，每人只有5厘自留地，太不够了，要增加自留地，让大家有点菜吃。对我这个提议，大家都同意，这些地就分下去了。
但是这样一来马上就有了问题，我发现生产队集体的地里不怎么有人。有时候我们当队长的到了地头，发现大家都懒洋洋地没有跟上来，到的人干活也不积极。我一看，这样不行，就找到严立学，将一个生产队分为两个小队，让大家有一个竞赛。我为这事写了一个报告，交给严立学，让他拿到公社要求批准，结果上级不批准。
不批准怎么办？我们三人研究，自己干。我们就按人口分下来，分了两个小队。结果一分开，矛盾还是很大，主要是利益分配不均匀，我们三个人解决不了问题。
一开始，我找到严学昌，对他说，我以前是小包工头，各项工程包干到人，工程完成得合格而且效率高。干活就是要这样做，不管你是瓦匠还是泥工，所以我总是能够提前完工。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要分地包干的风声了。我对严宏昌说，分了地以后，我马上下地干活。这就算是我支持他的话了。
他们按手印写条子的事，我事后还是听说了，但是我没有见到这张按了手印的条子。事后，韩国云来我家对我说过，要是出事了，我们还要管把你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我才知道了有这么回事。这个时候已经分田干起来了。
后来，县委陈庭元书记来了，我们的事要瞒着呢。但是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人家也是搞农业的，种过地的，哪有看不出来的。听说他看过了以后没有说话就走了。那时严俊昌来找严宏昌说，我们干得好好的，不知道上面让干不让干？看来我们总得有人出头和上面说这个事。结果严宏昌说，要我去开会我就去。
有一天，严宏昌接到通知要到凤阳开会。他要走了，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回来看看4个小孩。我看情形不对，就问今天你去了就不回来了？他不吱声了，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对我说，他今天去县里能不能回来可就两说了，万一回不来的话，我们家有4个小孩，你要和你的姊妹把我的小孩养大。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哭了。
说完，宏昌就走了。他走了以后，韩国云、关友江都来看过我。那天我也没有心思做饭，到下午就等他。结果他回来了，在小孩都睡着的时候回来了。他回来了，说原先准备要出事的，最后是陈（庭元）书记解了围，他打电话给地委王郁昭书记，打完电话就没事了。我一听特别害怕，说我们这么点小事把地委王书记都惊动了。
从那以后，我天天听广播听新闻。我家孩子说，我妈关心国家大事。我说，我不是关心国家大事，我是关心自家小事。我在家哭过，就是担心国家的政策变。直到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他讲了支持当年小岗村农村改革的话，我当面听到了，这就彻底放心了。
我们不要过“文革”那种日子。还是现在的生活好。现在我着急什么呢？就是我们家这位（严宏昌），总觉得小岗村发展慢，心里不踏实。为小岗村的发展慢，我也着急。我现在觉得要发展小岗村得靠下一代了，我们这代人挣个温饱，下一代图个发展。所以我儿子出去打工创业那么些年，现在回来了。“兔子满山跑，到老归旧窝。”这是他父亲总对儿子说的。要是我看到下一代把小岗村发展起来，我就安心了。
记者附言：小岗村的“大包干”就这样起步了，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条血路。
当时，凤阳县委已经走上改革之路，着手研究和制订在农村包干到组的措施。但小岗村农民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走上了“大包干”包产到户的道路。可贵的是，小岗村农民的做法在当时得到了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而且加以归纳总结，很快发展成遍及全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大包干”。
把话题拉回小岗村，档案记载：“大包干”一年，到1979年秋收时，小岗村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增加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上升为400元，四邻皆惊。从此，人民公社制度式微，小岗村人也和饥饿告别。那张按满红手印的契约，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收藏。馆藏号：ＧＢ54563，国家一级文物。
今天的凤阳小岗村，早已解决了温饱。很有规模的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建起来了，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参观点。然而，小岗村农民还远谈不上富足，2007年的人均纯收入可能还不到5００0元。也许，一个时代只能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大包干”解决了贫穷、饥饿问题，把温饱带给了小岗村农民，但是如何使今天的小岗村走上全面富裕的发展之路，还需要努力、创新和变革，包括对历史的认真总结。
这18位农民的名字是：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
他们没有想到，这份字据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杀开了农村改革的一条血路。
2０07年4月16日和17日，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接待室和村民严宏昌的家中，笔者和小岗村的部分当事人就那段历史有如下交谈。
记者：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30年就要过去了，当年写下契约，一起按下红手印，决心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农民，到今天已经有6位辞世，他们是：严立富、严家其、严家芝、关廷珠、关友章、韩国云。为了准确地记录历史，为了说明当时小岗村农民决心包产到户的过程，我想再度提出相关问题，请当事人来回答，由我记录、整理，再由口述者订正。即使这样的回忆与其他人的回忆有一些出入，也不妨碍我们把这些记录下来，留给历史。
众说纷纭，记录显得尤为重要
严宏昌：我愿意回忆、愿意讲一讲，因为这段事情已经是往事了，却有无数来访的人提问过。众说纷纭，有时候我先后说的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各种记录也多，所以应该留下认真的记录。我今天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几位当事人也请来一起谈。你完成了记录稿我也会认真地看，大家一起核对，这样会准确一些。
记者：不管怎么说，你在这个有意义的行动中都是重要的人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存的契约中，只有你的名字出现两次，一次出现在前面，一次出现在20个名字中间。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你先简要地回顾一下自己的身世吧。
严宏昌：我是小岗村人，出生在1949年农历九月初九（换算公历，是1949年10月30日），小时候上过学，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只读了半年，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讨饭。我讨饭走得很远，大江南北、淮河两岸都去过。
我是1969年底结婚的，老婆段永霞是同县板桥公社的人。我们是自己认识、自由恋爱的，她比我还大两岁。到1978年，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当时，小岗生产队的家庭自留地留得很少，每人只有5厘地，我家6口人，总共只有3分自留地，好在都在家门前，耕作管理比较方便，我们家吃饭吃菜就靠这3分地。
1978年8月，从过去板桥人民公社内，分出了新的梨园公社，于是要产生新的生产小队队长和其他队干部。于是，全村人家的户主来到严学昌家开会，因为他家的地方大一点。当时担任梨园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钱进喜前来主持。
选举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选出了三个人担任生产队负责人，有我一个、严俊昌一个、严立学一个，一共三个人。这时我提议，下面的干部就不要配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全村20户人家，有两户是单身汉，就这些人，除了生产队长、副队长，还要选配文书、民兵排长、妇女队长，弄得差不多人人都是官了，要那么多官做什么？因此我就说，有我们三人就够了，工作就可以做了。
当时我将这个意见一说，钱书记当场就同意了，不再往下选了。但是最后要等公社党委批准。
这样一来，小岗村生产队推选出的就是我们几个人了。这事定下来以后，我们商量了一下，由于严立学是老会计，那就让他接着干。我是当时全队户主中唯一没有当过生产队干部的，当时在场的人几乎都当过队干部，只有我没有。我成年以后在外面先是讨饭，后是做工，但是人在外面不种地是要交钱的。我每月向生产队交15元，给我计150分。否则就不可以出去，因为出去做工要公社的介绍信，这需要生产队同意。1978年初，我在凤阳当建筑工人，也管着几十个农民工。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小包工头了。
我是在1978年上半年回到生产队的。为什么回来？是因为蹲点干部反映，说我是“黑包工”，老是在外面干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所以生产队要我回来，我不愿意。于是，生产队就要我每月交45元，我还不愿意。生产队最后要我每月交1０0元，那我怎么交得出来，只好回来。
我被推选为队干部以后，队里的关廷珠当场就对我说，小岗村的人没有当过队干部的就你一个人，如果你让我一天喝上两顿稀饭，我就满足了。
我听了以后压力很大，因为我常年在外，对生产毕竟不熟悉。我也把自己的心情向严俊昌和严立学说过。俊昌是我堂兄，是我三叔的儿子。他说，我没有文化，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但是你要把点子想好。
记者：当时在被推选出来的生产队干部中，你和严俊昌谁是队长？我看到有许多文章说，当时严俊昌是队长，你是副队长，因为严俊昌毕竟在年岁上比你大一些。
严宏昌：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说起来倒要花一点工夫。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三人被选出来了，我的得票是最多的。我想，这可能和我在生产队里没有当过队长有关系。还有，我毕竟在外面当过包工头，也管过几十个人，甚至更多一些，而且年轻，而俊昌曾经当过多年队长。
但在当时，没有定下来谁就是队长，因为最后是要把名单报到公社去批准。但是既然已经把我们选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工作做起来了。说实在的，我们并没有把当队长看得有多重，没有把它当作是什么官。我倒是真的想把队里的事情安排得好一些，让乡亲都吃上饭。
所以，我没有在意谁是队长谁是副队长，就抓起工作来了。其实所谓的工作，主要是派活，因为没有到年终分红的时候，生产队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派活。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严立学当会计，他有这个经验。
是什么使你们走上“大包干”之路
记者：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小岗村人把生产队的事情主要地交到了你和严俊昌这对叔伯兄弟手里了。接手之后你们先做了些什么，是什么使得你们一步步地走向“大包干”的道路呢？
严宏昌：选举会以后，严立学就建议要盘点生产队里的家底，因为这个时候就要到秋天了，要平整土地了。我们就把盘点的事情交给严立学。那时生产队里没有什么集体积累，他马上就把家底盘点出来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生产条件了。但我们还是认为，要抓住秋耕和冬耕，为来春种上庄稼打好基础。要整地，没有牛耕田，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只好发动大家出死力气，用铁锹挖，用耙子耙，怎么也得要整地呀。但是我们工具太缺了，大家虽然也用力了，但效果不太好，大家认为这么办不行。
大约也在同时，我向严学昌、严立学提出，每人只有5厘自留地，太不够了，要增加自留地，让大家有点菜吃。对我这个提议，大家都同意，这些地就分下去了。
但是这样一来马上就有了问题，我发现生产队集体的地里不怎么有人。有时候我们当队长的到了地头，发现大家都懒洋洋地没有跟上来，到的人干活也不积极。我一看，这样不行，就找到严立学，将一个生产队分为两个小队，让大家有一个竞赛。我为这事写了一个报告，交给严立学，让他拿到公社要求批准，结果上级不批准。
不批准怎么办？我们三人研究，自己干。我们就按人口分下来，分了两个小队。结果一分开，矛盾还是很大，主要是利益分配不均匀，我们三个人解决不了问题。
一开始，我找到严学昌，对他说，我以前是小包工头，各项工程包干到人，工程完成得合格而且效率高。干活就是要这样做，不管你是瓦匠还是泥工，所以我总是能够提前完工。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要分地包干的风声了。我对严宏昌说，分了地以后，我马上下地干活。这就算是我支持他的话了。
他们按手印写条子的事，我事后还是听说了，但是我没有见到这张按了手印的条子。事后，韩国云来我家对我说过，要是出事了，我们还要管把你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我才知道了有这么回事。这个时候已经分田干起来了。
后来，县委陈庭元书记来了，我们的事要瞒着呢。但是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人家也是搞农业的，种过地的，哪有看不出来的。听说他看过了以后没有说话就走了。那时严俊昌来找严宏昌说，我们干得好好的，不知道上面让干不让干？看来我们总得有人出头和上面说这个事。结果严宏昌说，要我去开会我就去。
有一天，严宏昌接到通知要到凤阳开会。他要走了，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回来看看4个小孩。我看情形不对，就问今天你去了就不回来了？他不吱声了，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对我说，他今天去县里能不能回来可就两说了，万一回不来的话，我们家有4个小孩，你要和你的姊妹把我的小孩养大。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哭了。
说完，宏昌就走了。他走了以后，韩国云、关友江都来看过我。那天我也没有心思做饭，到下午就等他。结果他回来了，在小孩都睡着的时候回来了。他回来了，说原先准备要出事的，最后是陈（庭元）书记解了围，他打电话给地委王郁昭书记，打完电话就没事了。我一听特别害怕，说我们这么点小事把地委王书记都惊动了。
从那以后，我天天听广播听新闻。我家孩子说，我妈关心国家大事。我说，我不是关心国家大事，我是关心自家小事。我在家哭过，就是担心国家的政策变。直到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他讲了支持当年小岗村农村改革的话，我当面听到了，这就彻底放心了。
我们不要过“文革”那种日子。还是现在的生活好。现在我着急什么呢？就是我们家这位（严宏昌），总觉得小岗村发展慢，心里不踏实。为小岗村的发展慢，我也着急。我现在觉得要发展小岗村得靠下一代了，我们这代人挣个温饱，下一代图个发展。所以我儿子出去打工创业那么些年，现在回来了。“兔子满山跑，到老归旧窝。”这是他父亲总对儿子说的。要是我看到下一代把小岗村发展起来，我就安心了。
记者附言：小岗村的“大包干”就这样起步了，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条血路。
当时，凤阳县委已经走上改革之路，着手研究和制订在农村包干到组的措施。但小岗村农民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走上了“大包干”包产到户的道路。可贵的是，小岗村农民的做法在当时得到了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而且加以归纳总结，很快发展成遍及全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大包干”。
把话题拉回小岗村，档案记载：“大包干”一年，到1979年秋收时，小岗村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增加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上升为400元，四邻皆惊。从此，人民公社制度式微，小岗村人也和饥饿告别。那张按满红手印的契约，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收藏。馆藏号：ＧＢ54563，国家一级文物。
今天的凤阳小岗村，早已解决了温饱。很有规模的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建起来了，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参观点。然而，小岗村农民还远谈不上富足，2007年的人均纯收入可能还不到5００0元。也许，一个时代只能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大包干”解决了贫穷、饥饿问题，把温饱带给了小岗村农民，但是如何使今天的小岗村走上全面富裕的发展之路，还需要努力、创新和变革，包括对历史的认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