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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全球经济治理：
理念、规划和结构
文■孙 伟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监管金融全球化、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保持世界经济平衡等方面的致命弱点，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现实迫使西方放下身段，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扩大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范围，确立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规制，搭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全球经济治理终于迎来改革良机。
一、理念：“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自由化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内嵌的自由主义形态被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代替，并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减少国家干预，重新向自由市场制度回归，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两大目标早已抛之脑后，终于，以虚拟经济过度扩张为结果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击得粉碎，标志着传统市场理论、传统监管和政府理论的彻底失败。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促进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的自由作为基本目标。于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核心机构开始依照华盛顿共识来调整自身的目标和运作模式。首先，在货币机制方面，随着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货币虚拟化和证券化浪潮席卷西方世界，以美元、欧元为代表的货币进入了竞相滥发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在贸易机制方面，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走向是贸易干预最小化、贸易体制中性化。这样一种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需要通过规则使各国的贸易政策趋同，达到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推行经济自由化为己任，为受贷国提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隐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味。第四，世界银行集中关注结构调整政策，强调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 鼓励出口导向型增长、反对保护主义。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呈下降之势。贷款形式则由传统项目投资贷款，更多地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调整贷款。
当金融危机彻底摧垮了新自由主义建构的辉煌大厦之后，以何种理念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备选答案首先是内嵌型自由主义，重新以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作为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但这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限制已经处于全球化深度发展时代的全球经济增长，而增长正是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发展型国家主义，即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但国家积极干预促进经济以促进重要产业的发展，同时对金融实行严格的国家监管，资本项目不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市场，以出口为导向，并通过政府政策促进出口增长。虽然这一观念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土壤之中的发展型国家主义移植到西方发达国家，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主张必将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目光，在选择经济发展时作为重要参考。综合二者的优缺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应该是汲取了放任的自由主义教训，吸纳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经验之后的一个混合概念，可谓“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即在充分实现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限制高风险的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实现经济治理的全球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合作，提升各国政府对本国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约束能力，合作建设有效政府，而非小政府，以达到解决需求和供给的全球化与宏观经济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其次，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并与他国合作，在保障资金流动性的前提下限制热钱的投机性流动，对金融创新行为的风险进行提前预估，解决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最后，推进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机制，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多边贸易自由机制作为最终目标。
二、规制：“多储备货币体系”代替“美元体系”
二战以后，国际货币规制几经变更，大约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双本位货币体系三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黄金是基础，美元是唯一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这一体系是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标志。1971年，当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和政府对美元升值预期降低，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其他资产时，美国被迫于当年8月7日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牙买加体系是在1976年签订的“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地位，实现黄金的非货币化和多种储备货币并存，建立了特别提款权这一特殊储备资产。但实际上该体系还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多种储备货币制度，美元仍然是国际间最主要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手段，德国马克、日元只是作为辅助性的储备货币存在。但同时，美元的地位相对于以前已经在逐渐下降，国际货币体系进入货币彻底虚拟化和浮动汇率时代。
双本位货币体系确立了以美元—欧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起源于2002年欧元的诞生。欧洲作为区域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区，统一货币是重要一步。欧元诞生后，凭借欧洲超强的经济实力，迅速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开创了美元、欧元两大主要货币，英镑、日元两大次主要国际货币同时存在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随着美元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不断衰落、欧元作为另一个国际本位货币与美元的竞争，使得国际货币丧失了统一性，但同时与美元一起，共同将国际货币体系推向了竞相滥发、无序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从此，国际货币体系滑入了一个由“虚拟货币”的流通规律来主导其运行和发展的时代。虚拟货币时代的盛世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
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源在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规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面临本国经济风险时可以毫无顾忌地保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造成币值大幅波动，并由贸易顺差国买单。正如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指出的，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在日益扩大的全球经济中，储备货币的供应国被迫保有经常项目逆差，于是逐渐走向一种举债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会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资产所有权而一步步削弱实力和独立性。长此以往，世界经济将严重失衡，该主权货币无法继续胜任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责。第二，美国对经济霸权红利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美元的大幅波动。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定价和结算中的霸权地位，将积累的财政赤字通过浮动汇率形式转嫁到大量储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元的保障下，美国国民采取过度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激励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将美国内部信用危机传导至全世界，酿成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第三，美国不具有始终愿意将至关重要的国际责任置于国内争端之前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近期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的管理危机中显现无疑，使国际社会对于加速寻找替代方案的意愿更加强烈。第四，国际货币规制缺乏国际监管，处于无政府状态。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IMF本应承担国际货币体系监管的职责，但在美欧的联合控制下，仅仅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工具，无法完全履行监督责任。第五，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经济格局脱节。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沿革来看，国际储备货币的确立是与国家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美国一国独大时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西欧、日本崛起时将德国马克、日元进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欧洲强盛时欧元堪堪与美元比肩。按照这一逻辑，在当今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的时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无法与经济格局相匹配。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应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由居世界前三位的经济体欧元区、美国、中国本币组成的“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最佳选择。 从国际货币规制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在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行为体的今天，大国博弈是引发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是国家意志与市场选择的共同结果，因此，与国家经济实力格局相适应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自从牙买加体系开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衰落意味着新的储备货币出现成为需要。从表1中主要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主权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首先要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需要世界其他经济体对此有一个自然的接受过程，然后通过制度将本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固定下来，再通过对贸易、投资、金融的统治来稳固本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条件下，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理论可能的前提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等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即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低层次、受挤压的辅助型国际储备货币。
近期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将有望推动多储备货币体系的最终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空前提高，使人民币国际化获得良好机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直接投资和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继续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取得更大成就。有学者预测，2016年中国对新兴市场贸易量的一半有望使用人民币结算，2020年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望与日元或英镑持平。2013年10月8日，中国（上海）金融自贸区的成立正是中国加速推进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将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全面试验金融开放等条件。如果试验能够成功，新的国际货币规制将有望形成。
三、结构：“东西共治”代替西方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领导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在西方世界内部治理。二战以后，冷战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需求，这就要求美国全力提升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于是，美国与西欧共同建立了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IMF、世行、GATT等机构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监督和惯例，全力帮助西欧、日本等恢复经济。此时的经济治理基本是由美国进行治理，并局限在西方世界内部。
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世界。1975年，为了应对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恶化情况，同时也由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G7成立，一个新的治理全球经济的集团出现，开启了经济共治的先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七个国家实现共同管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机构开始执行全球经济治理总部的职能，充分控制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以IMF、世行、WTO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保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向全世界推广。这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达到高峰，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新兴经济体也因此受益。
第三阶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美国主动提议召开G20会议，寻求新兴经济体的帮助。2009年，G20首脑会晤实现机制化，标志着G7向G20的转变，也标志着原来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状况正在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下降。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散化，将提高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相应提高操控决策的成本。八国集团机制下，除法国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的意见受到美国强大影响，美国事实上是八国集团的“霸主”。二十国集团机制下，美国仍占明显优势，但要操控其他十九个主体以形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明显上升，美国地位由“霸主”开始转向“盟主”。更为重要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主动参与并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且得到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尊重，话语权也得到提升，新兴经济体得以充分利用G20这一平台与发达国家展开对话，改变长期以来不利的全球经济规则。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会进入第三阶段，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共同治理，虽然达到和保持这一局面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危机后的形势渐缓，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出现起底反弹，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G20集团政策承诺和决议无人监督的制度缺陷，G20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但至少从中期看，华盛顿和欧盟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而且G20集团已经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禁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决议，避免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无论愿意与否，以G20为代表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必须承担起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
在发展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同时，原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改革在同步进行。以IMF为例，2010年IMF通过改革决议（见表2）将发达经济体的份额整体下降2.8个百分点，投票权下降2.7个百分点，均转让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份额提升2.39个百分点，投票权提升2.26个百分点，达到6.07%，超越德、法、英，跃居第三位。但目前该决议由于美国国会尚未通过，决议尚未生效，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对于推进共同治理的矛盾心理，也反应出共同治理的推进将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治理。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的难点在于如何恢复经济增长、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重复、控制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出现，恢复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治理理念，避免汇率危机需要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金融稳定需要民主化的管理结构，这都是金融危机带给全球经济治理的改变。这种改变能否持续最终将取决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能否超越片面的自身利益，照顾彼此关切。如是，世界经济有望实现复苏，如否，危机将仍如定时炸弹般存在。
（作者单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理念、规划和结构
文■孙 伟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监管金融全球化、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保持世界经济平衡等方面的致命弱点，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现实迫使西方放下身段，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扩大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范围，确立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规制，搭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全球经济治理终于迎来改革良机。
一、理念：“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自由化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内嵌的自由主义形态被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代替，并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减少国家干预，重新向自由市场制度回归，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两大目标早已抛之脑后，终于，以虚拟经济过度扩张为结果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击得粉碎，标志着传统市场理论、传统监管和政府理论的彻底失败。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促进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的自由作为基本目标。于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核心机构开始依照华盛顿共识来调整自身的目标和运作模式。首先，在货币机制方面，随着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货币虚拟化和证券化浪潮席卷西方世界，以美元、欧元为代表的货币进入了竞相滥发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在贸易机制方面，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走向是贸易干预最小化、贸易体制中性化。这样一种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需要通过规则使各国的贸易政策趋同，达到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推行经济自由化为己任，为受贷国提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隐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味。第四，世界银行集中关注结构调整政策，强调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 鼓励出口导向型增长、反对保护主义。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呈下降之势。贷款形式则由传统项目投资贷款，更多地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调整贷款。
当金融危机彻底摧垮了新自由主义建构的辉煌大厦之后，以何种理念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备选答案首先是内嵌型自由主义，重新以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作为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但这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限制已经处于全球化深度发展时代的全球经济增长，而增长正是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发展型国家主义，即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但国家积极干预促进经济以促进重要产业的发展，同时对金融实行严格的国家监管，资本项目不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市场，以出口为导向，并通过政府政策促进出口增长。虽然这一观念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土壤之中的发展型国家主义移植到西方发达国家，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主张必将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目光，在选择经济发展时作为重要参考。综合二者的优缺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应该是汲取了放任的自由主义教训，吸纳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经验之后的一个混合概念，可谓“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即在充分实现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限制高风险的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实现经济治理的全球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合作，提升各国政府对本国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约束能力，合作建设有效政府，而非小政府，以达到解决需求和供给的全球化与宏观经济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其次，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并与他国合作，在保障资金流动性的前提下限制热钱的投机性流动，对金融创新行为的风险进行提前预估，解决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最后，推进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机制，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多边贸易自由机制作为最终目标。
二、规制：“多储备货币体系”代替“美元体系”
二战以后，国际货币规制几经变更，大约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双本位货币体系三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黄金是基础，美元是唯一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这一体系是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标志。1971年，当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和政府对美元升值预期降低，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其他资产时，美国被迫于当年8月7日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牙买加体系是在1976年签订的“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地位，实现黄金的非货币化和多种储备货币并存，建立了特别提款权这一特殊储备资产。但实际上该体系还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多种储备货币制度，美元仍然是国际间最主要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手段，德国马克、日元只是作为辅助性的储备货币存在。但同时，美元的地位相对于以前已经在逐渐下降，国际货币体系进入货币彻底虚拟化和浮动汇率时代。
双本位货币体系确立了以美元—欧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起源于2002年欧元的诞生。欧洲作为区域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区，统一货币是重要一步。欧元诞生后，凭借欧洲超强的经济实力，迅速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开创了美元、欧元两大主要货币，英镑、日元两大次主要国际货币同时存在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随着美元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不断衰落、欧元作为另一个国际本位货币与美元的竞争，使得国际货币丧失了统一性，但同时与美元一起，共同将国际货币体系推向了竞相滥发、无序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从此，国际货币体系滑入了一个由“虚拟货币”的流通规律来主导其运行和发展的时代。虚拟货币时代的盛世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
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源在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规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面临本国经济风险时可以毫无顾忌地保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造成币值大幅波动，并由贸易顺差国买单。正如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指出的，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在日益扩大的全球经济中，储备货币的供应国被迫保有经常项目逆差，于是逐渐走向一种举债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会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资产所有权而一步步削弱实力和独立性。长此以往，世界经济将严重失衡，该主权货币无法继续胜任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责。第二，美国对经济霸权红利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美元的大幅波动。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定价和结算中的霸权地位，将积累的财政赤字通过浮动汇率形式转嫁到大量储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元的保障下，美国国民采取过度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激励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将美国内部信用危机传导至全世界，酿成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第三，美国不具有始终愿意将至关重要的国际责任置于国内争端之前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近期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的管理危机中显现无疑，使国际社会对于加速寻找替代方案的意愿更加强烈。第四，国际货币规制缺乏国际监管，处于无政府状态。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IMF本应承担国际货币体系监管的职责，但在美欧的联合控制下，仅仅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工具，无法完全履行监督责任。第五，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经济格局脱节。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沿革来看，国际储备货币的确立是与国家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美国一国独大时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西欧、日本崛起时将德国马克、日元进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欧洲强盛时欧元堪堪与美元比肩。按照这一逻辑，在当今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的时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无法与经济格局相匹配。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应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由居世界前三位的经济体欧元区、美国、中国本币组成的“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最佳选择。 从国际货币规制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在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行为体的今天，大国博弈是引发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是国家意志与市场选择的共同结果，因此，与国家经济实力格局相适应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自从牙买加体系开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衰落意味着新的储备货币出现成为需要。从表1中主要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主权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首先要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需要世界其他经济体对此有一个自然的接受过程，然后通过制度将本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固定下来，再通过对贸易、投资、金融的统治来稳固本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条件下，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理论可能的前提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等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即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低层次、受挤压的辅助型国际储备货币。
近期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将有望推动多储备货币体系的最终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空前提高，使人民币国际化获得良好机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直接投资和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继续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取得更大成就。有学者预测，2016年中国对新兴市场贸易量的一半有望使用人民币结算，2020年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望与日元或英镑持平。2013年10月8日，中国（上海）金融自贸区的成立正是中国加速推进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将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全面试验金融开放等条件。如果试验能够成功，新的国际货币规制将有望形成。
三、结构：“东西共治”代替西方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领导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在西方世界内部治理。二战以后，冷战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需求，这就要求美国全力提升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于是，美国与西欧共同建立了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IMF、世行、GATT等机构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监督和惯例，全力帮助西欧、日本等恢复经济。此时的经济治理基本是由美国进行治理，并局限在西方世界内部。
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世界。1975年，为了应对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恶化情况，同时也由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G7成立，一个新的治理全球经济的集团出现，开启了经济共治的先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七个国家实现共同管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机构开始执行全球经济治理总部的职能，充分控制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以IMF、世行、WTO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保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向全世界推广。这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达到高峰，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新兴经济体也因此受益。
第三阶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美国主动提议召开G20会议，寻求新兴经济体的帮助。2009年，G20首脑会晤实现机制化，标志着G7向G20的转变，也标志着原来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状况正在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下降。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散化，将提高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相应提高操控决策的成本。八国集团机制下，除法国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的意见受到美国强大影响，美国事实上是八国集团的“霸主”。二十国集团机制下，美国仍占明显优势，但要操控其他十九个主体以形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明显上升，美国地位由“霸主”开始转向“盟主”。更为重要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主动参与并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且得到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尊重，话语权也得到提升，新兴经济体得以充分利用G20这一平台与发达国家展开对话，改变长期以来不利的全球经济规则。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会进入第三阶段，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共同治理，虽然达到和保持这一局面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危机后的形势渐缓，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出现起底反弹，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G20集团政策承诺和决议无人监督的制度缺陷，G20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但至少从中期看，华盛顿和欧盟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而且G20集团已经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禁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决议，避免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无论愿意与否，以G20为代表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必须承担起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
在发展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同时，原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改革在同步进行。以IMF为例，2010年IMF通过改革决议（见表2）将发达经济体的份额整体下降2.8个百分点，投票权下降2.7个百分点，均转让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份额提升2.39个百分点，投票权提升2.26个百分点，达到6.07%，超越德、法、英，跃居第三位。但目前该决议由于美国国会尚未通过，决议尚未生效，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对于推进共同治理的矛盾心理，也反应出共同治理的推进将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治理。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的难点在于如何恢复经济增长、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重复、控制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出现，恢复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治理理念，避免汇率危机需要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金融稳定需要民主化的管理结构，这都是金融危机带给全球经济治理的改变。这种改变能否持续最终将取决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能否超越片面的自身利益，照顾彼此关切。如是，世界经济有望实现复苏，如否，危机将仍如定时炸弹般存在。
（作者单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