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先生，是在现代文学馆的图书大库，那时我正参与筹备文学馆C座的文学史展览，为搜集图片、内文、图书封面等资料经常进出大库，库管员时为大门口王师傅的女儿贤英。犹记得大库的窗子很大，透进来和煦明媚的阳光，阳光里一位英气十足的老者正在桌上翻书，王贤英虽比我年纪小，却是“前辈”，比我早工作很多年，老者称她“小王”，小王称老者为“吴馆长”，二人如祖孙般，亲切地说些话。偶尔，“吴馆长”也会来食堂吃午饭，他个子真高，背个大单肩包，自己端着饭盘，盛好后坐在饭桌前大嚼，很洒脱的样子。问过“小王”才知道，此人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吴福辉。孤陋的我之前只知道他是《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作者，还不知他半辈子都在文学馆工作。吴馆长那时是为了写作《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查找资料和搜集图片，在大库伏案好一段时间，向小王了解了不少当时馆藏图书管理的情况。后来，听说他提出自己捐的图书直接进入大库，而不是进入文库（图书大库借阅手续相对简单，更方便读者;图书文库保存条件更好，借阅相对麻烦），我猜这个行动是吴馆在那时候“田野调查”基础上做出的选择。他身上扑面而来的是大学者气，没有什么“官味儿”，这是当时最深刻的感受。
　　第二次见到先生，是梁海春副馆长主政文学馆的时候。当时举办文学展览开始苦于没有专业人员指导，梁馆长出面请吴馆长出山。吴馆长就真的来了，带着那厚厚的一叠展览脚本。开宗明义表示自己只提出这一遍意见，其后怎么修改、设计、布置，他不再发言。然后开始一页一页过，一条一条提意见，我一项一项记录，心里的敬佩就甭提了！一上午的改稿会结束，吴馆长拿出了几本《石斋语痕》题字送给在座的几位，我也有幸得到一本，时间是2015年3月31日，上面还钤了“石斋语痕”的印章。怀着崇敬的心情请求和吴馆合影，他爽快答应。这天中午大家一起在食堂用餐，问起他带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的情形，他说“反正跟我读，写什么都自由，但写海派就容易成功”，然后爽朗地大笑。
　　2015年3月31日与吴福辉先生在现代文学馆B座301合影，桌上放的是打印的展览脚本，笔者手里拿的是吴馆长签名赠送的《石斋语痕》
　　第三次见先生是有一年的春节，我跟计蕾主任去华威北里小区看望老作家，出来后在院子里竟然一头撞上了吴馆长。呼呼的北风里吴馆长一个人显得有点落寞，并且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跟计主任说自己正在整理藏书，挑出一批文学馆馆藏里已经有的，捐给辽宁鞍山的母校，同时还在整理书信。书信太多了，他要一一甄选，将没有价值的、不适合公开的都挑出去，这个工作量真大。计主任说您别这么忙活了，这也不是着急的事，慢慢干，不行我派个人帮您整理。吴馆长未置可否。最后看来，他还是亲力亲为地做完了所有的甄选工作。
　　第四次见先生就是和同事一起去他家里拉书了。我们装备整齐，穿上工作服，戴上帽子、手套、口罩，拉着无数的纸箱，挥舞着裁纸刀割胶带，在吴馆长家里大干起来，把他几个屋子里、书架上的图书“扫荡”一空。这天是2019年4月15日，我还在朋友圈里记述：“今天到吴福辉老师家打包他捐赠的第二批书，共37箱。吴老师再见仍是那样高大、洪亮，气色不错，只是清减了许多。他就要远赴加拿大一享天伦了，石斋会想念它的主人吗？”想来这是吴馆长做完肠胃手术后不久。我们在屋里搬书时，他就和计主任在书房里一一交代那些宝贝——书信，吴老师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目录，还有一些情况说明，都写在一张白白的纸上，他跟计主任逐封核对，直到我们装箱完毕。
　　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全新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这本由吴馆长任副主编的辞典出版于1992年，早就绝版了，其内容非常准确，编排极其合理，当时征集部所有同事共用计主任珍藏的一本，都快翻烂了。见我面露想要之色，吴馆长立即从最顶层取出一本，题词赠送。我还在他的书桌上看到很多小石头和非常多的兔子，问起来，吴老师谈兴很浓，说自己受李凖的影响看石，后来就自己访石、问石，把卧室和书房摆了很多石头，于是就叫石斋了。至于兔子，那是因为他属兔，晚辈们就送他一些兔子，他很喜欢。吴馆长说着高兴，又送了我一本新版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这天我的收获太多了，后征求计主任同意，回送了吴馆长一只老北京的兔儿爷，聊表寸心。
　　第五次见先生则是四个月后，吴馆长去加拿大前终于和我们商定了拍摄传记片的时间。那是8月底9月初的一个周末，正是炎炎夏日，吴馆长没让我们跑到他家，而是自己来到文学馆参加拍摄，访谈人是他的女弟子尹诗。共拍摄了两天，从头听到尾，仿佛享受了两场高端学术讲座。吴馆长逻辑清晰，声音洪亮，话语极有感染力，充满感情。我深深记得他说的两点：一是人群中总会有一小撮人喜欢文学，要做文艺青年、文艺中年和文艺老年，文学是边缘了，但不会消失，这个时候正适合坐冷板凳，静待文学热起来。二是现代文学馆一直存在搞行政和搞研究两支队伍，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做领导的应当一碗水端平，用心调和。
　　第二天访谈间隙，吴馆长摘下眼镜休息时，我坐在旁边突然发现他眼镜的一条镜腿翘起来了。常戴眼镜的人多少会知道，这样不平很容易导致眼睛疼和头疼，一时手痒难耐，拿起來左右掰弄，希望能调整好。谁知吴老师的眼镜年久，材质也和我们戴的不同，刚一用力镜腿就“啪”的一声，断了！当时我就傻眼了，瞅向吴馆长。他没有丝毫愠色，叮嘱快找胶布缠上，糊弄完拍摄再说。倒是计主任给我打圆场：“硕士、博士都不算什么，现在正式授予你大力士学位。”吴馆长也笑得很开心。
　　那天我一直过意不去，拍摄完成后，借着送吴馆长回家的便当，拉着他去了潘家园眼镜城，在一家相熟档口给吴馆长重新配了一副他们那最好的眼镜。吴馆长非常配合地坐在那里验光、测瞳距，一瞬间，有种亲切的情意涌上心头。吴馆长告诉我因为朱珩青老师还在睡午觉，他就不招呼我上楼喝茶了，然后坚持把我送到天桥旁挥手告别。这幅画面就一直留在记忆中，仿佛还在昨天。
　　后来为了辅助完成《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我走过的路——吴福辉先生访谈录》的编辑，我将文学馆所有吴馆长写作的书都借出来拍摄，借此机会，遍读了这些书，其中《带着枷锁的笑》《京派小说选》和《沙汀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馆长的学问是带着深情的，带着人间烟火气的，风格是爽快、明朗的、津津有味的，尤其是《京派小说选》的那篇序言《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深入浅出、鞭辟入里，读得我大气都不敢出，太精彩了。
　　就在吴馆长去世前一天，我们开组织生活会，小组里很多是来馆工作二十多年的同事们，不知为什么突然就聊起了吴馆长，大家回想着他的音容笑貌，谈论起他退休那一段时间的事情。第二天，唁电就如雪片般飞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说吴馆长“风清气正、机智有情，流而有节，惠学及人”;清华大学中文系挽联称吴馆长生活有趣味、人情真练达，“学术无偏至，京海雅俗齐物论;鉴赏最中肯，名著岂止‘三十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唁电中说吴馆长“精神通达，笔趣温润，文通京海血脉，书解南人北人。其文美，其思广，其人真。超然中看文坛风雨，独思里觅人间诗魂”。这些中肯的言语，再加上宫立老师的敦促鼓励，使我不揣浅陋，记录下自己有幸与吴馆长的五次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