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这个没有任何华丽色彩的名字不知是怎么来的。单从字面看，已经是洪荒苍凉的感觉，似乎人们也没有太多地细究，它的名字就这样沿袭过来了。但它作为远古人类留下的一处富有传奇色彩并充满着魅力的旧石器文化遗存，水洞沟的名字却早已叫响于中外。
　　10年前，曾随着一波游人去过水洞沟，但那时并没有太留意，只是当作一处通常意义上的古文化遗址来对待。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是茫然。尤其是读著名地质学家刘生先生在《水洞沟——1980发掘报告》序言里的那段文字，2万年前的那段远古人类的历史情景，就会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眼前：
　　2万多年前，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鄂尔多斯黄沙茫茫的旷野之上。他们是一支由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随身携带着猎人的专用工具、武器、帐篷和火种，当他们翻上一道连绵起伏的山梁而来到一处今天叫作水洞沟的地方时，眼前出现了一片水草丰盛的湖泊，远处草原上还隐约可见成群奔跑的野马、野驴和羚羊。显然，这是一处诱人的地方。于是他们放下行装，就地宿营，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
　　读这段文字，才会使你震撼，你才会走进水洞沟绵长的历史深处。
　　水洞沟，地处宁夏首府银川市以东灵武市境内的黄河边地上。最早发现这处凝聚和记载着远古人类文明的地方的人，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德国传教士肖特。有了这个晾人的信息，便有了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德日进在水洞沟的第一次发掘。数年之后，他们共同发表了《中国的旧石器》，“中国没有旧石器文化”的论断终于成了历史。水洞沟，也成了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之一。从此，水洞沟的世界，如同一幅揭开了面纱的远古人类描绘的色彩斑斓的风俗画，展示在世人面前。同时，它开始走进了中外考古文化者的视野。
　　水洞沟走出来了，逐渐成为中西考古学家们不断光顾的地方，尤其是中国考古学界。裴文中、贾兰坡等先生先后对这里进行过考察和发掘，中外考古专家根据出土的石器认为：水洞沟出土的尖状器，可以和欧洲典型的莫斯特尖状器相比。近年来的正式发掘，又获得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专家们以为，水洞沟遗址的石器组合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并显示了与欧洲和蒙古、西伯利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文化的紧密联系，是研究我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之间连续发展和嬗变的珍贵材料。它在考古学领域的地位和文化价值随着中外学者们的不断研究，已逐渐展示于世人面前。
　　水洞沟文化，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类型；水洞沟古文化遗址，是中国早期人类生存繁衍的象征，再现了距今2万多年前西北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它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的典型。自80年前被法国人德日进、桑志华考古发掘之后，到了1928年，他们与法国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一起对水洞沟遗址进行深入研究，水洞沟作为旧石器文化重要遗址，为世界考古界所关注。此后，1960年、1963年、1980年，中国考古学者先后对水洞沟古文化遗址进行过系统发掘，从含石器和化石的地层中出土的动物化石的种类看，有野驴、犀牛、羚羊、转角羊、鸵鸟等动物生存，还获得了数万件石器材料和石器。专家认定：在获得的大量石器中，有一类以长石叶为毛坯、两侧经修理左右对称、背面有脊梁的三角形尖状石器，能与欧洲典型的莫斯特尖状器才目媲美。另一类以长石片为毛坯、一端修理出半圆形刀刃状的刮削器，是水洞沟石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制造技术和形状与我国同时期的其他石器时代遗址迥然不同。尤其是首次发现的一件用鸵鸟蛋壳为原料制成的圆形穿孔装饰品，其边缘略加打磨，这说明当时的磨制艺术已经萌芽，体现了原始初民对美的探求。从早期装饰艺术角度看，鸵鸟蛋壳制成的装饰品，已经包孕着人类早期审美意识的基因，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工艺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或者说是中国旧石器艺术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2003年7月至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灵武水洞沟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又发掘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尤其是发现了目前为止中国旧石器时代同期制作最为精美的环状装饰品，极大地丰富了水洞沟文化内涵，为研究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行为模式和审美能力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这就是水洞沟，这就是水洞沟古遗址，这就是水洞沟文化。
　　数万年的历史风雨过去了，水洞沟遗址仍然与沉寂的大地相伴随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驿站，这里不光是考古学家的乐园，也是人类追溯历史的一座里程碑。而今，无论你是耸立在水洞沟的河谷，还是徜徉在水洞沟边缘的台地上，蜿蜒东去的长城与绵绵不尽的茫茫黄沙，共同构筑着这里的独特景观广——天荒地老，生命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