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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湖北作为中部发展支点而崛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依据。简言之，“支点说”由湖北的地理形胜、文明积淀所奠基，由时代机遇所激活，正通过湖北6000万民众的奋发努力得以实现。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有一定道理，当下推进“支点”建设，要解决认知层面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践行就顺当一些。领导层与大众层有必要在“支点”建设上形成文化自觉，其中领导者决策的历史依凭深度、因势利导的机智程度、推进力的准确性与强劲度，尤关紧要。
法国年鉴学派理论颇得唯物史观精义，其代表学者布罗代尔（1902—1985）提出区域研究的“三时段说”（长时段[地理时段]，可称之“结构”；中时段[社会时段]，可称之“局势”；短时段[个体时段]，可称之“事件”）。参酌其说，在探讨区域发展问题时，应该注意短时段发生的偶然性事件，更必须重视结构、局势的必然性影响，通过长一中一短时段交并观照、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上作辩证考析，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获得关于湖北发展战略的深解。
就长时段结构性因素而论，湖北拥有成为中部发展支点的优越自然禀赋
湖北地处亚热带北沿，人类文明发生线——北纬30度线横贯全省南部，而此纬线通过的几大人类文明发生地（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因副高压控制，多是气候干热的沙漠地带（其文明全然依靠江河灌溉，故有“埃及是尼罗河赠礼”之说），而湖北所处的长江流域得大自然眷顾，亚洲大陆中部崛起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来自太平洋季风的水汽，使长江流域水热资源充沛，最适宜人类生存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自然禀赋优越、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域，而湖北又是长江流域条件最好的区段之一。其优胜处可归结为“水”一“通”一“中”三字。
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长江贯穿湖北，与其最长支流汉水交会于此。湖北又是“千湖之省”，湿地广大，成为“第一资源——淡水”富集区。湖北应充分认识自身的淡水优势，注意保护和利用水资源，发展与水相关的产业，做好水文章。此乃摆在湖北人面前的一个大题目。
湖北是九省总汇之通衢、水陆交通枢纽，汉口被称之“东洋芝加哥”。九省通衢的含义因时而变，我们不能躺在古代和近代的老观念上讲“九省通衢”，而必须从工业化晚期、后工业文明初兴的新形势下，重整“九省通衢”雄风（水陆空几纵几横交通枢纽、现代信息中心等等）。这是摆在湖北人面前的又一个大题目。
如果说中国的自然地理中心在甘肃兰州，那么湖北则是中国的人文地理中心、经济地理中心、人口地理中心。以武汉为圆心画圆圈，中国主要大都会及经济繁荣区皆在圆周近旁。居中可南北呼应、东西会通。居中而求其大通，是摆在湖北人面前的第三个大题目。
对于湖北的形胜之优、之重，古今中外有历史眼光的论者多有阐述——
卓越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13—1692）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及全国形胜之地时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三城皆在湖北。
外国人亦对湖北形胜极为看重。早在1850年，英国政府在分析世界各口岸时，将英国伦敦、日本江户（1868年后改称东京）和中国汉口并列为最具价值的港口大都会。美国《竖琴》杂志1918年刊载魏尔·瓦尔特《中国的芝加哥》一文。自日、美人士倡其说，汉口为“东方芝加哥”之名播扬海内外。
时至当代，湖北武汉的形胜之优赢得更高美誉度。美国著名学者麦金利·康韦在《未来学家》杂志1999年6—7月号发表《未来的超级城市》一文，预言武汉将进入“21世纪全球十大超级城市”之列，武汉因“淡水资源丰富、腹地市场广阔、科教实力雄厚”而名列全球“第二超级城市”。
我们今天驻足黄鹤楼，放眼“江汉朝宗”胜景，也会由衷发出浩叹：不能辜负这片上苍赐予的丰美大地。
就中时段的局势性因素而论，湖北具备成为中部发展支点的深厚历史积淀
湖北是古人类（郧县人、郧西人）栖息地、稻作文明（屈家岭文化等）发祥地之一。
以湖北为中心地段及设都处的楚国，历史与周朝等长（800年），战国时拥有半壁江山，楚与秦同为最有力量统一全国的诸侯。
楚地是商周战略物资青铜的重要产地（大冶铜绿山），这是楚国强盛、楚文化繁荣的重要物质基础。
楚文化发达（哲学上的老一庄，文学上的庄一骚等等），与中原文化（齐鲁、三晋）二元耦合，并驾齐驱，文、哲、艺、技可与希腊罗马一较短长。
秦汉时期，湖北相对沉寂。
东晋、中晚唐、南宋，文明重心南移，初至江浙，渐向两湖推移，推移线路略如锐角三角形的两边，故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明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明清以来，汉口为“四大聚”之一、“四大名镇”之首。英国人1850年称，汉口作为商业都会，世界上仅伦敦、江户可比。（此时湖北尚未对外开放）
湖北开放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汉口开埠”、“张之洞督鄂”两大契机，湖北从深处堂奥的内地省份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近代工业、近代文教发祥地之一，成为辛亥首义之区。章太炎等定都武昌的倡议，孙中山“一都（武汉）四京（北京、南京[广州]、东京[南京]、西京[重庆]）说”，皆是根据地理条件和文明积淀之综合，对武汉作为全国中心城市、湖北作为中华枢纽的高度估量。
就短时段的事件性因素而论，近代湖北多次领受战略支点安排
后发型的中国近代化，是自上而下推进的，由官方决策与主导。
近代湖北在全国战略地位的突显，与清政府、慈禧的布局考量直接相关：扶植重臣张之洞，在湖北这个形胜之地、九省通衢经营第二洋务中心，制衡李鸿章的淮系及北洋洋务中心。清廷和慈禧既是选中张之洞这个人，也是看中湖北这块战略形胜之地。此一短时段的决策性事件对近代湖北发展的影响也至关紧要。
在督抚频繁调动的清朝，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达18年之久，是罕见特例（另例是李鸿章任北洋大臣22年）。张之洞没有辜负朝廷重托，没有虚掷历史机遇，成就了耸动中外的“湖北新政”（1889—1911）。
兴实业：汉阳铁厂，亚洲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清末民初占全国钢铁产量九成以上；湖北枪炮厂，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汉阳造”成为清末民国陆军主要枪炮来源；布纱丝麻四周，仅次于苏沪的纺织工业中心。对外贸易，汉口“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为全国第二大外贸口岸。 练新军：使用洋械，实现“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化，学德国、日本军制，录用知识青年，士兵文化素质高。湖北新军在几次全国性“秋操”（军事演习）中皆名列冠军，是与北洋六镇同为清末最精锐陆军。
办文教：书院改制（两湖书院等）等；建新学堂，（1893年创立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1898年创立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1898年创立工艺学堂，武汉钢院一武汉科技大前身），1904年建图书局（湖北图书馆前身），为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湖北历史较悠久的文教单位多可追溯到湖北新政的业绩。
编订中国第一个实施了的近代性学制——癸卯学制。
大量派遣留学生。湖北是20世纪初年留学生最多的省份。
张之洞治鄂，湖北由一个内处堂奥、中等发展水平的省份，跃升为清末新政的领先区域，辛亥首义在这个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连同知识分子）、近代军队的区域爆发并取得空前胜利，决非偶然。孙中山因此称张南皮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此诚画龙点睛之笔。
“湖北新政”的横空出世，当然是短时段事件，与慈禧一张之洞的决策与运作相关，具有偶然性，而其依凭的是长时段的地理形胜、中时段的社会局势，历史人物在事件中发挥能动作用，与物质条件和时代趋势交融互动，终于成就一番事业。这是“时段理论”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带际开发战略一度限制湖北，时下却给湖北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广土众民的国度，现代文明不可能立即普遍开花，而必须有一个带际推进安排。就改革开放新时期而论，带际发展的大势是从东部沿海起步，渐次向中西部推进。湖北的发展当然不可能自外于此一带际战略。
近代湖北曾是文明领先之区。直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仍居全国第一方阵（GDP全国第四，仅次于沪、京、辽）。改革开放新时期，湖北虽有进步，但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沿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领先湖北。20世纪末叶，湖北GDP在全国排名跌落到第十多位。而时下带际战略已推进到中部崛起阶段，2011年GDP回升进前十名以内，展望前景，长江中游承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京津冀”，正进入发展黄金期。
湖北要赶超，须志存高远、立足前沿、发力强劲，实现“弯道超越”。
勿忘先哲“取法乎上”的遗教。发达国家、国内先发地区产业转移，湖北当然可以有选择地承接，这是后发地区发展的一种契机，但决不能满足于此，一味拾取那些高能耗、高污染、低副加值的产业，亦步亦趋跟着发达国家、国内先发地区屁股后面走，此乃“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末路。瞄准先进，作蛙跳式跃进，才是当取之上策。用力于高端研发、高端产业、高端服务、集约型高端农业，应为湖北的追求。
再举一“取法乎上”、志在前沿的实例：武汉大学遥感测绘专业，李德仁、宁津生等教授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那时的条件还十分简陋），就紧盯世界最前沿，经三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成为国际公认的此一领域的翘楚。
社科领域，张培刚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初研究传统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成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武大谭崇台教授等承其说，武大、华科大成为国际公认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重镇。人文领域，吐鲁番文书整理及研究、楚简破译及研究、辛亥革命研究、张之洞研究、中哲史及国学研究等，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湖北的发展还可以参酌国际案例。瑞士、挪威、爱尔兰、芬兰，19世纪都是欧洲最落后国家，后以先进文教、前沿经济引领，于20世纪跃升为经济最发达、社会建设最先进的国度。
近代湖北曾是文明领先之区，后因带际战略安排，一度落后，当下正进入复归其位、更上层楼的时候。而实现这种提升，自然秉赋、历史积淀是基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正确抉择和主观努力则是关键。提振民众的幸福感、归宿感，是人的能动性得以发挥的基础，因而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便宜事，别人也不会给我们提供免费午餐。“支点”地位的获得，不能“等、靠、要”，一切都有赖湖北民众及其领导，凭藉自然优势、历史积淀，作出正确的进路选择，持续地、坚韧不拔地奋力拼搏。
法国年鉴学派理论颇得唯物史观精义，其代表学者布罗代尔（1902—1985）提出区域研究的“三时段说”（长时段[地理时段]，可称之“结构”；中时段[社会时段]，可称之“局势”；短时段[个体时段]，可称之“事件”）。参酌其说，在探讨区域发展问题时，应该注意短时段发生的偶然性事件，更必须重视结构、局势的必然性影响，通过长一中一短时段交并观照、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上作辩证考析，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获得关于湖北发展战略的深解。
就长时段结构性因素而论，湖北拥有成为中部发展支点的优越自然禀赋
湖北地处亚热带北沿，人类文明发生线——北纬30度线横贯全省南部，而此纬线通过的几大人类文明发生地（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因副高压控制，多是气候干热的沙漠地带（其文明全然依靠江河灌溉，故有“埃及是尼罗河赠礼”之说），而湖北所处的长江流域得大自然眷顾，亚洲大陆中部崛起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来自太平洋季风的水汽，使长江流域水热资源充沛，最适宜人类生存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自然禀赋优越、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域，而湖北又是长江流域条件最好的区段之一。其优胜处可归结为“水”一“通”一“中”三字。
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长江贯穿湖北，与其最长支流汉水交会于此。湖北又是“千湖之省”，湿地广大，成为“第一资源——淡水”富集区。湖北应充分认识自身的淡水优势，注意保护和利用水资源，发展与水相关的产业，做好水文章。此乃摆在湖北人面前的一个大题目。
湖北是九省总汇之通衢、水陆交通枢纽，汉口被称之“东洋芝加哥”。九省通衢的含义因时而变，我们不能躺在古代和近代的老观念上讲“九省通衢”，而必须从工业化晚期、后工业文明初兴的新形势下，重整“九省通衢”雄风（水陆空几纵几横交通枢纽、现代信息中心等等）。这是摆在湖北人面前的又一个大题目。
如果说中国的自然地理中心在甘肃兰州，那么湖北则是中国的人文地理中心、经济地理中心、人口地理中心。以武汉为圆心画圆圈，中国主要大都会及经济繁荣区皆在圆周近旁。居中可南北呼应、东西会通。居中而求其大通，是摆在湖北人面前的第三个大题目。
对于湖北的形胜之优、之重，古今中外有历史眼光的论者多有阐述——
卓越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13—1692）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及全国形胜之地时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三城皆在湖北。
外国人亦对湖北形胜极为看重。早在1850年，英国政府在分析世界各口岸时，将英国伦敦、日本江户（1868年后改称东京）和中国汉口并列为最具价值的港口大都会。美国《竖琴》杂志1918年刊载魏尔·瓦尔特《中国的芝加哥》一文。自日、美人士倡其说，汉口为“东方芝加哥”之名播扬海内外。
时至当代，湖北武汉的形胜之优赢得更高美誉度。美国著名学者麦金利·康韦在《未来学家》杂志1999年6—7月号发表《未来的超级城市》一文，预言武汉将进入“21世纪全球十大超级城市”之列，武汉因“淡水资源丰富、腹地市场广阔、科教实力雄厚”而名列全球“第二超级城市”。
我们今天驻足黄鹤楼，放眼“江汉朝宗”胜景，也会由衷发出浩叹：不能辜负这片上苍赐予的丰美大地。
就中时段的局势性因素而论，湖北具备成为中部发展支点的深厚历史积淀
湖北是古人类（郧县人、郧西人）栖息地、稻作文明（屈家岭文化等）发祥地之一。
以湖北为中心地段及设都处的楚国，历史与周朝等长（800年），战国时拥有半壁江山，楚与秦同为最有力量统一全国的诸侯。
楚地是商周战略物资青铜的重要产地（大冶铜绿山），这是楚国强盛、楚文化繁荣的重要物质基础。
楚文化发达（哲学上的老一庄，文学上的庄一骚等等），与中原文化（齐鲁、三晋）二元耦合，并驾齐驱，文、哲、艺、技可与希腊罗马一较短长。
秦汉时期，湖北相对沉寂。
东晋、中晚唐、南宋，文明重心南移，初至江浙，渐向两湖推移，推移线路略如锐角三角形的两边，故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明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明清以来，汉口为“四大聚”之一、“四大名镇”之首。英国人1850年称，汉口作为商业都会，世界上仅伦敦、江户可比。（此时湖北尚未对外开放）
湖北开放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汉口开埠”、“张之洞督鄂”两大契机，湖北从深处堂奥的内地省份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近代工业、近代文教发祥地之一，成为辛亥首义之区。章太炎等定都武昌的倡议，孙中山“一都（武汉）四京（北京、南京[广州]、东京[南京]、西京[重庆]）说”，皆是根据地理条件和文明积淀之综合，对武汉作为全国中心城市、湖北作为中华枢纽的高度估量。
就短时段的事件性因素而论，近代湖北多次领受战略支点安排
后发型的中国近代化，是自上而下推进的，由官方决策与主导。
近代湖北在全国战略地位的突显，与清政府、慈禧的布局考量直接相关：扶植重臣张之洞，在湖北这个形胜之地、九省通衢经营第二洋务中心，制衡李鸿章的淮系及北洋洋务中心。清廷和慈禧既是选中张之洞这个人，也是看中湖北这块战略形胜之地。此一短时段的决策性事件对近代湖北发展的影响也至关紧要。
在督抚频繁调动的清朝，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达18年之久，是罕见特例（另例是李鸿章任北洋大臣22年）。张之洞没有辜负朝廷重托，没有虚掷历史机遇，成就了耸动中外的“湖北新政”（1889—1911）。
兴实业：汉阳铁厂，亚洲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清末民初占全国钢铁产量九成以上；湖北枪炮厂，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汉阳造”成为清末民国陆军主要枪炮来源；布纱丝麻四周，仅次于苏沪的纺织工业中心。对外贸易，汉口“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为全国第二大外贸口岸。 练新军：使用洋械，实现“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化，学德国、日本军制，录用知识青年，士兵文化素质高。湖北新军在几次全国性“秋操”（军事演习）中皆名列冠军，是与北洋六镇同为清末最精锐陆军。
办文教：书院改制（两湖书院等）等；建新学堂，（1893年创立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1898年创立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1898年创立工艺学堂，武汉钢院一武汉科技大前身），1904年建图书局（湖北图书馆前身），为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湖北历史较悠久的文教单位多可追溯到湖北新政的业绩。
编订中国第一个实施了的近代性学制——癸卯学制。
大量派遣留学生。湖北是20世纪初年留学生最多的省份。
张之洞治鄂，湖北由一个内处堂奥、中等发展水平的省份，跃升为清末新政的领先区域，辛亥首义在这个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连同知识分子）、近代军队的区域爆发并取得空前胜利，决非偶然。孙中山因此称张南皮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此诚画龙点睛之笔。
“湖北新政”的横空出世，当然是短时段事件，与慈禧一张之洞的决策与运作相关，具有偶然性，而其依凭的是长时段的地理形胜、中时段的社会局势，历史人物在事件中发挥能动作用，与物质条件和时代趋势交融互动，终于成就一番事业。这是“时段理论”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带际开发战略一度限制湖北，时下却给湖北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广土众民的国度，现代文明不可能立即普遍开花，而必须有一个带际推进安排。就改革开放新时期而论，带际发展的大势是从东部沿海起步，渐次向中西部推进。湖北的发展当然不可能自外于此一带际战略。
近代湖北曾是文明领先之区。直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仍居全国第一方阵（GDP全国第四，仅次于沪、京、辽）。改革开放新时期，湖北虽有进步，但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沿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领先湖北。20世纪末叶，湖北GDP在全国排名跌落到第十多位。而时下带际战略已推进到中部崛起阶段，2011年GDP回升进前十名以内，展望前景，长江中游承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京津冀”，正进入发展黄金期。
湖北要赶超，须志存高远、立足前沿、发力强劲，实现“弯道超越”。
勿忘先哲“取法乎上”的遗教。发达国家、国内先发地区产业转移，湖北当然可以有选择地承接，这是后发地区发展的一种契机，但决不能满足于此，一味拾取那些高能耗、高污染、低副加值的产业，亦步亦趋跟着发达国家、国内先发地区屁股后面走，此乃“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末路。瞄准先进，作蛙跳式跃进，才是当取之上策。用力于高端研发、高端产业、高端服务、集约型高端农业，应为湖北的追求。
再举一“取法乎上”、志在前沿的实例：武汉大学遥感测绘专业，李德仁、宁津生等教授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那时的条件还十分简陋），就紧盯世界最前沿，经三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成为国际公认的此一领域的翘楚。
社科领域，张培刚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初研究传统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成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武大谭崇台教授等承其说，武大、华科大成为国际公认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重镇。人文领域，吐鲁番文书整理及研究、楚简破译及研究、辛亥革命研究、张之洞研究、中哲史及国学研究等，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湖北的发展还可以参酌国际案例。瑞士、挪威、爱尔兰、芬兰，19世纪都是欧洲最落后国家，后以先进文教、前沿经济引领，于20世纪跃升为经济最发达、社会建设最先进的国度。
近代湖北曾是文明领先之区，后因带际战略安排，一度落后，当下正进入复归其位、更上层楼的时候。而实现这种提升，自然秉赋、历史积淀是基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正确抉择和主观努力则是关键。提振民众的幸福感、归宿感，是人的能动性得以发挥的基础，因而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便宜事，别人也不会给我们提供免费午餐。“支点”地位的获得，不能“等、靠、要”，一切都有赖湖北民众及其领导，凭藉自然优势、历史积淀，作出正确的进路选择，持续地、坚韧不拔地奋力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