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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是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了解贫富差距的现状特别是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发展态势，探究贫富差距发生并进一步扩大的成因，找寻化解的途径是做好这项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 贫富差距 发展态势 成因 对策
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的局面，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大变革中，新旧体制的转变、利益格局的调整使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问题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动向，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和化解转型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态势，是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发展态势
新时期近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扩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以江苏省为例，江苏城镇10%的高收入家庭与10%的低收入家庭，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2000年为5.39倍，2003年达到9.91倍，2004年则达到10.71倍。就全国而言，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2004年公布的数字是3.28：1，2005年的最新数字是3.3：1。有专家估计，如果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因素考虑在内，我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在6倍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据统计，1980年，中国大陆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到2000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猛升到0.458，远远突破了警戒状态的临界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趋势。用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的测量方法，全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6～0.47之间，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这样，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而言，贫富差距加大的态势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反而还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进一步扩大。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实质是物质利益和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就全体社会成员来说，这种利益格局的重新配置是不可能同质同量同步的，由于受益不均势必造成利益群体的贫富不均，并伴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而日趋扩大。
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成因
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必须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呢？
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优先开放和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战略，这种城乡分治的“一国两策”，在极大地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并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我国的东西部差距由原来的2：1左右，扩大到现在的2.6：1左右。由于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得西部地区的资金、人才等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
据统计，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
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没有真正完全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尽管我们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各种扶贫、基本生活保障、就业援助及最低工资保障等制度，但由于管理与执行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致使相当多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救助。目前，东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西部地区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5%，仅为东部的十分之一。
三是行业垄断。旧体制下形成的垄断行业垄断经营地位和垄断价格，在“双轨制”下利益迅速膨胀。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有关统计，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在1.36倍至2.12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1.38倍至2.36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部分垄断行业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全国人均工资增长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计算，2006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7.6%，金融行业为23.4%，建筑行业为21.7%，制造业为19.36%。
四是“为富不税”。调节个人收入、平衡社会财富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然而近年来，人们逐渐发现：越是有钱人交税反而越少，甚至不交税，而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了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据有关方面统计， 2007年中国公民收入在12万元以上已申报纳税的人数不及总数的20%，富人大量逃税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大损失，还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完全失效。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导致了“逆向调节”的后果，贫富差距由此进一步拉大。这次四川汶川地震震灾中，中国大陆富豪捐款3200万元，台商的捐款为6亿多元人民币。
五是“灰色收入”的普遍存在。“灰色收入”的普遍存在，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部分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灰色收入”，聚敛不义之财，已成为当前困扰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体制转轨时期，旧体制被打破而新体制尚未建立，由此产生的混乱使违规者有大量空子可钻。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非法经营，获得了大量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加剧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或社会群体积聚的势头。
此外，所有制格局的改变，人们对资源占有的不同以及缺乏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等因素也都为收入差距拉大提供了土壤。
三、化解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对策
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常态，甚至是保证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国际认为的警戒线水平，在未来的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必须采取措施坚决遏制住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势头。
一是加速城镇化进程。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水平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加快了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但同时也应承认，由于一些体制性障碍和政策因素，如户籍制度、城镇就业制度对向城镇转移的农业劳动者的歧视，使得我国城镇化还滞后于非农化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进一步加快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步伐，大力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拆除一些体制和政策性障碍，是推进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对推进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的33.6%上升到2006年的37.1%。杜崇烟说， 小城镇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最佳结合点。抓新农村建设必须整体推进，不能就农村抓农村，一定要工农互动，只有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才能推进农村现代化。抓新农村建设不要把农民固守在农村里，不要把农民捆死在农业上，要跳出农业抓农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小城镇建设既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又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平台；既是大城市的配套和补充，又发挥了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既符合城镇化发展方向，又改善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基础。
二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既要追求效率，也要追求公平。没有效率，也就没有财富的创造，没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传统的体制下，由于追求所谓的结果平等，最终导致了普遍的贫穷，也损害了优秀贡献者的利益，这恰恰是另一种不公平；同时，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很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该缩小的阶层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呈现的是一种底层大、中间层小的“金字塔型”结构，而不是中间大的“纺锤型”结构。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社会危机，难以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一些国家发展的事实证明，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即整个社会极富的人和极穷的人是少数，多数人是所谓“中产阶层”时，社会收入差别就会大大缩小，社会安定感就会大大增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中产阶层”培育和发展的过程。当然，要培育大量的“中产阶层”，就要对社会经济体系进行梳理，尽快消灭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土壤，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经济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带动并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实现东西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四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强对农民工科技知识的培养，避免向发达国家那样，城市化后又把他们从城市倒出来。应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让这些建设者拥有知识和技能，充分享受用自己双手建立的城市文明。单纯依靠政府的社会保障不能让他们永远摆脱贫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以把用于社会保障的钱用来教农民学技术，比如养殖和种植，同时也配合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为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是主力军和生力军，利用支教的大学生这一知识群体，既可以向农民工传授科学知识，终身学习适用于所有人，也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新渠道，同时可解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并普及高中义务教育。
总之，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毕竟是改革中的伴生现象，恰恰说明我们的改革还不到位，转型还不到位。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只有加快发展，把蛋糕做大，才能为解决贫富差距的矛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化解贫富差距矛盾的根本点和支撑点。“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不断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发展，随着富民工程和中央一号文件的实施与落实，真正靠政策致富，劳动致富，科技致富，信息致富之人将愈来愈多，共同富裕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07.10
[2]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
[3]于 江:强化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之我见.中国税务网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 贫富差距 发展态势 成因 对策
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的局面，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大变革中，新旧体制的转变、利益格局的调整使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问题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动向，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和化解转型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态势，是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发展态势
新时期近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扩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以江苏省为例，江苏城镇10%的高收入家庭与10%的低收入家庭，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2000年为5.39倍，2003年达到9.91倍，2004年则达到10.71倍。就全国而言，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2004年公布的数字是3.28：1，2005年的最新数字是3.3：1。有专家估计，如果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因素考虑在内，我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在6倍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据统计，1980年，中国大陆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到2000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猛升到0.458，远远突破了警戒状态的临界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趋势。用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的测量方法，全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6～0.47之间，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这样，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而言，贫富差距加大的态势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反而还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进一步扩大。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实质是物质利益和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就全体社会成员来说，这种利益格局的重新配置是不可能同质同量同步的，由于受益不均势必造成利益群体的贫富不均，并伴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而日趋扩大。
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成因
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必须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呢？
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优先开放和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战略，这种城乡分治的“一国两策”，在极大地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并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我国的东西部差距由原来的2：1左右，扩大到现在的2.6：1左右。由于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得西部地区的资金、人才等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
据统计，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
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没有真正完全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尽管我们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各种扶贫、基本生活保障、就业援助及最低工资保障等制度，但由于管理与执行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致使相当多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救助。目前，东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西部地区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5%，仅为东部的十分之一。
三是行业垄断。旧体制下形成的垄断行业垄断经营地位和垄断价格，在“双轨制”下利益迅速膨胀。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有关统计，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在1.36倍至2.12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1.38倍至2.36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部分垄断行业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全国人均工资增长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计算，2006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7.6%，金融行业为23.4%，建筑行业为21.7%，制造业为19.36%。
四是“为富不税”。调节个人收入、平衡社会财富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然而近年来，人们逐渐发现：越是有钱人交税反而越少，甚至不交税，而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了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据有关方面统计， 2007年中国公民收入在12万元以上已申报纳税的人数不及总数的20%，富人大量逃税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大损失，还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完全失效。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导致了“逆向调节”的后果，贫富差距由此进一步拉大。这次四川汶川地震震灾中，中国大陆富豪捐款3200万元，台商的捐款为6亿多元人民币。
五是“灰色收入”的普遍存在。“灰色收入”的普遍存在，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部分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灰色收入”，聚敛不义之财，已成为当前困扰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体制转轨时期，旧体制被打破而新体制尚未建立，由此产生的混乱使违规者有大量空子可钻。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非法经营，获得了大量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加剧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或社会群体积聚的势头。
此外，所有制格局的改变，人们对资源占有的不同以及缺乏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等因素也都为收入差距拉大提供了土壤。
三、化解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对策
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常态，甚至是保证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国际认为的警戒线水平，在未来的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必须采取措施坚决遏制住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势头。
一是加速城镇化进程。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水平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加快了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但同时也应承认，由于一些体制性障碍和政策因素，如户籍制度、城镇就业制度对向城镇转移的农业劳动者的歧视，使得我国城镇化还滞后于非农化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进一步加快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步伐，大力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拆除一些体制和政策性障碍，是推进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对推进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的33.6%上升到2006年的37.1%。杜崇烟说， 小城镇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最佳结合点。抓新农村建设必须整体推进，不能就农村抓农村，一定要工农互动，只有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才能推进农村现代化。抓新农村建设不要把农民固守在农村里，不要把农民捆死在农业上，要跳出农业抓农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小城镇建设既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又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平台；既是大城市的配套和补充，又发挥了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既符合城镇化发展方向，又改善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基础。
二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既要追求效率，也要追求公平。没有效率，也就没有财富的创造，没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传统的体制下，由于追求所谓的结果平等，最终导致了普遍的贫穷，也损害了优秀贡献者的利益，这恰恰是另一种不公平；同时，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很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该缩小的阶层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呈现的是一种底层大、中间层小的“金字塔型”结构，而不是中间大的“纺锤型”结构。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社会危机，难以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一些国家发展的事实证明，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即整个社会极富的人和极穷的人是少数，多数人是所谓“中产阶层”时，社会收入差别就会大大缩小，社会安定感就会大大增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中产阶层”培育和发展的过程。当然，要培育大量的“中产阶层”，就要对社会经济体系进行梳理，尽快消灭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土壤，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经济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带动并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实现东西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四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强对农民工科技知识的培养，避免向发达国家那样，城市化后又把他们从城市倒出来。应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让这些建设者拥有知识和技能，充分享受用自己双手建立的城市文明。单纯依靠政府的社会保障不能让他们永远摆脱贫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以把用于社会保障的钱用来教农民学技术，比如养殖和种植，同时也配合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为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是主力军和生力军，利用支教的大学生这一知识群体，既可以向农民工传授科学知识，终身学习适用于所有人，也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新渠道，同时可解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并普及高中义务教育。
总之，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毕竟是改革中的伴生现象，恰恰说明我们的改革还不到位，转型还不到位。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只有加快发展，把蛋糕做大，才能为解决贫富差距的矛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化解贫富差距矛盾的根本点和支撑点。“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不断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发展，随着富民工程和中央一号文件的实施与落实，真正靠政策致富，劳动致富，科技致富，信息致富之人将愈来愈多，共同富裕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07.10
[2]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
[3]于 江:强化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之我见.中国税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