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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年一度的高考总会牵动全社会的神经，高考作文尤其如此。今年全国一共有18套高考语文试卷，共出了18道作文题。命题形式灵活多样，给材料作文、命题作文、看国作文，不一而足，题目本身也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命题思路。本刊把目光聚焦在高考作文上，向长期关注高考、关注语文、关注作文的学者约稿，纵论高考作文命题原则和思路，有对历年高考作文命题的纵向分析，有18套题目之间的深度对比；有从高考的选拔功能立论，分析其对考生语文素养和写作能力的考核是否到位，是否公平；还有从文化角度分析高考作文所折射出的社会热点。角度不同，结论也就不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我们希望这一组稿件能加深或拓开读者朋友对高考作文的认识和思考。
一、评价准则从历史实践中来
评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有一个标准问题，实际上是有关历史的自觉性的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命题的历史进程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超越了什么阶段，面临着什么样的难点，就不能不盲目甚至倒退。十年来命题的主要胜利在于冲破了政治和道德教化扼杀个性的封闭性，回归语文素养。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命题并不给定主题，而是给定材料或话题，开放地给学生以确定自己的主题的自由，以此作为考核的首要关键。因为，在纷繁的社会现象面前，拿出自己的观念立场，这不仅是作文，而且是立人的根本。因而，传统的主题性命题变为非主题性的开放命题，成为历史性的突破。
第二，开放性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度的，是与导向性的制约紧密相连的。这一点，除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的必要以外，还由于评价的可比性。
第三，开放性与导向性的矛盾消涨，正是命题不断发展的内在机制。
第四，在调节开放性与导向性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字面上是开放的，但潜在的道德理念却是别无选择的。如前几年的《答案是多种多样的》，考生以“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为主题，却是全国一样的。名为开放，实际封闭，严格说来，应该叫做“伪开放”命题。近年来，此等“伪开放”虽然尚未根绝，但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与此相反的另一种倾向则是不含任何导向性的泛开放。如前几年上海的《杂》。这种倾向导致了套题，也增加了评分(可比性)的困难，故总体来说，日益其少。但是，并未绝迹，今年湖南就以“早”为题，属于泛得没有边的一类。在台湾这种泛开放的命题却日见其多，几乎成为主流。如2002年的《镜子》，2003年的《猜》，2005年的《回家》，2007年的《探索》，特别是2009年的《惑》，可能是泛开放的极致。这可能与社会意识形态，也可能与考生总量较小有关。在大陆，泛开放的命题也不乏比较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在题目背后隐含着对立面。如去年上海的《他们》，潜在的“我们”不言而喻。今年重庆的“难题”的“难”针对的是“易”，故不至于泛得漫无边际，但还是不及前几年上海卷的“一定要跨过这坎道”和“我要握紧你的手”。其中的“坎”和“手”，均含具体意义和象征意义。具体意义是封闭的，象征意义是开放的。
第五，不管是开放性还是导向性，都以有利于考生发挥个性化的自由为上，当然这种自由是相对的，不但受到社会共识的约束，而且受到文体的规范。在文体上，西方命题，尤其是美国式命题基本模式是提供矛盾现象，迫使考生作两难分析。如：对朋友的妻子和孩子都言过其实的奉承是礼貌还是粗鲁。难道这样的虚假是绝对必要的吗?有趣的是，面对矛盾，我国往往以二者的统一为题，如今年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这样的命题，当然比较有利于审美抒情。但，分析议论和审美抒情，均为人文素质之组成部分，不可偏废，我国命题长期偏于审美，出于全面发展的考虑，近年命题有从感性向理性转向的潮流。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其中有弥足珍贵的经验，也有代价极其昂贵的教训，评价的准则就在其中。
开放性与导向性的矛盾仍然是当前命题的主要矛盾，不过内涵都有了进化。当前的开放，不仅是向学生自主立意开放，而且是向学生独特的、个性化的立意开放；目前的导向，不仅是向感性表层开放，而且是向学生的理性深度开放，向文体的自由驾驭开放。非常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评论者都具有这样的自觉，缺乏历史清醒度的胡言乱语比比皆是。即兴的、网络式的胡吹瞎捧，不负责任的谩骂，冬烘式的瞎子摸象自不必说，一些文化明星的似是而非的评论，造成更大的混乱。今年高考开考之初，于丹在新浪网上发表对今年作文命题的评论：“很社会，很当下，很思维。”“很社会”其实就很不通。“很社会”针对的是“很个人”。命题的功能就是以公共现象激活考生的个人立意。“很当下”针对的是“历史”。当下难道可以脱离“历史”吗?她对“当下”的解释是：“第一就是特别强调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的社会现象……要看你怎么看待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特定现象。”“第二个特点就是紧扣当下的一些国际概念……我们看到像绿色生活……其实都是紧扣着时下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它是给考生一个社会责任的思考。”这个“很当下”实际上就是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是很外行的。和“当下”有所结合，并不是今年命题的特点，甚至也不是中国的创造，而是美国、新加坡和中国命题的一种共同现象。汶川地震时期四川的“坚强”，不是更为“当下”吗?但这个题目在当年并不是比较好的，而是比较弱的，因为它把救灾中人的意志绝对化了，完全忽略了救灾又是一种科学。多年的实践证明，以当下大事件命题是幼稚的。现成的话语格局对考生的个性是一种压力，而猜题、套题者却有可乘之机。结合时事，是命题的旁涉，绝不是我国当下命题的特殊对策。新加坡前些年有过的“中国的崛起对我们的利和弊”不是也很“当下”吗?其实，属于平庸命题。把当下社会热点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指导思想仍然是把作文作为政治道德图解，这对作文是粗暴的，在命题原则上是不折不扣的倒退。当然，于丹也不是没有说到命题的开放性，但是，她的开放性却是离开了导向性的，如果说有什么导向性，就是她所谓的“注重思维方式的考查”。还提出“立体性思维”，其实都是空谈。因为，第一，思维并不等于语言，思想并不等于作文，思维与语言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因为有“言不及义”“意不称物”“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现象，学习语言，才是非下苦功不可的。此外，语言还不等于文体，还有一个文体的规范和开放问题。一些省份的命题要求“文体意识明确”，浙江省明确规定：“以‘角色转化之间’为题，可以讲述故事，抒发情感，也可以发表见解。文体除诗歌外不限。”离开了文体意识的“思维方式”，不能不变成没有躯体的幽灵。
有了这样的历史意识和文体意识的自觉，就不难发现近年的命题，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现象(材料)转化为 问题，单纯的抒情成分递减，理性的矛盾对立分析成分递增。这样的变革之所以必要，原因乃在于抒情和议论遵循不同的逻辑。抒发感情可以极端、片面，而理性分析则不能不是全面的，至少是正面反面兼顾的。离开了这一点，大谈什么“立体思维”，只能是欺人之谈。
二、对立统一模式的突围和退守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的作文命题一方面把现象聚焦在矛盾上，使之转化为问题，这是大部分省市均已达到的普遍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个别命题中，连材料也相当散乱，还没有达到起码的统一性，根本就谈不上矛盾。
最能代表今年命题的普遍水平的是北京卷《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
这个题目朴实无华，没有玩多少材料和话题等的花样，提出的问题是一对矛盾——“理想”和“现实”，显然蕴涵着理性的成分，而语言却很感性。偏于感性的考生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诗性的话语，偏于理性的考生也可以放手具体分析，驾驭例证，层层生发，“议论风生”。这个题目中还隐含良苦用心——鼓励作议论文，又为抒情留下了空间，既有一点与国际高考理性为主接轨的意味，又保留着很强的中国抒情审美特色。当然，这个命题也显示出某种局限，就是导向性甚于开放性，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显然是唯一选择。如果改成美国托福式的，论点(主题)就不会这么便宜地和盘托出了。他们大概不会暗示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而是把矛盾交给考生：“人们被教导说要有信仰，像仰望星空一样追求伟大的理想，可是多数人的经验证明越是伟大理想越是容易落空，于是人们又被告知，更应该脚踏实地，戒绝空谈，在自己的职位上作出并不一定伟大的成绩。人们应该何去何从呢?”西方式的命题，特点是迫使考生面对两难，然后决定取舍，评分标准不管论点是否”偏颇”。美国加州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篇文章论点为那些丑陋的女人应该自杀，也没有扣分，评价者只看主题是否得到一定的论据(包括逻辑和事实)的支持，论题是否首尾一贯，词汇是否丰富，句法是否有变化。而我们的命题则是把主题暗含其中了。“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统一不言而喻地成为公共的主题。对立面的冲突被显而易见的统一调和了，开放性就相应地消解了。
强调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面转化，是全国命题的普遍取向，其中似乎隐约透露出某种保险性认同的心态。
当然，这种模式既有局限也有优点，不能不作具体分析。上海卷的材料是：丹麦人钓鱼，将不够尺寸的小鱼放回河里。孟子曾说过：“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矛盾是放弃(小鱼)变成获得(大鱼)，是小失和大得之间转化，命题者似乎为两个材料在时间上空间上的大距离所惑，其实转化的条件(结论)一望而知。留给考生的发挥空间比较狭窄。
结论的不言而喻，是这类命题的通病。
安徽卷提供一首绝句：“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题目要求以此“哲理诗”引发的思考和联想为文，已经点明是“哲理”了，一般智商的考生当然会就“深浅不同，栽种植物不同”去为文，因地制宜的主题就会不约而同。相比起来，全国I卷的局限更明显：“许多猫吃鱼，就一只猫捉老鼠，别的猫说‘都什么年代了，有鱼吃还捉老鼠!’”题目提示了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吃鱼者多，捉鱼者少。这是正面表述出来的。第二个虽然没有直接表述出来，但是，一望而知，吃现成鱼成为不捉老鼠的原因。材料作文的优越，就是主题的开放性，也就是多元性。但是，在这里开放性是假的，因为不用捉老鼠的唯一原因，已经不言而喻。考生只能以唯一的原因作为主题。当多元变成唯一的时候，开放性就转化为封闭性。伪开放性的要害是主题现成，对于学生的智商，没有挑战，难度太小，结论太浅，停留在常识层次，高水平的考生发挥的空间太小，低水平的考生不难仅凭感性敷衍成篇。
与这种保险性同调的是湖北卷，干脆直接把答案放在命题之中：从孙悟空的筋斗云、哪吒的风火轮，到晚清幻想小说预言百余年后在上海举办万国博览会，再到法国凡尔纳梦想“从地球到月球”，都在今天成为现实。“幻想源自人类的求知本能，展现了人类非凡的想象力。幻想推动现实，幻想照亮生命，幻想是快乐的源泉……”把结论用排比句加以渲染，可以说是开放性命题之大忌。反复的铺排，淹没了问题。公然要求考生根据这些写些“理解和体会”。这样的命题如果拿到美国去，会给人家笑掉大牙。
如果以北京卷为中轴，则全国的命题呈现两种倾向。一种就是前述保守性的，将矛盾消解，倒退到规定主题的老路上去。一种是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突围，这种突围的努力，为命题展开了广阔的前景，其具体表现就是：从单纯一个系列的矛盾转化为复合的多重矛盾。天津卷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勇敢，材料是：世界在画笔下是“色彩缤纷”，在琴弦上是“跳动的音符”；世界因创新而进步，因和谐而温馨；”神奇虚拟的网络”，更演绎着“平凡真实的”人生：说起来“很大”，其实又“很小”……这里包含着对立的关键词(创新、和谐，虚拟、真实，很大、很小)是纷繁的，不是熟知的一元化的二元对立，而是多元化的二元对立，可又没有失去逻辑一贯性导向。这应该是对命题思路模式化的一种冲击，其开放度和难度同步地扩大了。
突围的勇气不亚于天津的是福建卷：格林两兄弟本以为民间童话和历史文化有密切联系，但却求证不成，遂把耗费多年精力的笔记束之高阁，朋友偶然发现并出版了，发行上亿本，《格林童话》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这里的矛盾并不是单纯的，而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的矛盾是社会文化历史价值的阙如和经典的文学价值的巨大；第二层次的矛盾是，文学价值是客观存在，而被发现被认可却是主观的偶然。题目的难度在于，第二层次的矛盾只提示了矛盾的一个侧面，就是“偶然”，“必然”则是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如果不将之补充出来，则论点缺乏层次。在这方面更有勇气的是陕西卷。材料：1 热带鱼放在一个小鱼缸里，它只能长到3寸大小；放进大水池里，有可能长得很大。2 狼之所以能顽强生存，因为对环境充满兴趣和好奇心。3 一位心理学家挑选一些学生，告诉老师他们都是有天赋的人，后来这些学生的成绩都明显提高。材料表面上互不相干，但是，实质上隐含着二元对立。鱼的大小和狼之顽强取决于环境，而人的成功，却缘于对于自己天赋的自信。一个强调客观环境，一个强调主观信心，从纷繁无序的现象中抓住“矛盾的矛盾”，使之有序。这就是对考生的抽象能力的考验，个性化的、自由的发挥的空间就在其中。
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广东卷：“你我为邻，相互依存。‘你’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邻’无法回避，却可有所选择。”这里提供的矛盾(有形、无形，可选择、不可选择)，不但没有通 常这类命题那样的感性，而且也没有不言而喻的答案。更值得称赞的是，直接提供抽象的观念，不以具象的材料或者故事为基础。从这一点看，这样的命题方式接近了欧美命题的模式。也许这在我国高考作文命题中有重大突破的意味。山东题：“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都有魅力，一切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在抽象命意方面，与广东卷异曲同工，只是在文字上更为简练。与之同调的，应该是四川卷：“几何学上的点只有位置而没有长度、没有宽度、没有高度，正是那无数个点构成了无数条线、无数个面、无数个立体……”(有网友指出，四川题有常识性错误：一点不能构成一条直线，两点才能构成一条直线。一条直线也不能构成平面，直线之外有一点才能构成平面。四川教委回答“没有错”但是没有讲述任何理由。我在这里之所以仍然引用，原因是，这个题目出得很好，只是表达上有改进的余地，当然网友的质疑同样有改进的余地：一个点不能“构成”直线，一条直线不能“构成”平面，是指它们在静止的条件下。如果不是静止，而是在运动状态下，一点作定向运动肯定会“构成”直线，一条线作定向运动则肯定会“构成”平面。)从思维方法来说，这已经从根本上突破了二元对立，而是多元共生了。正当二元对立命题模式日益得到广泛认可，有可能趋向僵化的关头，这种思维模式上的突围，无可争辩地提升了我们开拓进取的信心。富有进取勇气固然值得赞扬，但保险性的固定模式亦非一无是处，它们能够以显性或潜在的方式把矛盾作为问题摆在考生面前，不管从世界范围，还是从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都能保持相当水准。
但是，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发展之严重不平衡，是不可否认的。前进中有倒退，实属必然，但是倒退得离谱却是今人惊讶的。我说的是全国Ⅱ卷。关键词是”浅阅读”，“浅阅读”的定义是”追求简单轻松，实用有趣的阅读”。材料提供的另一信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读书日的灵感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又和一些伟大作家生日巧合。题目属于泛开放，泛到逻辑混乱的程度。“浅阅读”针对的应该是”深”阅读，可是接下来的关键词却是“美丽的传说”，“浅”跟”美丽”之间的逻辑是断裂的。最后的关键词“生日”，与“浅”“美丽”根本无法凝聚为统一的思路。整个题干一盘散沙，关键词互相游离，恐怕没有多少考生能把这三个关键词水乳交融、层层深入地贯通起来。须知开放的思绪和立意的聚焦是矛盾的。无限度的泛开放，就是无限度地为立意聚焦设置障碍。面对这样错综的关键词，考生要么狠心舍弃，要么表面上勉强串，在意脉上不断忍受断裂和错位干扰。关键词的散乱，暴露了命题者思维、逻辑上的缺陷。
类似的还有辽宁卷：一个人3岁的时候太贪吃糖果，手卡在糖罐里拿不出来。20多岁的时候，农场分水果，他拿了最小的水果，却很满意。58岁的时候，公司说谁能要回30万英镑欠款，就给他10万。他要回了，因为他只向债务人要21万英镑，自己只留下1万。第一个材料说明他太贪心。第二个材料说明约束贪心，并没有得到更多，只是获得了愉快，物质上有所失，精神上有所得。而第三个材料，似欲说明有所失才能有所得。但与前面的拿小苹果相联系，则有不可比之处。拿小苹果是自己有所失，而后面的只拿21万，则公司无所失，自己则不变。前后二者由于主体不同，结果也不对称，故在概念上是错位的，逻辑上互相干扰的。在逻辑上犯了无类比附的低级错误。这种命题出现在基础教育改革十年之后，实在不能不令人浩叹改革之艰巨：说到底，命题原则离开了命题者的水准是不能不落空的。
一、评价准则从历史实践中来
评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有一个标准问题，实际上是有关历史的自觉性的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命题的历史进程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超越了什么阶段，面临着什么样的难点，就不能不盲目甚至倒退。十年来命题的主要胜利在于冲破了政治和道德教化扼杀个性的封闭性，回归语文素养。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命题并不给定主题，而是给定材料或话题，开放地给学生以确定自己的主题的自由，以此作为考核的首要关键。因为，在纷繁的社会现象面前，拿出自己的观念立场，这不仅是作文，而且是立人的根本。因而，传统的主题性命题变为非主题性的开放命题，成为历史性的突破。
第二，开放性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度的，是与导向性的制约紧密相连的。这一点，除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的必要以外，还由于评价的可比性。
第三，开放性与导向性的矛盾消涨，正是命题不断发展的内在机制。
第四，在调节开放性与导向性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字面上是开放的，但潜在的道德理念却是别无选择的。如前几年的《答案是多种多样的》，考生以“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为主题，却是全国一样的。名为开放，实际封闭，严格说来，应该叫做“伪开放”命题。近年来，此等“伪开放”虽然尚未根绝，但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与此相反的另一种倾向则是不含任何导向性的泛开放。如前几年上海的《杂》。这种倾向导致了套题，也增加了评分(可比性)的困难，故总体来说，日益其少。但是，并未绝迹，今年湖南就以“早”为题，属于泛得没有边的一类。在台湾这种泛开放的命题却日见其多，几乎成为主流。如2002年的《镜子》，2003年的《猜》，2005年的《回家》，2007年的《探索》，特别是2009年的《惑》，可能是泛开放的极致。这可能与社会意识形态，也可能与考生总量较小有关。在大陆，泛开放的命题也不乏比较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在题目背后隐含着对立面。如去年上海的《他们》，潜在的“我们”不言而喻。今年重庆的“难题”的“难”针对的是“易”，故不至于泛得漫无边际，但还是不及前几年上海卷的“一定要跨过这坎道”和“我要握紧你的手”。其中的“坎”和“手”，均含具体意义和象征意义。具体意义是封闭的，象征意义是开放的。
第五，不管是开放性还是导向性，都以有利于考生发挥个性化的自由为上，当然这种自由是相对的，不但受到社会共识的约束，而且受到文体的规范。在文体上，西方命题，尤其是美国式命题基本模式是提供矛盾现象，迫使考生作两难分析。如：对朋友的妻子和孩子都言过其实的奉承是礼貌还是粗鲁。难道这样的虚假是绝对必要的吗?有趣的是，面对矛盾，我国往往以二者的统一为题，如今年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这样的命题，当然比较有利于审美抒情。但，分析议论和审美抒情，均为人文素质之组成部分，不可偏废，我国命题长期偏于审美，出于全面发展的考虑，近年命题有从感性向理性转向的潮流。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其中有弥足珍贵的经验，也有代价极其昂贵的教训，评价的准则就在其中。
开放性与导向性的矛盾仍然是当前命题的主要矛盾，不过内涵都有了进化。当前的开放，不仅是向学生自主立意开放，而且是向学生独特的、个性化的立意开放；目前的导向，不仅是向感性表层开放，而且是向学生的理性深度开放，向文体的自由驾驭开放。非常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评论者都具有这样的自觉，缺乏历史清醒度的胡言乱语比比皆是。即兴的、网络式的胡吹瞎捧，不负责任的谩骂，冬烘式的瞎子摸象自不必说，一些文化明星的似是而非的评论，造成更大的混乱。今年高考开考之初，于丹在新浪网上发表对今年作文命题的评论：“很社会，很当下，很思维。”“很社会”其实就很不通。“很社会”针对的是“很个人”。命题的功能就是以公共现象激活考生的个人立意。“很当下”针对的是“历史”。当下难道可以脱离“历史”吗?她对“当下”的解释是：“第一就是特别强调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的社会现象……要看你怎么看待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特定现象。”“第二个特点就是紧扣当下的一些国际概念……我们看到像绿色生活……其实都是紧扣着时下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它是给考生一个社会责任的思考。”这个“很当下”实际上就是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是很外行的。和“当下”有所结合，并不是今年命题的特点，甚至也不是中国的创造，而是美国、新加坡和中国命题的一种共同现象。汶川地震时期四川的“坚强”，不是更为“当下”吗?但这个题目在当年并不是比较好的，而是比较弱的，因为它把救灾中人的意志绝对化了，完全忽略了救灾又是一种科学。多年的实践证明，以当下大事件命题是幼稚的。现成的话语格局对考生的个性是一种压力，而猜题、套题者却有可乘之机。结合时事，是命题的旁涉，绝不是我国当下命题的特殊对策。新加坡前些年有过的“中国的崛起对我们的利和弊”不是也很“当下”吗?其实，属于平庸命题。把当下社会热点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指导思想仍然是把作文作为政治道德图解，这对作文是粗暴的，在命题原则上是不折不扣的倒退。当然，于丹也不是没有说到命题的开放性，但是，她的开放性却是离开了导向性的，如果说有什么导向性，就是她所谓的“注重思维方式的考查”。还提出“立体性思维”，其实都是空谈。因为，第一，思维并不等于语言，思想并不等于作文，思维与语言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因为有“言不及义”“意不称物”“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现象，学习语言，才是非下苦功不可的。此外，语言还不等于文体，还有一个文体的规范和开放问题。一些省份的命题要求“文体意识明确”，浙江省明确规定：“以‘角色转化之间’为题，可以讲述故事，抒发情感，也可以发表见解。文体除诗歌外不限。”离开了文体意识的“思维方式”，不能不变成没有躯体的幽灵。
有了这样的历史意识和文体意识的自觉，就不难发现近年的命题，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现象(材料)转化为 问题，单纯的抒情成分递减，理性的矛盾对立分析成分递增。这样的变革之所以必要，原因乃在于抒情和议论遵循不同的逻辑。抒发感情可以极端、片面，而理性分析则不能不是全面的，至少是正面反面兼顾的。离开了这一点，大谈什么“立体思维”，只能是欺人之谈。
二、对立统一模式的突围和退守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的作文命题一方面把现象聚焦在矛盾上，使之转化为问题，这是大部分省市均已达到的普遍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个别命题中，连材料也相当散乱，还没有达到起码的统一性，根本就谈不上矛盾。
最能代表今年命题的普遍水平的是北京卷《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
这个题目朴实无华，没有玩多少材料和话题等的花样，提出的问题是一对矛盾——“理想”和“现实”，显然蕴涵着理性的成分，而语言却很感性。偏于感性的考生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诗性的话语，偏于理性的考生也可以放手具体分析，驾驭例证，层层生发，“议论风生”。这个题目中还隐含良苦用心——鼓励作议论文，又为抒情留下了空间，既有一点与国际高考理性为主接轨的意味，又保留着很强的中国抒情审美特色。当然，这个命题也显示出某种局限，就是导向性甚于开放性，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显然是唯一选择。如果改成美国托福式的，论点(主题)就不会这么便宜地和盘托出了。他们大概不会暗示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而是把矛盾交给考生：“人们被教导说要有信仰，像仰望星空一样追求伟大的理想，可是多数人的经验证明越是伟大理想越是容易落空，于是人们又被告知，更应该脚踏实地，戒绝空谈，在自己的职位上作出并不一定伟大的成绩。人们应该何去何从呢?”西方式的命题，特点是迫使考生面对两难，然后决定取舍，评分标准不管论点是否”偏颇”。美国加州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篇文章论点为那些丑陋的女人应该自杀，也没有扣分，评价者只看主题是否得到一定的论据(包括逻辑和事实)的支持，论题是否首尾一贯，词汇是否丰富，句法是否有变化。而我们的命题则是把主题暗含其中了。“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统一不言而喻地成为公共的主题。对立面的冲突被显而易见的统一调和了，开放性就相应地消解了。
强调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面转化，是全国命题的普遍取向，其中似乎隐约透露出某种保险性认同的心态。
当然，这种模式既有局限也有优点，不能不作具体分析。上海卷的材料是：丹麦人钓鱼，将不够尺寸的小鱼放回河里。孟子曾说过：“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矛盾是放弃(小鱼)变成获得(大鱼)，是小失和大得之间转化，命题者似乎为两个材料在时间上空间上的大距离所惑，其实转化的条件(结论)一望而知。留给考生的发挥空间比较狭窄。
结论的不言而喻，是这类命题的通病。
安徽卷提供一首绝句：“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题目要求以此“哲理诗”引发的思考和联想为文，已经点明是“哲理”了，一般智商的考生当然会就“深浅不同，栽种植物不同”去为文，因地制宜的主题就会不约而同。相比起来，全国I卷的局限更明显：“许多猫吃鱼，就一只猫捉老鼠，别的猫说‘都什么年代了，有鱼吃还捉老鼠!’”题目提示了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吃鱼者多，捉鱼者少。这是正面表述出来的。第二个虽然没有直接表述出来，但是，一望而知，吃现成鱼成为不捉老鼠的原因。材料作文的优越，就是主题的开放性，也就是多元性。但是，在这里开放性是假的，因为不用捉老鼠的唯一原因，已经不言而喻。考生只能以唯一的原因作为主题。当多元变成唯一的时候，开放性就转化为封闭性。伪开放性的要害是主题现成，对于学生的智商，没有挑战，难度太小，结论太浅，停留在常识层次，高水平的考生发挥的空间太小，低水平的考生不难仅凭感性敷衍成篇。
与这种保险性同调的是湖北卷，干脆直接把答案放在命题之中：从孙悟空的筋斗云、哪吒的风火轮，到晚清幻想小说预言百余年后在上海举办万国博览会，再到法国凡尔纳梦想“从地球到月球”，都在今天成为现实。“幻想源自人类的求知本能，展现了人类非凡的想象力。幻想推动现实，幻想照亮生命，幻想是快乐的源泉……”把结论用排比句加以渲染，可以说是开放性命题之大忌。反复的铺排，淹没了问题。公然要求考生根据这些写些“理解和体会”。这样的命题如果拿到美国去，会给人家笑掉大牙。
如果以北京卷为中轴，则全国的命题呈现两种倾向。一种就是前述保守性的，将矛盾消解，倒退到规定主题的老路上去。一种是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突围，这种突围的努力，为命题展开了广阔的前景，其具体表现就是：从单纯一个系列的矛盾转化为复合的多重矛盾。天津卷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勇敢，材料是：世界在画笔下是“色彩缤纷”，在琴弦上是“跳动的音符”；世界因创新而进步，因和谐而温馨；”神奇虚拟的网络”，更演绎着“平凡真实的”人生：说起来“很大”，其实又“很小”……这里包含着对立的关键词(创新、和谐，虚拟、真实，很大、很小)是纷繁的，不是熟知的一元化的二元对立，而是多元化的二元对立，可又没有失去逻辑一贯性导向。这应该是对命题思路模式化的一种冲击，其开放度和难度同步地扩大了。
突围的勇气不亚于天津的是福建卷：格林两兄弟本以为民间童话和历史文化有密切联系，但却求证不成，遂把耗费多年精力的笔记束之高阁，朋友偶然发现并出版了，发行上亿本，《格林童话》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这里的矛盾并不是单纯的，而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的矛盾是社会文化历史价值的阙如和经典的文学价值的巨大；第二层次的矛盾是，文学价值是客观存在，而被发现被认可却是主观的偶然。题目的难度在于，第二层次的矛盾只提示了矛盾的一个侧面，就是“偶然”，“必然”则是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如果不将之补充出来，则论点缺乏层次。在这方面更有勇气的是陕西卷。材料：1 热带鱼放在一个小鱼缸里，它只能长到3寸大小；放进大水池里，有可能长得很大。2 狼之所以能顽强生存，因为对环境充满兴趣和好奇心。3 一位心理学家挑选一些学生，告诉老师他们都是有天赋的人，后来这些学生的成绩都明显提高。材料表面上互不相干，但是，实质上隐含着二元对立。鱼的大小和狼之顽强取决于环境，而人的成功，却缘于对于自己天赋的自信。一个强调客观环境，一个强调主观信心，从纷繁无序的现象中抓住“矛盾的矛盾”，使之有序。这就是对考生的抽象能力的考验，个性化的、自由的发挥的空间就在其中。
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广东卷：“你我为邻，相互依存。‘你’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邻’无法回避，却可有所选择。”这里提供的矛盾(有形、无形，可选择、不可选择)，不但没有通 常这类命题那样的感性，而且也没有不言而喻的答案。更值得称赞的是，直接提供抽象的观念，不以具象的材料或者故事为基础。从这一点看，这样的命题方式接近了欧美命题的模式。也许这在我国高考作文命题中有重大突破的意味。山东题：“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都有魅力，一切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在抽象命意方面，与广东卷异曲同工，只是在文字上更为简练。与之同调的，应该是四川卷：“几何学上的点只有位置而没有长度、没有宽度、没有高度，正是那无数个点构成了无数条线、无数个面、无数个立体……”(有网友指出，四川题有常识性错误：一点不能构成一条直线，两点才能构成一条直线。一条直线也不能构成平面，直线之外有一点才能构成平面。四川教委回答“没有错”但是没有讲述任何理由。我在这里之所以仍然引用，原因是，这个题目出得很好，只是表达上有改进的余地，当然网友的质疑同样有改进的余地：一个点不能“构成”直线，一条直线不能“构成”平面，是指它们在静止的条件下。如果不是静止，而是在运动状态下，一点作定向运动肯定会“构成”直线，一条线作定向运动则肯定会“构成”平面。)从思维方法来说，这已经从根本上突破了二元对立，而是多元共生了。正当二元对立命题模式日益得到广泛认可，有可能趋向僵化的关头，这种思维模式上的突围，无可争辩地提升了我们开拓进取的信心。富有进取勇气固然值得赞扬，但保险性的固定模式亦非一无是处，它们能够以显性或潜在的方式把矛盾作为问题摆在考生面前，不管从世界范围，还是从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都能保持相当水准。
但是，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发展之严重不平衡，是不可否认的。前进中有倒退，实属必然，但是倒退得离谱却是今人惊讶的。我说的是全国Ⅱ卷。关键词是”浅阅读”，“浅阅读”的定义是”追求简单轻松，实用有趣的阅读”。材料提供的另一信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读书日的灵感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又和一些伟大作家生日巧合。题目属于泛开放，泛到逻辑混乱的程度。“浅阅读”针对的应该是”深”阅读，可是接下来的关键词却是“美丽的传说”，“浅”跟”美丽”之间的逻辑是断裂的。最后的关键词“生日”，与“浅”“美丽”根本无法凝聚为统一的思路。整个题干一盘散沙，关键词互相游离，恐怕没有多少考生能把这三个关键词水乳交融、层层深入地贯通起来。须知开放的思绪和立意的聚焦是矛盾的。无限度的泛开放，就是无限度地为立意聚焦设置障碍。面对这样错综的关键词，考生要么狠心舍弃，要么表面上勉强串，在意脉上不断忍受断裂和错位干扰。关键词的散乱，暴露了命题者思维、逻辑上的缺陷。
类似的还有辽宁卷：一个人3岁的时候太贪吃糖果，手卡在糖罐里拿不出来。20多岁的时候，农场分水果，他拿了最小的水果，却很满意。58岁的时候，公司说谁能要回30万英镑欠款，就给他10万。他要回了，因为他只向债务人要21万英镑，自己只留下1万。第一个材料说明他太贪心。第二个材料说明约束贪心，并没有得到更多，只是获得了愉快，物质上有所失，精神上有所得。而第三个材料，似欲说明有所失才能有所得。但与前面的拿小苹果相联系，则有不可比之处。拿小苹果是自己有所失，而后面的只拿21万，则公司无所失，自己则不变。前后二者由于主体不同，结果也不对称，故在概念上是错位的，逻辑上互相干扰的。在逻辑上犯了无类比附的低级错误。这种命题出现在基础教育改革十年之后，实在不能不令人浩叹改革之艰巨：说到底，命题原则离开了命题者的水准是不能不落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