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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我复员回乡，在阳城县润城公社干“十大员”中的通讯报道员，后来又兼了理论教员、经营管理员。当时二十几岁的我，每天无忧无虑，就是吃不饱肚子。公社食堂晚饭是一人两碗清汤面，头碗是有汤有面，二碗就成了有汤无面，我常常半夜里被饿醒。一个长我两岁的同事告诉我，用膝盖顶住小肚睡，就能一觉睡到天亮。
这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可我们那里动静并不大，只是学大寨降温了，加大了劳动管理，开始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大队一级核算纷纷下放到生产队一级。1979年秋，一些生产队搞开了小段包工、定额计酬。
1980年春的一天，河头大队主任侯小林来到公社，说他在自己包的范家庄生产队(一个不足10户的自然庄)搞起了包产到户。他说：“生产队管理，什么法都试过了，只有这个法灵。你们有时间去看看，现在家家户户不用你叫，就早早上了地，可是撅着屁股真干呢!”他问我上边有啥精神，我说，今年《红旗》第一期就登了大理论家薛暮桥的文章，讲到了“因地制宜”，也讲到了“要补课”。之后我还把这篇文章翻出来让他看，他看后说，这下心里就有底了。他走后，公社的同事告诉我，你可别听他瞎吹，他是1962年压缩学校时从中专压回来的，有文化、鬼点子多、贼胆也大，前两年就在咱公社当事务，县委书记下乡，他端了一碗玉米面疙瘩，说让书记吃个稀罕，书记吃了反胃吐酸水还说不出口，不两天公社就把他打发了。我说，不管他那个，只要地里能打出粮来，社员能吃饱肚子，就是他有能耐。
后来，侯小林又来了几次，公社大院里的大干部都不表态，只有我官最小、年纪最轻、饭量最大，又自恃懂得上头的精神，常在大小场合为他鼓吹。公社大门外的信用社干部王国华是搞农村管理的内行，也说侯小林的办法好，积极为他筹划。夏初，公社组织检查生产，果真数这个生产队的庄稼长得好，麦收时，竟比其他生产队多收了两三成，大伙嘴上没说，心里可都服了。
河头大队的社员先活动开了，也要走范家庄的路子。河头是公社书记的点，书记何尝不想社员生活得好一些。我常在书记耳边吹风：“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是个灵方，是发展的方向。”而一些公社干部却说：上头精神只是允许边远山区、山庄窝铺那些落后地方搞，像咱这样先进的地方搞不得。我反驳道：“毛主席老人家《愚公移山》的太行山、王屋山都在咱跟前，咱连肚子都吃不饱，还能算啥发达地区。”书记说：“干!咱先在河头大队搞个试点。”秋收前，书记带着我们在河头丈量土地、核实产量、签订合同，准备秋收后就各干各的。
10月的一天下午，我们接到了全体公社干部在晚上广播结束后听地委紧急电话会的通知。地委的电话会直接开到公社，还要公社全体干部参加，大家还是第一次经历，都预感到肯定是出了大事。
电话会上地委书记严厉批评了一些社队大搞包产到户的问题，我第一次听到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惊人话语。地委会后县委接着开，援藏归来的老县长哽咽着说：“下乡时，一位老贫农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们跟了共产党几十年，怎么忽然就不管我们了。”一晚上，公社书记手握着电话，额头上不住地渗出汗珠。电话会后，公社党委立即作出决定，迅速纠正河头大队的错误做法。
作为党员，组织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第二天，我即随书记来到河头，为了避免引起大的混乱，我们要求各生产队组织农户在原包产基数不变的情况下，自愿结合成组，每组不少于3户，实行联产到组。公社干部一人包一队，白天跟着秋收，晚上完成联组任务。
我所在的生产队，多数农户都没意见，大伙知道联产到组实际上是以包产到户为基础，各户基数不变，只是找几个伴儿在农忙时或“检查”时互助。多数农户很快就结成了伴儿，找到了自己的小组。最后只留下了3户，恰是兄弟3个。原来这家兄弟精明过人，在集体干活时，总是说得好听，干活不出实力，爱讨个小便宜，到分组时谁也不愿和他们搭伙，他们自家也不愿合伙。妯娌3人吵成一团，要生产队长给他们找组。我只好请生产队长把他们叫到一起商议，我说：“三家哥嫂，是咱们能干，他们都怕拉了咱们的后腿，占了咱们的便宜。咱们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来个‘强强联合’?何况咱这个组是各人负各人的责任，宜分则分，宜合则合。”显然，这三兄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尴尬，于是老大挑头，勉强结成了一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完成任务回了公社。大伙心里全都清楚，河头大队是名组实户。第二年，河头产量果然在全公社领了先。
直到1981年春天，我才看到了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央提出了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并没有指责包产到户的意思，并特别指出：“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到1982年底，全公社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基本形式的责任制，填不饱肚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责编 卫清萍
这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可我们那里动静并不大，只是学大寨降温了，加大了劳动管理，开始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大队一级核算纷纷下放到生产队一级。1979年秋，一些生产队搞开了小段包工、定额计酬。
1980年春的一天，河头大队主任侯小林来到公社，说他在自己包的范家庄生产队(一个不足10户的自然庄)搞起了包产到户。他说：“生产队管理，什么法都试过了，只有这个法灵。你们有时间去看看，现在家家户户不用你叫，就早早上了地，可是撅着屁股真干呢!”他问我上边有啥精神，我说，今年《红旗》第一期就登了大理论家薛暮桥的文章，讲到了“因地制宜”，也讲到了“要补课”。之后我还把这篇文章翻出来让他看，他看后说，这下心里就有底了。他走后，公社的同事告诉我，你可别听他瞎吹，他是1962年压缩学校时从中专压回来的，有文化、鬼点子多、贼胆也大，前两年就在咱公社当事务，县委书记下乡，他端了一碗玉米面疙瘩，说让书记吃个稀罕，书记吃了反胃吐酸水还说不出口，不两天公社就把他打发了。我说，不管他那个，只要地里能打出粮来，社员能吃饱肚子，就是他有能耐。
后来，侯小林又来了几次，公社大院里的大干部都不表态，只有我官最小、年纪最轻、饭量最大，又自恃懂得上头的精神，常在大小场合为他鼓吹。公社大门外的信用社干部王国华是搞农村管理的内行，也说侯小林的办法好，积极为他筹划。夏初，公社组织检查生产，果真数这个生产队的庄稼长得好，麦收时，竟比其他生产队多收了两三成，大伙嘴上没说，心里可都服了。
河头大队的社员先活动开了，也要走范家庄的路子。河头是公社书记的点，书记何尝不想社员生活得好一些。我常在书记耳边吹风：“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是个灵方，是发展的方向。”而一些公社干部却说：上头精神只是允许边远山区、山庄窝铺那些落后地方搞，像咱这样先进的地方搞不得。我反驳道：“毛主席老人家《愚公移山》的太行山、王屋山都在咱跟前，咱连肚子都吃不饱，还能算啥发达地区。”书记说：“干!咱先在河头大队搞个试点。”秋收前，书记带着我们在河头丈量土地、核实产量、签订合同，准备秋收后就各干各的。
10月的一天下午，我们接到了全体公社干部在晚上广播结束后听地委紧急电话会的通知。地委的电话会直接开到公社，还要公社全体干部参加，大家还是第一次经历，都预感到肯定是出了大事。
电话会上地委书记严厉批评了一些社队大搞包产到户的问题，我第一次听到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惊人话语。地委会后县委接着开，援藏归来的老县长哽咽着说：“下乡时，一位老贫农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们跟了共产党几十年，怎么忽然就不管我们了。”一晚上，公社书记手握着电话，额头上不住地渗出汗珠。电话会后，公社党委立即作出决定，迅速纠正河头大队的错误做法。
作为党员，组织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第二天，我即随书记来到河头，为了避免引起大的混乱，我们要求各生产队组织农户在原包产基数不变的情况下，自愿结合成组，每组不少于3户，实行联产到组。公社干部一人包一队，白天跟着秋收，晚上完成联组任务。
我所在的生产队，多数农户都没意见，大伙知道联产到组实际上是以包产到户为基础，各户基数不变，只是找几个伴儿在农忙时或“检查”时互助。多数农户很快就结成了伴儿，找到了自己的小组。最后只留下了3户，恰是兄弟3个。原来这家兄弟精明过人，在集体干活时，总是说得好听，干活不出实力，爱讨个小便宜，到分组时谁也不愿和他们搭伙，他们自家也不愿合伙。妯娌3人吵成一团，要生产队长给他们找组。我只好请生产队长把他们叫到一起商议，我说：“三家哥嫂，是咱们能干，他们都怕拉了咱们的后腿，占了咱们的便宜。咱们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来个‘强强联合’?何况咱这个组是各人负各人的责任，宜分则分，宜合则合。”显然，这三兄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尴尬，于是老大挑头，勉强结成了一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完成任务回了公社。大伙心里全都清楚，河头大队是名组实户。第二年，河头产量果然在全公社领了先。
直到1981年春天，我才看到了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央提出了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并没有指责包产到户的意思，并特别指出：“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到1982年底，全公社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基本形式的责任制，填不饱肚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责编 卫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