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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记言的精彩。春秋以来，由于诸侯之间频繁的征伐战争，行人往来，非常讲究辞令。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更要婉转其辞。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辞之不可以已”等等，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左传》将这些辞令记载下来，即使不加修饰，也已率然成章；而一经润色，自然更富文采。特别是该书中一些使臣的外交辞令也是弱小或战败诸侯国取得最后和议的重要条件，其言辞刚柔相济，不卑不亢，既无乞怜之态，又无唐突之病，在没有答应强国或战胜国条件的情况下，完成了议和使命，凛然之义，令人肃然起敬。
今天，我们若从语体风格上看《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就会发现这些属于外交语体的辞令，作为一种言语的功能变体，不仅知礼善文，而且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语体风格特征：委婉、含蓄、恭敬，但委婉有致，柔中带刚，刚而不激。这种风格的形成手段有以下两种。
一、词语的选择
外交语体是书面和口语互相渗透而形成的一种功能变体。既有书面语的庄重、严谨的风
格，也有口语的生动、变化多样的特性。之所以会这样，主要缘于春秋时，各诸侯国使臣为不辱使命，既要考虑委婉其辞，又要注意辞令的准确性，提倡“情信辞巧”（《左传•昭公元年》）。一篇外交辞令的出现，往往经过有关人士的再三斟酌。如《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辞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弱小的郑国之所以能够游刃于大国、强国间，周密设计的外交文辞功不可没。
以下从《左传》外交辞令的称谓、动词和修饰语等方面选词特色作一分析：
1．称谓
《左传》外交辞令的称谓使用的是谦辞敬语。外交语体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他国君臣，这就要求称谓上要选择礼貌用语，以适应功能变体的需要。如：
（1）秦鲁通好，秦使西乞术固请鲁纳玉器的一番对答。“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端节，要结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结两国之好，是以敢致之。”（《左传•文公十二年》）
（2）齐侯与楚使臣屈完的对答。“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何如？’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左传•僖公四年》）
从以上几例中可看出，在使用称谓时，称对方的“君”等称谓，为尊称，使用的是敬语；而称己方的“寡君、下臣、敝邑、不谷”等称谓，均为谦辞。这种状况，即便到了两军阵前，也是对对方恭敬有加，对自己自谦自轻。
这种称谓上的变异体现了中国古代外交文化的特点。春秋时期，特别是到了末期，尽管“礼崩乐坏”，但周王朝所设定的道德规范仍旧制约着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讲究避讳，追求“称名之曲”（杨树林《中国修辞学》曲指篇），甚至不惜自轻自贱以示敬上，用此种礼仪来切合君臣之名分，于是就产生了上述既体现原有礼的道德准则，又能适应各诸侯国外交礼仪需要的称谓。
2．动词
由于《左传》外交辞令中极为得体的动词使用，常常收到一种含蓄的艺术效果。这种得体主要表现在委婉、含蓄的动词选用。如：
（1）“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此处的“淹”当“滞留”讲，为动词。在这种逐客令式的语句中显得既得体又传神。由于语义的和缓，不仅避免了刺激对方，且又绵里藏针，暗喻谴责。
（2）“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左传•僖公四年》）
“君亲举玉趾。”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这里的“涉”、“举”二字，委婉之极，明明是对方在入侵，却说成对方涉水过河，劳动大驾，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外交辞令运用。同时也蕴藉着言外之意：没人请你们受辱，是你们自作自受。这种寓贬于褒、寓憎于爱、名实不符的动词选用，造成了一种不和谐的音调，推衍出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极大地满足了外交语体题旨情境的需求。
3．修饰语
这里主要谈的是对话双方所用状语的一些词语。对方的动作往往使用“惠”“辱”等词语来修饰，如
“惠保敝邑”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惠顾齐国” （《左传•昭公三年》）
“惠徼福于敝邑” （《左传•僖公四年》）
“辱见寡君” （《左传•昭公七年》）
“辱吊群臣” （《左传•襄公十四年》）
“辱于敝邑”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以上“惠”“辱”二字置于动词前，充当状语，表示受惠于、有辱于对方做某事的意思。如此表述，委婉含蓄，易于对方接受。而辞令中对己方动作的修饰，往往是在动词前冠以“敢”“敢不”“岂敢”等词语，以达到恭敬的表达效果。如：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左传•僖公三十年》）
“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小国言之，大国制之，敢不听从？” （《左传•昭公十三年》）
“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其敢忘君命。”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以上以“敢”等词语作状语的表述，非常适合于先秦外交语体的题旨情境，在《左传》中使用频率极高。《左传》外交辞令正是由于在选词上的特点，强化了它委婉有致，强而不激的语体特征，并区别于《国语》、《公羊传》、《谷梁传》、《战国策》等史传文书。如：
“使荀息假道于虞，曰：‘……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 （《左传•僖公二年》）
“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币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 （《谷梁传•僖公二年》）
“魏谓赵王曰：‘晋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晋人伐虢，返而收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然则圣经罪虞之意。其说已著于当时矣。’”（《战国策》）
以上三例，事同辞不同。《左传》长于使臣出辞，用语婉转含蓄；《谷梁传》则重在阐发鲁《春秋》“虞师晋师灭夏阳”之经义，诠释文笔轻快易懂；《战国策》则是精于据古论今，将史实作为佐证，纵横恣肆，雄于论辩是其特点，相比之下，可见其语体风格之不同。
二、句式的选用
1．假设条件复句的大量使用
《左传》外交辞令中的假设条件句大都是由连词“若”“苟”“则”组成，从而构成迂回委婉的语气。前一分句表示条件，后一分句则在前一分句假设的基础上，推断出可能产生的后果。如
（1）“公子若返晋，则何以报不谷？”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这是晋公子重耳流亡至楚，楚庄王希望重耳返晋后能有报于他，其所表述的方式就是出语委婉的假设句式。
（2）“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 （《左传•昭公四年》）
这是楚使椒举至晋，商请晋平公准许各诸侯赴楚合盟。弱己而倍彼，本是晋不愿为之事，椒举使用假设的句式，出辞婉约，既给足对方面子，又表示出希望促成合盟的愿望，软中见硬，柔中带刚，使晋平公无法拒绝其要求。
也有仅用“若”“苟”或“则”来构成假设。如
（1）“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 （《左传•昭公三年》）
这是晋国对郑国的劝告。晋国对郑国的“朝晋暮楚”行为耿耿于怀，但为了不至因紧逼而导致其完全投靠楚国，劝告之辞必须婉转，所以假设状况，循循善诱，希望郑国面从楚国，而心在晋国，所谓“在楚犹在晋也”。
（2）“敝邑之往，则畏执事。” （《左传•僖公二年》）
这是郑国以虚拟的口气试探晋对其从楚行为的反应。
《左传》外交辞令中，由于这种假设句式的大量使用，使得其间外交辞令的表述婉曲迂回，含蓄悠远，语气和缓，既避免了强加于对方思想的粗暴，又使对方在愉悦中爽快答应，每每使各诸侯国使臣圆满完成出使任务。
2．疑问句式的普遍使用
《左传》外交辞令在应用时，口语语体特征极为突出，特别是疑问句式得到了普遍运用，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气势，增强说服力，使语气更加婉约，从而避免直抒其义，起到不好的效果，其中运用最多的就是反问句式。这种句式使得要表达之义与字面之义完全相反，从而在表述上构成曲折变幻。如：
（1）“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左传•僖公四年》）
这是以排比反问的句式，辞强而不激地表示出一种军事上的威胁。表面上看似咄咄逼人，但由于是反问句式，使得全句虽气势强盛，但是通过婉转的方式表达，并未使人面上无光，尴尬无比。是以肯定的反问表达否定的内容。
（2）“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 （《左传•成公二年》）
这是以反问的句式对对方进行严厉的斥责。是以肯定的反问表达否定的内容。
（3）“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左传•昭公三年》）
这是以反问句式委婉地劝说对方。是以肯定的反问表达否定的内容。
（4）“不畏大国，何故不来？” （《左传•昭公四年》）
这是以反问句式埋怨对方，指责对方。是以否定的反问表达肯定的内容，“何故不来？”即该来。
有的外交辞令甚至通篇连用反问句式，如
“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忧，其庸可弃乎？若奉晋之众，用诸侯之师，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讨鲁罪，间其二忧，何求而不克？” （《左传•昭公十三年》）
这是晋国外交家叔向恐吓鲁国的一段外交辞令，连用四个反问句式：一曰王道之师，所向披靡；二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暗喻晋国再不济，也比鲁国强大；三曰鲁有内患；四曰晋若乘鲁内乱，率诸侯伐之，必胜无疑。四个反问句式环环相扣，逐次递进，步步紧逼，问中有喻，寓理于问，不由得鲁国不听从。
除反问句式外，还有一些设问句式，如：
（1）“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这是说你哪能即位仅九年就胡作非为，这怎么对得起先君？你一定不会这样做。两个自问，一刺孝公背弃祖命之速，二羞孝公愧对先君。“君必不然”是自答，讥讽之后，随做否定。这样做，既可让对方感到疼痛，又可表明自己并没有要打人之意。这种自问自答式的设问句式，正话反说，软硬兼施，虽说极富嘲讽味道，但也声声入耳。实在是妙不可言。
（2）“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左传•僖公三十年》）
这是烛之武分化秦晋联盟的手段，先以设问句式吸引秦国，再自答出秦将非但得利，反而损利的结论，深入浅出，释理透彻，振聋发聩。应该说设问句式的使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有时外交辞令中，形式上是有疑而问的询问句式，但其真实的目的出于避免直白尴尬，使表达更趋婉转。如
（1）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左传•僖公四年》）
这是楚国使臣询问对方入侵之由。语气看似委婉，但态度上实则透出一股冷峻之气，指责外，还带有极大的不满情绪。
（2）“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这是齐国恃强伐鲁，尽管语气逼人，气势汹汹，但由于使用了问句方式，使之话锋含蓄委婉了许多，气氛得到和缓，敌意减少，充分表明了《左传》外交辞令中的辞强却不激越的独特外交辞令特色。
3．固定句式的运用
《左传》外交辞令中常常使用表意婉转的固定句式，这也是其语体特征的突出表现。如
（1）“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 （《左传•隐公四年》）
（2）“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 （《左传•昭公三年》）
这两例均运用了“君若……，……之愿（望）也。”的固定句式。由于这种句式既能清楚地表达出己方的主观愿望，又能表现出一种征询、请求的态度，所以极易得到对方的首肯，而这种委婉的句式也恰是外交辞令所需要的。又如
（1）“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左传•僖公三十年》）
（2）“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亦唯君，寡君闻命矣。” （《左传•昭公十三年》）
这两个句子分别运用了连词“唯”与动宾结构“图之”构成一组固定句式；由充当动词的“唯”带宾语“君”构成固定句式。都表示听命于对方的态度，但实际上却表示出劝阻的意愿，这种句式婉约，含义强硬的固定句式也是强化语体风格特征的手段之一。
综观方方面面，我们看到了《左传》外交辞令婉约有致、辞强不激的语体风格，当然这种风格的形成，离不开时代特征、民族特征以及表述外交辞令个人特征。《左传》外交辞令正是在春秋社会文化环境大背景的制约下，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外交语体特征特有的语言运用的格调、气势、语言组合方式特色。由此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婉约有致、辞强不激的语体风格。这一特征对今天我们从事国际交往活动，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刘向集录，鲍彪、吴师道注本，《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
宗廷虎《中国修辞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
（通讯地址：100037 外交学院图书馆）
今天，我们若从语体风格上看《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就会发现这些属于外交语体的辞令，作为一种言语的功能变体，不仅知礼善文，而且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语体风格特征：委婉、含蓄、恭敬，但委婉有致，柔中带刚，刚而不激。这种风格的形成手段有以下两种。
一、词语的选择
外交语体是书面和口语互相渗透而形成的一种功能变体。既有书面语的庄重、严谨的风
格，也有口语的生动、变化多样的特性。之所以会这样，主要缘于春秋时，各诸侯国使臣为不辱使命，既要考虑委婉其辞，又要注意辞令的准确性，提倡“情信辞巧”（《左传•昭公元年》）。一篇外交辞令的出现，往往经过有关人士的再三斟酌。如《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辞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弱小的郑国之所以能够游刃于大国、强国间，周密设计的外交文辞功不可没。
以下从《左传》外交辞令的称谓、动词和修饰语等方面选词特色作一分析：
1．称谓
《左传》外交辞令的称谓使用的是谦辞敬语。外交语体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他国君臣，这就要求称谓上要选择礼貌用语，以适应功能变体的需要。如：
（1）秦鲁通好，秦使西乞术固请鲁纳玉器的一番对答。“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端节，要结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结两国之好，是以敢致之。”（《左传•文公十二年》）
（2）齐侯与楚使臣屈完的对答。“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何如？’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左传•僖公四年》）
从以上几例中可看出，在使用称谓时，称对方的“君”等称谓，为尊称，使用的是敬语；而称己方的“寡君、下臣、敝邑、不谷”等称谓，均为谦辞。这种状况，即便到了两军阵前，也是对对方恭敬有加，对自己自谦自轻。
这种称谓上的变异体现了中国古代外交文化的特点。春秋时期，特别是到了末期，尽管“礼崩乐坏”，但周王朝所设定的道德规范仍旧制约着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讲究避讳，追求“称名之曲”（杨树林《中国修辞学》曲指篇），甚至不惜自轻自贱以示敬上，用此种礼仪来切合君臣之名分，于是就产生了上述既体现原有礼的道德准则，又能适应各诸侯国外交礼仪需要的称谓。
2．动词
由于《左传》外交辞令中极为得体的动词使用，常常收到一种含蓄的艺术效果。这种得体主要表现在委婉、含蓄的动词选用。如：
（1）“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此处的“淹”当“滞留”讲，为动词。在这种逐客令式的语句中显得既得体又传神。由于语义的和缓，不仅避免了刺激对方，且又绵里藏针，暗喻谴责。
（2）“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左传•僖公四年》）
“君亲举玉趾。”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这里的“涉”、“举”二字，委婉之极，明明是对方在入侵，却说成对方涉水过河，劳动大驾，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外交辞令运用。同时也蕴藉着言外之意：没人请你们受辱，是你们自作自受。这种寓贬于褒、寓憎于爱、名实不符的动词选用，造成了一种不和谐的音调，推衍出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极大地满足了外交语体题旨情境的需求。
3．修饰语
这里主要谈的是对话双方所用状语的一些词语。对方的动作往往使用“惠”“辱”等词语来修饰，如
“惠保敝邑”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惠顾齐国” （《左传•昭公三年》）
“惠徼福于敝邑” （《左传•僖公四年》）
“辱见寡君” （《左传•昭公七年》）
“辱吊群臣” （《左传•襄公十四年》）
“辱于敝邑”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以上“惠”“辱”二字置于动词前，充当状语，表示受惠于、有辱于对方做某事的意思。如此表述，委婉含蓄，易于对方接受。而辞令中对己方动作的修饰，往往是在动词前冠以“敢”“敢不”“岂敢”等词语，以达到恭敬的表达效果。如：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左传•僖公三十年》）
“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小国言之，大国制之，敢不听从？” （《左传•昭公十三年》）
“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其敢忘君命。”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以上以“敢”等词语作状语的表述，非常适合于先秦外交语体的题旨情境，在《左传》中使用频率极高。《左传》外交辞令正是由于在选词上的特点，强化了它委婉有致，强而不激的语体特征，并区别于《国语》、《公羊传》、《谷梁传》、《战国策》等史传文书。如：
“使荀息假道于虞，曰：‘……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 （《左传•僖公二年》）
“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币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 （《谷梁传•僖公二年》）
“魏谓赵王曰：‘晋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晋人伐虢，返而收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然则圣经罪虞之意。其说已著于当时矣。’”（《战国策》）
以上三例，事同辞不同。《左传》长于使臣出辞，用语婉转含蓄；《谷梁传》则重在阐发鲁《春秋》“虞师晋师灭夏阳”之经义，诠释文笔轻快易懂；《战国策》则是精于据古论今，将史实作为佐证，纵横恣肆，雄于论辩是其特点，相比之下，可见其语体风格之不同。
二、句式的选用
1．假设条件复句的大量使用
《左传》外交辞令中的假设条件句大都是由连词“若”“苟”“则”组成，从而构成迂回委婉的语气。前一分句表示条件，后一分句则在前一分句假设的基础上，推断出可能产生的后果。如
（1）“公子若返晋，则何以报不谷？”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这是晋公子重耳流亡至楚，楚庄王希望重耳返晋后能有报于他，其所表述的方式就是出语委婉的假设句式。
（2）“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 （《左传•昭公四年》）
这是楚使椒举至晋，商请晋平公准许各诸侯赴楚合盟。弱己而倍彼，本是晋不愿为之事，椒举使用假设的句式，出辞婉约，既给足对方面子，又表示出希望促成合盟的愿望，软中见硬，柔中带刚，使晋平公无法拒绝其要求。
也有仅用“若”“苟”或“则”来构成假设。如
（1）“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 （《左传•昭公三年》）
这是晋国对郑国的劝告。晋国对郑国的“朝晋暮楚”行为耿耿于怀，但为了不至因紧逼而导致其完全投靠楚国，劝告之辞必须婉转，所以假设状况，循循善诱，希望郑国面从楚国，而心在晋国，所谓“在楚犹在晋也”。
（2）“敝邑之往，则畏执事。” （《左传•僖公二年》）
这是郑国以虚拟的口气试探晋对其从楚行为的反应。
《左传》外交辞令中，由于这种假设句式的大量使用，使得其间外交辞令的表述婉曲迂回，含蓄悠远，语气和缓，既避免了强加于对方思想的粗暴，又使对方在愉悦中爽快答应，每每使各诸侯国使臣圆满完成出使任务。
2．疑问句式的普遍使用
《左传》外交辞令在应用时，口语语体特征极为突出，特别是疑问句式得到了普遍运用，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气势，增强说服力，使语气更加婉约，从而避免直抒其义，起到不好的效果，其中运用最多的就是反问句式。这种句式使得要表达之义与字面之义完全相反，从而在表述上构成曲折变幻。如：
（1）“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左传•僖公四年》）
这是以排比反问的句式，辞强而不激地表示出一种军事上的威胁。表面上看似咄咄逼人，但由于是反问句式，使得全句虽气势强盛，但是通过婉转的方式表达，并未使人面上无光，尴尬无比。是以肯定的反问表达否定的内容。
（2）“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 （《左传•成公二年》）
这是以反问的句式对对方进行严厉的斥责。是以肯定的反问表达否定的内容。
（3）“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左传•昭公三年》）
这是以反问句式委婉地劝说对方。是以肯定的反问表达否定的内容。
（4）“不畏大国，何故不来？” （《左传•昭公四年》）
这是以反问句式埋怨对方，指责对方。是以否定的反问表达肯定的内容，“何故不来？”即该来。
有的外交辞令甚至通篇连用反问句式，如
“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忧，其庸可弃乎？若奉晋之众，用诸侯之师，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讨鲁罪，间其二忧，何求而不克？” （《左传•昭公十三年》）
这是晋国外交家叔向恐吓鲁国的一段外交辞令，连用四个反问句式：一曰王道之师，所向披靡；二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暗喻晋国再不济，也比鲁国强大；三曰鲁有内患；四曰晋若乘鲁内乱，率诸侯伐之，必胜无疑。四个反问句式环环相扣，逐次递进，步步紧逼，问中有喻，寓理于问，不由得鲁国不听从。
除反问句式外，还有一些设问句式，如：
（1）“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这是说你哪能即位仅九年就胡作非为，这怎么对得起先君？你一定不会这样做。两个自问，一刺孝公背弃祖命之速，二羞孝公愧对先君。“君必不然”是自答，讥讽之后，随做否定。这样做，既可让对方感到疼痛，又可表明自己并没有要打人之意。这种自问自答式的设问句式，正话反说，软硬兼施，虽说极富嘲讽味道，但也声声入耳。实在是妙不可言。
（2）“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左传•僖公三十年》）
这是烛之武分化秦晋联盟的手段，先以设问句式吸引秦国，再自答出秦将非但得利，反而损利的结论，深入浅出，释理透彻，振聋发聩。应该说设问句式的使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有时外交辞令中，形式上是有疑而问的询问句式，但其真实的目的出于避免直白尴尬，使表达更趋婉转。如
（1）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左传•僖公四年》）
这是楚国使臣询问对方入侵之由。语气看似委婉，但态度上实则透出一股冷峻之气，指责外，还带有极大的不满情绪。
（2）“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这是齐国恃强伐鲁，尽管语气逼人，气势汹汹，但由于使用了问句方式，使之话锋含蓄委婉了许多，气氛得到和缓，敌意减少，充分表明了《左传》外交辞令中的辞强却不激越的独特外交辞令特色。
3．固定句式的运用
《左传》外交辞令中常常使用表意婉转的固定句式，这也是其语体特征的突出表现。如
（1）“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 （《左传•隐公四年》）
（2）“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 （《左传•昭公三年》）
这两例均运用了“君若……，……之愿（望）也。”的固定句式。由于这种句式既能清楚地表达出己方的主观愿望，又能表现出一种征询、请求的态度，所以极易得到对方的首肯，而这种委婉的句式也恰是外交辞令所需要的。又如
（1）“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左传•僖公三十年》）
（2）“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亦唯君，寡君闻命矣。” （《左传•昭公十三年》）
这两个句子分别运用了连词“唯”与动宾结构“图之”构成一组固定句式；由充当动词的“唯”带宾语“君”构成固定句式。都表示听命于对方的态度，但实际上却表示出劝阻的意愿，这种句式婉约，含义强硬的固定句式也是强化语体风格特征的手段之一。
综观方方面面，我们看到了《左传》外交辞令婉约有致、辞强不激的语体风格，当然这种风格的形成，离不开时代特征、民族特征以及表述外交辞令个人特征。《左传》外交辞令正是在春秋社会文化环境大背景的制约下，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外交语体特征特有的语言运用的格调、气势、语言组合方式特色。由此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婉约有致、辞强不激的语体风格。这一特征对今天我们从事国际交往活动，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刘向集录，鲍彪、吴师道注本，《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
宗廷虎《中国修辞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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