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就文革中的言行向母校师生道歉，引发舆论振荡之余，应该引起我们对道歉本身以及它的社会、道德作用的思考。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句“对不起”，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讨论“道歉”的取向虽不尽相同，但都强调，道歉者必须说清自己过错行为的责任，并无条件地承担这个责任。
　　道歉研究在指明个人责任的同时，也兼及其他的方面。例如，法学家John C. Kleefeld引用心理语言学家Steven J. Scher和John M. Darley的研究对道歉作了著名的4R定义：悔意、责任、决心和补偿。心理学家Janet Bavelas指出，为伤害性过失行为道歉，悔意与责任是最重要的，道歉必须承认自己是伤害行为的行使人，也必须详细说清行为的经过和性质。
　　严重伤害别人的过失行为是一个人从文明道德秩序当中的自我放逐，道歉是他郑重要求回到所有社会成员同等尊重的道德秩序中来。社会学家Nicolas Tavuchis指出，道歉是社会和谐和道德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歉不只是个人表示感情或心意，而且是起社会、道德作用的“言语行为”。道歉的根本作用不只是让道歉人获得良心安宁或纾解罪感，道歉的作用是“维护和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让过错者重新在社会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心理学家Gary Chapman说，“当道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关系会很健康。”
　　道歉必须有的悔意和责任承担都是通过言语来表达的。道歉是否被认可、接受，取决于道歉者是否有真诚的悔意和真正承担了责任。这两个“真”都是一种言语效果，是受害者或公众对道歉言语的解读所作的评判，是看法和感觉，而不是确实无疑的“事实”。因此，对待具体的道歉总是会有分歧和争议。
　　人们用“真诚”来衡量道歉的悔意，是因为“真诚”被普遍视为一种“美德”。但是，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理论和文学理论告诉我们，“真诚”是一种构建而不是直观现象，正如已故美国文学理论家，哈佛大学教授莱昂内尔·特里林在《真诚与真实》一书中指出的，“真诚”与“真实”是不同的。就在我们把真诚视为一种德行，并用它来评价道歉时，我们应该知道，今天的真诚并不能减轻昨天罪行的严重性。这是因为，过去的罪行有它自己的“真实”性质，它并不会因悔罪是否真诚而有所改变。
　　如果你受过某人很大的伤害，而只是你一个人在评判他对你表示的悔意，那么，由于你对他的深度反感，不管他如何表示悔意，你都可能觉得他不真诚。但是，只要他是公开地表示悔意，作出评判就不只是你一人，而且也是广大的公众。在一个公共说理起作用的理性社会里，公众能够对悔意是否真诚作出相对公允的评判，他们识别真假悔意或道歉，主要也是从言语来看道歉者是否逃避自己的责任。例如，“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就是一个假道歉。道歉者只是说自己不幸让你有了委屈的感觉，并没有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委屈”也许是你自己太敏感、多心、偏执的缘故，并不是道歉者真的有什么必须担负的责任。利用道歉来作某种解释和表白，以此反驳和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是一种常见的逃避责任方式。宋彬彬表示道歉的《我的道歉和感谢》中有许多这样的解释和表白，因此被认为是缺乏诚意，不是真的在道歉。
　　在道歉中承担责任，需要对过错与罪责的性质有所认识，这是道歉中最难的部分。例如，宋彬彬在为自己文革行为道歉时应该告知世人她是在为什么道歉，是为普通性质的“错误”呢？还是为参与某种邪恶而必须承担自己的一份“罪过”？如果是“罪”而不是“错”，那么，她为之承担一份罪责的罪恶又是什么？如果没有认识到或不愿触及罪过行为的本质，那么责任便不明确，道歉不管是否真诚也都没有意义。她不能清楚地说明自己承担的责任有两个可能，一是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认识，二是就算认识到了，由于现实的环境，也不能说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评估她的道歉只能局限于悔意是否真诚，而无法向真实责任进一步深入。
　　道歉的悔意越真诚，承担的责任越明确，道歉就越有效，受害者和公众也就越能接受道歉，并对道歉者予以宽恕和原谅。但是，即使是对真诚的道歉，宽恕也不是一种道德义务，而是一种善意的礼物。在道歉和宽恕之间起调解作用的是“同情”（感同身受）。真诚的悔过释放出人的心灵痛苦和煎熬，这会触发他人的同情，并因此予以原谅和宽恕。过错者的悔意中包含了罪感、难过、悔恨等感觉，即使在得到原谅和宽恕后，也可能不会消除。这并不奇怪，因为原谅与自我原谅本来就不是同一件事情。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