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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诞生后，有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不理解，甚至否认民主党派和广大中间势力在建国中的重要性，对协商建国的理念嗤之以鼻。对此，毛泽东明确说“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这个“头发论”，形象地说明了毛泽东关于协商建国的理念。深入认识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政治思想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协商建国 毛泽东 民主党派 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很大指导性作用。事实上，“协商民主”这个命题不仅具有时代性，也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不仅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势具有路径分析作用，更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建设具有资政性意义。
一、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内涵及其对象
（一）毛泽东协商建国的内涵。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是他根据中国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结合国、共、美、苏三国四方的力量与政策对比，以此为背景，战略性地以军事优势为后盾，以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军政起义投诚人员为协商对象，以推翻国民党独大垄断政权为协商基础，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协商核心内容，以建立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为协商目的而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观点的总和。
（二）协商作用的对象。研究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就不能不明确协商建国的“协商对象”究竟为何者这个基本问题。一般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是协商的对象，或者至多加上为数不多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大量国民党中高层的军政起义投诚人员也是一股重要力量，这股力量虽然在初期并不倾向协商，但鉴于国内力量对比的形势发展而投诚共产党，在战争的政治博弈与战后的协商政治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与中共协商建国的主体力量毫无疑问是各大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在当代是指在中国大陆的、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参政党的统称。就解放战争时期而言，“民主党派”这个概念则相对比较模糊，主要是指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国共内战时期成立的拥护民主、支持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友好政党。目前依然在大陆活动的政党有：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1944年9月10日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由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多次更名而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1925年10月10日在旧金山成立的中国致公党（“致公党”）、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成立的九三学社（“九三”）、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还有一些新中国成立后自行解散的小党派，像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1945年更名的中国人民救国会（“救国会”）等。而被国民党方面拉拢的有的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成立的中国青年党、1946年8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社会党，这两个党派前期尚处于“中立”，1946国民党方面的“制宪国大”召开后，这两党脱离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阵营，从而不再属于民主党派范畴。
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解放战争时期一般称社会贤达。例如，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会议，就有9位代表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席的。1948年，郭沫若等无党派知名人士在致电毛泽东同志以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的时候，为了与以往的社会贤达相区别，最先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1948年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说道：“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1]p90这充分表明了中共的主要协商对象就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除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我们必须看到，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政起义投诚人员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之协商的对象。毛泽东说：“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为有爱国心的将领……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2]这些军政起义投诚人员在中共与民主党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纷纷加入民主革命阵营，大大加快了粉碎国民党军事力量、建立协商建国基础的进程，从而成为了协商建国的重要力量。據统计，从1945年9月至1950年6月，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近500起，师以上达60余起，计有153个整师，1000多名将领，共有184.5万余人起义、投诚以及和平改编，占了国民党共损兵力总数的22%。另有驾机起义26架，大小舰艇72艘。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高树勋邯郸起义，曾泽生长春起义，吴化文济南起义，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淮海战役阵前起义，傅作义北平起义，董其武绥远起义，张轸金口起义，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严啸虎川西起义，郭汝瑰宜宾起义，卢汉昆明起义，陶峙岳新疆起义等。政府方面典型的像时任驻法公使的凌其翰等，于新中国成立后通电起义。毛泽东对此精辟地指出：“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1]p135这个“资产阶级分子”既包括民主党派及背后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原属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部分大中资产阶级成员。事实上，像何基沣、廖运周、傅作义、程潜、陈明仁、卢汉、凌其翰等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大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人民政府成员或政协委员，与中共共商国是，成为协商建国的重要力量。 二、推翻独大型垄断政权是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基础
在协商建国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的最根本基础是推翻国民党所建立的独大型垄断政权，实现真正的独立、自由、民主，这同时也是毛泽东对协商建国构想的实践基础。为什么我们用“独大垄断”而不用“独裁”这个词？因为国民党事实上在大陆从未实现过真正的“独裁”，毛泽东形容蒋介石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这不仅很生动地形容了蒋介石的性格，也是对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真实写照。不管怎么说，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排他性垄断政权，是一党专政型的日趋腐败政权。因而，作为第三方的代表性政党，民盟自创立始起，即与中国共产党协商一致联合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多党共治，不单方面与国民党成立条约。在民盟与中共的协定要点中，第一条就是“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应共同携手奋斗”。第五条是“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约”[3]p59。这个协约并无太多法律上的所谓“效力”，用“君子协定”更为恰当。事实上，双方虽偶有摩擦，但还是基于基本的道义与利益携手奋进，在第二条战线上对抗国民党政府。
作为第三势力的中坚力量，民盟在1945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口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在正式成立的会议上发表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此外，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有类似的宣言和主张，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不能说一致，但某种程度上是利益相关的。1945年到1946年的国共和谈让国人一度认为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就在眼前，但没有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战争力量，协商建国的基础就不可能达到，独立民主富强的目的也只能是纸上的宣言。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三方势力绝大多数反感于国民党日益严苛的管制，对国民党政权的厌恶明显加剧，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协商作风和设想甚为赞成。1947年，民盟被蒋介石解散后，毛泽东就说：“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4]p314。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党与广大第三方所共同向往的独立民主富强如果没有奠定协商建国的基础，即推翻国民党独大垄断政权，就不可能实现。
在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中，回顾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又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并和各民主党派协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共同的决议。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道，为维护这些协定和决议而奋斗”[4]p1387。随着形势明显有利于中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p1256。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亦主张“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4]p1375。因此，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垄断政权，才能真正协商，真正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这是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根本利益契合点，更是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根本基础
三、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核心及主要特点
2009年的《建国大业》作为60周年国庆献礼片而广受注目，作为影片重点，政协会议成为焦点。如果放到历史中来，协商建国的核心毫无疑问是“会议”，不管是旧政协会议，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相对于战场的厮杀，另一条战线更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为了实现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政治目标，中共克服重重障碍，摆脱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破坏、截杀，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团结和吸引一切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前来参加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群英盛会，完成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经过政治协商民主表决，合法地接生了人民共和国，选举了新国家的领导人。在建国当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指出，“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5]p1。
新政协的召开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尊重。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其中民主人士占50%，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其中民主人士占50%。政务委员15名，其中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其中民主人士42名，占45%。总之，从民主党派参政比例看，新政权毫无疑问是一个统一、团结的民主政府，这是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去实现人民民主的伟大创造。
毛泽东对此论述道：“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6]p1463事实上，这一形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让具有不同阶级基础、不同利益诉求的政治和社會组织，通过对话和协商，形成合作斗争的纲领政策等共识，共同来建立新中国。这种民主形式，紧紧围绕“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核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协商建国的理念。其思想主要特点有： （一）具有贯穿性。纵观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这一思想贯穿1945年至1949年，从1945—1946年的“联合政府”策略，到1948—1949年的以中共为领导的人民政协组织方式，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也仍未放弃协商建国努力，只是在等待协商建国的时机到来和基础恢复。经过残酷的战争对决后，毛泽东在协商建国的对象和实现途径方面必然有所调整，具体体现在对国民党主体力量的排斥和对抗，但是在思想实质上，我们必须承认，这和1945年时期的协商思想具有一脉相承的衔接性。
（二）具有现代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运作是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因此，我们可以说，协商建国思想是在中国当时代议民主尚不能完全开展的时候，作为建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存在，体现了现代建国思想契约性和阶级性的双重融合。
（三）具有实践性。历史已经证明，协商建国思想是可操作的、可实现的，其具体形式就是协商建国思想的核心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具体的组织形式成功地实践协商建国思想，确立建国的一系列复杂过程，包括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这个过程证明了协商建国思想在中国运作的可能性，也证明了新中国在建立伊始，并不是中共一党包办，协商民主的色彩跃然纸上。
（四）具有借鉴性。毫无疑问，协商建国思想建立在协商民主的理念基础上，对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重要参考借鉴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协商民主思想在当代的重要价值，也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理念与治国理念相结合的系统性表述，事实上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在当代仍有发展与借鉴的必要性。
四、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合法性。协商建国是在中共军事优势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赋予新政权以合法性，加速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合法性是通过民主革命战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因此，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有些中共党内人士对党的统战政策缺乏了解，甚至有人讲怪话：“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1950年，毛泽东在与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7]p6这从宏观上指出了民主党派与其背后的力量都不容小视，闭门造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的确，我们如果透过战争硝烟的背后，就会发现毛泽东所言非虚，非党人士对于建国的准备和进行影响都十分深远。建国全过程中，中共的军事力量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日渐崩溃、国民党政权最终土崩瓦解被推翻当然是协商建国的实践基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共军事力量乃至综合力量的全面优势离不开中间力量的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作出了相当贡献。
一是支持影响学运、工潮。在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暴行、声援“二九惨案”、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声援“反美扶日”运动等民主运动中，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郭沫若、史良等民主爱国人士纷纷发声参与，民盟、民进、民联（即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等民主党派总部及地方支部均纷纷表态支持，形成了“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的“第二条战线”。[6]p1225
二是协助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投诚起义，加速新政权建立。前文已阐述，国民党军政投诚起义人员也是协商建国的重要力量，这些人员不少是经过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斡旋和策动而放弃国民党政权、参与民主革命的，因而这批人员既是协商建国的重要力量，又体现了协商建国的主体对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贡献。事实上，这些人员尤其是高层人员在起义投诚后也大都加入了民革等民主党派组织，对协商建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的起义就受到了李济深、章伯钧等民革、民盟人士的影响；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的起义也受到了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王葆真的策动；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刘宗宽，则是农工民主党的秘密成员；川军刘文辉倒戈，也是由民主同盟代为引线搭桥；1949年8月，包括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刘建绪、李默庵、贾异之、谌小岑、罗翼群、李任仁等4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共委员联名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也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幕后策反的作用。
三是为建国提供重要支撑点，赋予新政权以必要的合法性。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战斗，对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缺乏经验，同样，城市有产阶级对中共也缺乏必要了解，怀有相当的观望与疑虑。要彻底打败国民党建设新中国显然离不开长期被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民主党派的地位相对中立，他们的声音对普通民众以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来说无疑会具有更强的感召力。尤其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城市中，因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有恒产者大多不了解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剥夺有产者的资产，故通过第三方人士宣传中共政策、参加新政府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影响城市民众、瓦解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作用。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为重点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城市经濟与建设城市显然更需要他们的支持。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以协商建国思想为感召的统一战线阵营“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5]p495。 当有人对建国后第一届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有所非议，认为“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时，毛泽东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8]p34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是正确而光辉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军政起义投诚人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之后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决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
（二）有利于实现建立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而殚精竭虑，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经过24年的艰苦奋斗，到1945年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100万以上正规部队、260万民兵。然而，中国共产党虽然力量已有大幅提升，但气势汹汹的国民党政府看上去更为强大。面对复杂战后格局，是继续民主革命，还是偏安一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全党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9]p1026
1949年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摧枯拉朽地席卷大江南北。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逐渐被驱逐出中国领土，独立这个目标事实上已经不遥远。那民主呢，没有民主的支撑，富强这个目标也很有可能被扭曲。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到了内战后的政治格局，针对当年在晋绥土地改革中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倾口号，他明确提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6]p1268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虽然为夺取全国政权进行了艰苦的奋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也应该由人民来坐天下。因此，我们要通过统一战线建立新中国，团结包括民主党派在内大多数人民建立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同样，富强这个理念也离不开民主党派与其背后的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6]p1479，体现了毛泽东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反对破坏工商业，这无疑对新中国的富强是有莫大帮助的，1949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思想是正确的。因此，独立、民主、富强这三个目标三位一体，构成了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总战略意义。
历史是波澜壮阔的，也是复杂多变的，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就是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发展史。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建国思想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产生并蕴涵于毛泽东的整体建国思想中。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协商建国思想就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的有机结合。协商建国思想既有协商民主的基础，也有选举民主的融合；既有各党派穿梭商讨的场面，也有各方齐聚一堂的人民政协大集会研讨；既有统一战线与人才建设理论的支撑，也有革命大洪流时代的推動。因此，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是具有贯穿性、现代性、实践性、借鉴性的系统思想体系，对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更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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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冷 波
[关键词] 协商建国 毛泽东 民主党派 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很大指导性作用。事实上，“协商民主”这个命题不仅具有时代性，也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不仅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势具有路径分析作用，更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建设具有资政性意义。
一、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内涵及其对象
（一）毛泽东协商建国的内涵。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是他根据中国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结合国、共、美、苏三国四方的力量与政策对比，以此为背景，战略性地以军事优势为后盾，以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军政起义投诚人员为协商对象，以推翻国民党独大垄断政权为协商基础，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协商核心内容，以建立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为协商目的而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观点的总和。
（二）协商作用的对象。研究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就不能不明确协商建国的“协商对象”究竟为何者这个基本问题。一般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是协商的对象，或者至多加上为数不多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大量国民党中高层的军政起义投诚人员也是一股重要力量，这股力量虽然在初期并不倾向协商，但鉴于国内力量对比的形势发展而投诚共产党，在战争的政治博弈与战后的协商政治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与中共协商建国的主体力量毫无疑问是各大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在当代是指在中国大陆的、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参政党的统称。就解放战争时期而言，“民主党派”这个概念则相对比较模糊，主要是指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国共内战时期成立的拥护民主、支持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友好政党。目前依然在大陆活动的政党有：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1944年9月10日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由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多次更名而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1925年10月10日在旧金山成立的中国致公党（“致公党”）、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成立的九三学社（“九三”）、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还有一些新中国成立后自行解散的小党派，像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1945年更名的中国人民救国会（“救国会”）等。而被国民党方面拉拢的有的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成立的中国青年党、1946年8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社会党，这两个党派前期尚处于“中立”，1946国民党方面的“制宪国大”召开后，这两党脱离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阵营，从而不再属于民主党派范畴。
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解放战争时期一般称社会贤达。例如，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会议，就有9位代表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席的。1948年，郭沫若等无党派知名人士在致电毛泽东同志以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的时候，为了与以往的社会贤达相区别，最先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1948年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说道：“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1]p90这充分表明了中共的主要协商对象就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除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我们必须看到，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政起义投诚人员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之协商的对象。毛泽东说：“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为有爱国心的将领……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2]这些军政起义投诚人员在中共与民主党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纷纷加入民主革命阵营，大大加快了粉碎国民党军事力量、建立协商建国基础的进程，从而成为了协商建国的重要力量。據统计，从1945年9月至1950年6月，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近500起，师以上达60余起，计有153个整师，1000多名将领，共有184.5万余人起义、投诚以及和平改编，占了国民党共损兵力总数的22%。另有驾机起义26架，大小舰艇72艘。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高树勋邯郸起义，曾泽生长春起义，吴化文济南起义，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淮海战役阵前起义，傅作义北平起义，董其武绥远起义，张轸金口起义，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严啸虎川西起义，郭汝瑰宜宾起义，卢汉昆明起义，陶峙岳新疆起义等。政府方面典型的像时任驻法公使的凌其翰等，于新中国成立后通电起义。毛泽东对此精辟地指出：“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1]p135这个“资产阶级分子”既包括民主党派及背后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原属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部分大中资产阶级成员。事实上，像何基沣、廖运周、傅作义、程潜、陈明仁、卢汉、凌其翰等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大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人民政府成员或政协委员，与中共共商国是，成为协商建国的重要力量。 二、推翻独大型垄断政权是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基础
在协商建国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的最根本基础是推翻国民党所建立的独大型垄断政权，实现真正的独立、自由、民主，这同时也是毛泽东对协商建国构想的实践基础。为什么我们用“独大垄断”而不用“独裁”这个词？因为国民党事实上在大陆从未实现过真正的“独裁”，毛泽东形容蒋介石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这不仅很生动地形容了蒋介石的性格，也是对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真实写照。不管怎么说，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排他性垄断政权，是一党专政型的日趋腐败政权。因而，作为第三方的代表性政党，民盟自创立始起，即与中国共产党协商一致联合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多党共治，不单方面与国民党成立条约。在民盟与中共的协定要点中，第一条就是“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应共同携手奋斗”。第五条是“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约”[3]p59。这个协约并无太多法律上的所谓“效力”，用“君子协定”更为恰当。事实上，双方虽偶有摩擦，但还是基于基本的道义与利益携手奋进，在第二条战线上对抗国民党政府。
作为第三势力的中坚力量，民盟在1945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口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在正式成立的会议上发表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此外，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有类似的宣言和主张，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不能说一致，但某种程度上是利益相关的。1945年到1946年的国共和谈让国人一度认为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就在眼前，但没有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战争力量，协商建国的基础就不可能达到，独立民主富强的目的也只能是纸上的宣言。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三方势力绝大多数反感于国民党日益严苛的管制，对国民党政权的厌恶明显加剧，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协商作风和设想甚为赞成。1947年，民盟被蒋介石解散后，毛泽东就说：“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4]p314。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党与广大第三方所共同向往的独立民主富强如果没有奠定协商建国的基础，即推翻国民党独大垄断政权，就不可能实现。
在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中，回顾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又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并和各民主党派协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共同的决议。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道，为维护这些协定和决议而奋斗”[4]p1387。随着形势明显有利于中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p1256。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亦主张“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4]p1375。因此，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垄断政权，才能真正协商，真正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这是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根本利益契合点，更是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根本基础
三、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核心及主要特点
2009年的《建国大业》作为60周年国庆献礼片而广受注目，作为影片重点，政协会议成为焦点。如果放到历史中来，协商建国的核心毫无疑问是“会议”，不管是旧政协会议，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相对于战场的厮杀，另一条战线更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为了实现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政治目标，中共克服重重障碍，摆脱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破坏、截杀，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团结和吸引一切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前来参加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群英盛会，完成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经过政治协商民主表决，合法地接生了人民共和国，选举了新国家的领导人。在建国当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指出，“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5]p1。
新政协的召开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尊重。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其中民主人士占50%，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其中民主人士占50%。政务委员15名，其中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其中民主人士42名，占45%。总之，从民主党派参政比例看，新政权毫无疑问是一个统一、团结的民主政府，这是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去实现人民民主的伟大创造。
毛泽东对此论述道：“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6]p1463事实上，这一形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让具有不同阶级基础、不同利益诉求的政治和社會组织，通过对话和协商，形成合作斗争的纲领政策等共识，共同来建立新中国。这种民主形式，紧紧围绕“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核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协商建国的理念。其思想主要特点有： （一）具有贯穿性。纵观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这一思想贯穿1945年至1949年，从1945—1946年的“联合政府”策略，到1948—1949年的以中共为领导的人民政协组织方式，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也仍未放弃协商建国努力，只是在等待协商建国的时机到来和基础恢复。经过残酷的战争对决后，毛泽东在协商建国的对象和实现途径方面必然有所调整，具体体现在对国民党主体力量的排斥和对抗，但是在思想实质上，我们必须承认，这和1945年时期的协商思想具有一脉相承的衔接性。
（二）具有现代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运作是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因此，我们可以说，协商建国思想是在中国当时代议民主尚不能完全开展的时候，作为建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存在，体现了现代建国思想契约性和阶级性的双重融合。
（三）具有实践性。历史已经证明，协商建国思想是可操作的、可实现的，其具体形式就是协商建国思想的核心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具体的组织形式成功地实践协商建国思想，确立建国的一系列复杂过程，包括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这个过程证明了协商建国思想在中国运作的可能性，也证明了新中国在建立伊始，并不是中共一党包办，协商民主的色彩跃然纸上。
（四）具有借鉴性。毫无疑问，协商建国思想建立在协商民主的理念基础上，对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重要参考借鉴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协商民主思想在当代的重要价值，也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理念与治国理念相结合的系统性表述，事实上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在当代仍有发展与借鉴的必要性。
四、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合法性。协商建国是在中共军事优势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赋予新政权以合法性，加速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合法性是通过民主革命战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因此，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有些中共党内人士对党的统战政策缺乏了解，甚至有人讲怪话：“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1950年，毛泽东在与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7]p6这从宏观上指出了民主党派与其背后的力量都不容小视，闭门造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的确，我们如果透过战争硝烟的背后，就会发现毛泽东所言非虚，非党人士对于建国的准备和进行影响都十分深远。建国全过程中，中共的军事力量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日渐崩溃、国民党政权最终土崩瓦解被推翻当然是协商建国的实践基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共军事力量乃至综合力量的全面优势离不开中间力量的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作出了相当贡献。
一是支持影响学运、工潮。在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暴行、声援“二九惨案”、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声援“反美扶日”运动等民主运动中，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郭沫若、史良等民主爱国人士纷纷发声参与，民盟、民进、民联（即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等民主党派总部及地方支部均纷纷表态支持，形成了“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的“第二条战线”。[6]p1225
二是协助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投诚起义，加速新政权建立。前文已阐述，国民党军政投诚起义人员也是协商建国的重要力量，这些人员不少是经过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斡旋和策动而放弃国民党政权、参与民主革命的，因而这批人员既是协商建国的重要力量，又体现了协商建国的主体对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贡献。事实上，这些人员尤其是高层人员在起义投诚后也大都加入了民革等民主党派组织，对协商建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的起义就受到了李济深、章伯钧等民革、民盟人士的影响；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的起义也受到了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王葆真的策动；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刘宗宽，则是农工民主党的秘密成员；川军刘文辉倒戈，也是由民主同盟代为引线搭桥；1949年8月，包括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刘建绪、李默庵、贾异之、谌小岑、罗翼群、李任仁等4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共委员联名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也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幕后策反的作用。
三是为建国提供重要支撑点，赋予新政权以必要的合法性。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战斗，对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缺乏经验，同样，城市有产阶级对中共也缺乏必要了解，怀有相当的观望与疑虑。要彻底打败国民党建设新中国显然离不开长期被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民主党派的地位相对中立，他们的声音对普通民众以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来说无疑会具有更强的感召力。尤其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城市中，因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有恒产者大多不了解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剥夺有产者的资产，故通过第三方人士宣传中共政策、参加新政府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影响城市民众、瓦解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作用。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为重点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城市经濟与建设城市显然更需要他们的支持。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以协商建国思想为感召的统一战线阵营“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5]p495。 当有人对建国后第一届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有所非议，认为“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时，毛泽东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8]p34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是正确而光辉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军政起义投诚人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之后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决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
（二）有利于实现建立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而殚精竭虑，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经过24年的艰苦奋斗，到1945年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100万以上正规部队、260万民兵。然而，中国共产党虽然力量已有大幅提升，但气势汹汹的国民党政府看上去更为强大。面对复杂战后格局，是继续民主革命，还是偏安一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全党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9]p1026
1949年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摧枯拉朽地席卷大江南北。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逐渐被驱逐出中国领土，独立这个目标事实上已经不遥远。那民主呢，没有民主的支撑，富强这个目标也很有可能被扭曲。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到了内战后的政治格局，针对当年在晋绥土地改革中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倾口号，他明确提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6]p1268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虽然为夺取全国政权进行了艰苦的奋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也应该由人民来坐天下。因此，我们要通过统一战线建立新中国，团结包括民主党派在内大多数人民建立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同样，富强这个理念也离不开民主党派与其背后的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6]p1479，体现了毛泽东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反对破坏工商业，这无疑对新中国的富强是有莫大帮助的，1949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思想是正确的。因此，独立、民主、富强这三个目标三位一体，构成了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总战略意义。
历史是波澜壮阔的，也是复杂多变的，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就是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的发展史。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建国思想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产生并蕴涵于毛泽东的整体建国思想中。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协商建国思想就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的有机结合。协商建国思想既有协商民主的基础，也有选举民主的融合；既有各党派穿梭商讨的场面，也有各方齐聚一堂的人民政协大集会研讨；既有统一战线与人才建设理论的支撑，也有革命大洪流时代的推動。因此，毛泽东的协商建国思想是具有贯穿性、现代性、实践性、借鉴性的系统思想体系，对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更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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