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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初，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受中央委托，率领工作组到南方各省就农村合作化运动进行考察指导。随行人员有邓子恢夫人陈兰、农工部二处（互助合作处）处长李友九、我的父亲鲁亚夫（邓子恢秘书）以及警卫员于汝亮等。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了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提出的政策是，积极领导并把获得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生产。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甚至捆绑农民强迫入社的现象。这年的4月，中央农工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作了《过渡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的总结讲话，指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要切忌急躁冒进，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时中央将邓子恢主持起草、杜润生（农工部秘书长）等参与的有关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三个文件合编成册，定名《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发到全国，毛泽东为此书写了通知，号召各级党委和全体干部“来一次认真的学习”，将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会后，各地贯彻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稳定农民情绪，较好地解决了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但是不久，毛泽东对纠正急躁冒进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多次在公开场合讲：“办合作社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能搞大的就应搞大的,不要见大的就不高兴。”
一路上，邓子恢深入农村了解互助合作情况，并同各地负责农村工作的同志座谈。在驶往南方的火车上，邓子恢对鲁亚夫这样说：“解放后，经过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现在要互助入社，刚到手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集体经营，农户在思想上要转弯子，我们在政策上应该积极引导，顾及他们的利益要求，入社不能强拉硬推，要创造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过渡期。”
11月中旬，邓子恢一行抵达福建龙岩，这是他离开家乡15年来第一次回到这片养育他的土地上。那一天，当乘坐的车子还未到东肖井田村口，邓子恢夫妇就急忙下车，快步走上前与围拢而来的乡亲们握手问候。人们看到他时，都亲切的大声呼唤他的乳名：“绍仔回来了！”邓老十分激动，鲁亚夫也被这一场景所感染，按下相机快门，将这一时刻记录下来。稍作休息，邓子恢和陈兰就来到故居前，这座老宅因邓子恢参加革命，曾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纵火焚烧，映在眼前的仅是破旧的断垣残基，大家心情沉重，迟迟不肯离去。在曾经耕作的田地里，邓子恢久久地端详着脚下的沃土，随后俯身抓起一把黏黏的泥土，用浓重的乡音喃喃自语：“梦里依稀几回乡啊！”
当时，由于刚解放不久，虽说剿匪镇反的任务基本完成，但暗藏的反动分子时有发生破坏的情况。为此，当地派了许多警卫人员跟随负责安全，但被邓子恢制止：“随从多了不方便工作。”无奈，每次出去连鲁亚夫也佩戴上手枪。
那些日子在龙岩的村舍田头，不时出现邓子恢的身影，他先后到了东肖、白土、后田、大池、城关等地，进农户，看庄稼。邓子恢对干部讲，我们这里木犁水车、牲畜人力耕作，这就是小农经济现实。组织农民搞合作化生产，这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他反复强调干部工作的重点，是抓好乡村互助合作的典型示范，让乡亲们尝到实惠好处，自愿互利，推进农业合作化从低级的互助组向高级的合作社过渡。决不能够盲目追求数量和形式，搞办社大拨轰。
在随后参加的白土合作社群众座谈会上，邓子恢倾听农民对入社的意见反映后说：“我看，在目前情况下互助组是一种普遍合适的组织形式，还应大办，并全力给以指导；合作社则要试办，不具备条件的要予以撤销。”鲁亚夫听来不免有些紧张，因为前几天邓子恢刚刚收到一封农工部的急件，内容是毛泽东召见农工部副部长廖鲁言、陈伯达等，批评了农工部春季整社、反冒进的做法，并且上升到“资本主义占领农村阵地”的政治高度。座谈会中间休息时，鲁亚夫悄悄地说：“邓老，反冒进这问题如今很敏感。”邓子恢一脸轻松道：“互助组还是合作社都是组织形式，巩固好了生产才能快发展，要保护农民的合理要求。”此话掷地有声，耐人寻味，几十年后父亲还有清晰的记忆。
座谈会上邓子恢纠正强拉耕牛、捆绑入社的粗暴行为，他说，在大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农民兄弟都能积极参加赤卫队，那是因为当时我们闽西党组织坚决贯彻了党的群众宣传政策，使得他们知道跟着共产党走，日子会越过越好。可是，大家看看今天这事情，你方法简单粗暴，不做说服教育就硬拉人家的牛，强迫人家入社，搞得干群关系紧张。心都不贴在一起，生产下滑饿肚子，这样的社办了也得垮！邓老深情地对一位被强卖耕牛的农民说：“村里卖了你的耕牛，不对，政府掏钱马上给你买回来。”这位农民激动地说：“首长，有你这句话，我认了，那牛我不要了。”邓子恢说：“这不是你我之间的事，是党的政策，你真的想牵回牛退社吗？”这位农民看着当地负责干部，欲言又止，邓子恢大声说：“自觉自愿，谁都不能强迫你，说吧。”“那我退。”邓子恢当即对负责人讲：“好，给他办退社手续。全国农业互助合作是大方向，他以后看到希望了，还是可以加入的。”此时这位农民已哽咽不止：“邓老，我给你鞠躬了！”在场的人都无不为之动容。
不知不觉，已近中午1点，座谈会还在继续，鲁亚夫曾几次提醒邓子恢，他这才恍然大悟，笑了笑：“不回招待所了。”而当地负责人一脸茫然：什么都没有准备呀。邓老和蔼地说：“有你们吃的，自然就有我一口。”邓子恢端着饭碗与大家边吃边谈，在这里没有部长与农民之分，唯有浓浓的乡亲之情。座谈结束了，鲁亚夫把合作社负责人拉到一边，递过一个信封：“这里是邓老的伙食费。”他急忙推辞：“咱怎能收邓老的伙食费，不行不行。”鲁亚夫不让：“邓老交代，共产党员哪有吃饭不给钱的！”
邓子恢是从闽西苏区走出来的骄子，他始终没有忘怀曾经一同战斗过的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和烈士的遗属。除了在招待所接见他们外，几乎每次下到村里，都抽时间看望帮助过革命的群众。在白土村一位烈士的家中，邓子恢看着简陋、四处透风的屋子里，除了两张床板，几乎没有像样的东西；再瞅见大娘牵着瘦弱的孙子，儿媳妇又卧病在床，心情十分沉重。他鼓励她们要坚强地活下去，日子会一步步好起来的。临走时邓子恢交代当地政府要抚恤好烈属，并让陈兰把身上带的钱都送上，陈兰拉过烈属大娘的手：“这点钱只当我们的心意，要收下。”即使回到北京后，邓子恢在一次与鲁亚夫的交谈中，提到这件事时还眼含泪水，这是鲁亚夫跟随他多年唯一一次看到邓子恢如此动情。
邓子恢在龙岩期间，与也在家乡搞调查的张鼎丞（时任华东局第四书记）、刘亚楼（时任空军司令员）不期而遇。战友间互诉回乡所见，十分亲热。交谈中邓子恢说：“为了中国革命，光我们闽西就牺牲了17000多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我和张老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刘司令是长征的先锋师师长，也是很不容易！”刘亚楼语气沉重地说：“是呀，一个湘江之战，我们闽西子弟就倒下了5000人。”三人沉默片刻，邓子恢建议地委树一座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缅怀牺牲的先烈们（1956年10月，邓子恢第二次回乡，亲自为纪念碑落成典礼剪彩并亲笔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邓子恢对在民主革命时期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党外人士，也都关怀备至。1937年7月，闽西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某营营长谢光辉积极从中搭线，为促进和谈而奔走，后遭反动派杀害。这次回乡，邓子恢亲切接见了他的遗孀谢宝丕，予以慰勉，关切地询问她的家庭和孩子情况，并送布料一块，让谢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以后，邓子恢嘱托鲁亚夫将她的长子送到武汉学习和生活。谢宝丕在给邓子恢的信中写道：“光辉泉下有知，亦当瞑目了。”
“兴调查研究之风，走务实求真之路”是1929年红四军入闽时，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所形成的工作作风，而且这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到邓子恢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此次回乡调研，邓子恢对随行的鲁亚夫特别交代三条：一是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实情记录好，不要遗漏；二是听到农户对强迫入社的批评抱怨时，不许阻拦；三是你跟我下农村来，不能当抄写文书，你也要写乡村调查给我看。那段时间邓子恢非常辛苦，对各地办社过程中反映的突出问题，比如办社条件及规模、农户自留地、入社群众生产资料折价、生产管理和分配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他反复叮嘱大家，要认真收集好资料，总结经验，拿回部里讨论提出建议，搞个办社章程，我要报送中央，见毛主席。
鲁亚夫还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都很深了，邓子恢公务办完，鲁亚夫安排他休息，邓子恢突然提出要看看鲁亚夫的调查小结，鲁亚夫不好意思地把没写完的几页递过去，邓子恢戴上老花镜，边看边拿笔指点，并对站在一旁的鲁亚夫说，调查报告需要“站得住脚、行得了路”的立论分析，我的想法是要锻炼你独立用脑，提高实际工作水平。邓子恢深情地说：“作农村调查报告，毛主席是我们的老师呢。”
1953年12月上旬，邓子恢结束了在鄂、苏、沪、浙、闽、赣、湘等省市农村历时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研究，返回北京。在外地以及家乡龙岩的日日夜夜，他深入田间基层，作报告和召开各种干部群众座谈会10多次，接待群众数百人，处理大量群众来信，摸清了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经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7份书面调查报告，被中央肯定。
为此，这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办社经验，进一步明确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在这个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到发展期。1954年的春天，全国合作社就发展到了9.5万个，参加的农户达170多万户，农业生产普遍提高，巩固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
题图 1953年11月，邓子恢在家乡与群众亲切交谈，左二为陈兰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了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提出的政策是，积极领导并把获得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生产。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甚至捆绑农民强迫入社的现象。这年的4月，中央农工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作了《过渡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的总结讲话，指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要切忌急躁冒进，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时中央将邓子恢主持起草、杜润生（农工部秘书长）等参与的有关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三个文件合编成册，定名《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发到全国，毛泽东为此书写了通知，号召各级党委和全体干部“来一次认真的学习”，将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会后，各地贯彻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稳定农民情绪，较好地解决了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但是不久，毛泽东对纠正急躁冒进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多次在公开场合讲：“办合作社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能搞大的就应搞大的,不要见大的就不高兴。”
一路上，邓子恢深入农村了解互助合作情况，并同各地负责农村工作的同志座谈。在驶往南方的火车上，邓子恢对鲁亚夫这样说：“解放后，经过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现在要互助入社，刚到手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集体经营，农户在思想上要转弯子，我们在政策上应该积极引导，顾及他们的利益要求，入社不能强拉硬推，要创造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过渡期。”
11月中旬，邓子恢一行抵达福建龙岩，这是他离开家乡15年来第一次回到这片养育他的土地上。那一天，当乘坐的车子还未到东肖井田村口，邓子恢夫妇就急忙下车，快步走上前与围拢而来的乡亲们握手问候。人们看到他时，都亲切的大声呼唤他的乳名：“绍仔回来了！”邓老十分激动，鲁亚夫也被这一场景所感染，按下相机快门，将这一时刻记录下来。稍作休息，邓子恢和陈兰就来到故居前，这座老宅因邓子恢参加革命，曾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纵火焚烧，映在眼前的仅是破旧的断垣残基，大家心情沉重，迟迟不肯离去。在曾经耕作的田地里，邓子恢久久地端详着脚下的沃土，随后俯身抓起一把黏黏的泥土，用浓重的乡音喃喃自语：“梦里依稀几回乡啊！”
当时，由于刚解放不久，虽说剿匪镇反的任务基本完成，但暗藏的反动分子时有发生破坏的情况。为此，当地派了许多警卫人员跟随负责安全，但被邓子恢制止：“随从多了不方便工作。”无奈，每次出去连鲁亚夫也佩戴上手枪。
那些日子在龙岩的村舍田头，不时出现邓子恢的身影，他先后到了东肖、白土、后田、大池、城关等地，进农户，看庄稼。邓子恢对干部讲，我们这里木犁水车、牲畜人力耕作，这就是小农经济现实。组织农民搞合作化生产，这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他反复强调干部工作的重点，是抓好乡村互助合作的典型示范，让乡亲们尝到实惠好处，自愿互利，推进农业合作化从低级的互助组向高级的合作社过渡。决不能够盲目追求数量和形式，搞办社大拨轰。
在随后参加的白土合作社群众座谈会上，邓子恢倾听农民对入社的意见反映后说：“我看，在目前情况下互助组是一种普遍合适的组织形式，还应大办，并全力给以指导；合作社则要试办，不具备条件的要予以撤销。”鲁亚夫听来不免有些紧张，因为前几天邓子恢刚刚收到一封农工部的急件，内容是毛泽东召见农工部副部长廖鲁言、陈伯达等，批评了农工部春季整社、反冒进的做法，并且上升到“资本主义占领农村阵地”的政治高度。座谈会中间休息时，鲁亚夫悄悄地说：“邓老，反冒进这问题如今很敏感。”邓子恢一脸轻松道：“互助组还是合作社都是组织形式，巩固好了生产才能快发展，要保护农民的合理要求。”此话掷地有声，耐人寻味，几十年后父亲还有清晰的记忆。
座谈会上邓子恢纠正强拉耕牛、捆绑入社的粗暴行为，他说，在大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农民兄弟都能积极参加赤卫队，那是因为当时我们闽西党组织坚决贯彻了党的群众宣传政策，使得他们知道跟着共产党走，日子会越过越好。可是，大家看看今天这事情，你方法简单粗暴，不做说服教育就硬拉人家的牛，强迫人家入社，搞得干群关系紧张。心都不贴在一起，生产下滑饿肚子，这样的社办了也得垮！邓老深情地对一位被强卖耕牛的农民说：“村里卖了你的耕牛，不对，政府掏钱马上给你买回来。”这位农民激动地说：“首长，有你这句话，我认了，那牛我不要了。”邓子恢说：“这不是你我之间的事，是党的政策，你真的想牵回牛退社吗？”这位农民看着当地负责干部，欲言又止，邓子恢大声说：“自觉自愿，谁都不能强迫你，说吧。”“那我退。”邓子恢当即对负责人讲：“好，给他办退社手续。全国农业互助合作是大方向，他以后看到希望了，还是可以加入的。”此时这位农民已哽咽不止：“邓老，我给你鞠躬了！”在场的人都无不为之动容。
不知不觉，已近中午1点，座谈会还在继续，鲁亚夫曾几次提醒邓子恢，他这才恍然大悟，笑了笑：“不回招待所了。”而当地负责人一脸茫然：什么都没有准备呀。邓老和蔼地说：“有你们吃的，自然就有我一口。”邓子恢端着饭碗与大家边吃边谈，在这里没有部长与农民之分，唯有浓浓的乡亲之情。座谈结束了，鲁亚夫把合作社负责人拉到一边，递过一个信封：“这里是邓老的伙食费。”他急忙推辞：“咱怎能收邓老的伙食费，不行不行。”鲁亚夫不让：“邓老交代，共产党员哪有吃饭不给钱的！”
邓子恢是从闽西苏区走出来的骄子，他始终没有忘怀曾经一同战斗过的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和烈士的遗属。除了在招待所接见他们外，几乎每次下到村里，都抽时间看望帮助过革命的群众。在白土村一位烈士的家中，邓子恢看着简陋、四处透风的屋子里，除了两张床板，几乎没有像样的东西；再瞅见大娘牵着瘦弱的孙子，儿媳妇又卧病在床，心情十分沉重。他鼓励她们要坚强地活下去，日子会一步步好起来的。临走时邓子恢交代当地政府要抚恤好烈属，并让陈兰把身上带的钱都送上，陈兰拉过烈属大娘的手：“这点钱只当我们的心意，要收下。”即使回到北京后，邓子恢在一次与鲁亚夫的交谈中，提到这件事时还眼含泪水，这是鲁亚夫跟随他多年唯一一次看到邓子恢如此动情。
邓子恢在龙岩期间，与也在家乡搞调查的张鼎丞（时任华东局第四书记）、刘亚楼（时任空军司令员）不期而遇。战友间互诉回乡所见，十分亲热。交谈中邓子恢说：“为了中国革命，光我们闽西就牺牲了17000多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我和张老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刘司令是长征的先锋师师长，也是很不容易！”刘亚楼语气沉重地说：“是呀，一个湘江之战，我们闽西子弟就倒下了5000人。”三人沉默片刻，邓子恢建议地委树一座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缅怀牺牲的先烈们（1956年10月，邓子恢第二次回乡，亲自为纪念碑落成典礼剪彩并亲笔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邓子恢对在民主革命时期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党外人士，也都关怀备至。1937年7月，闽西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某营营长谢光辉积极从中搭线，为促进和谈而奔走，后遭反动派杀害。这次回乡，邓子恢亲切接见了他的遗孀谢宝丕，予以慰勉，关切地询问她的家庭和孩子情况，并送布料一块，让谢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以后，邓子恢嘱托鲁亚夫将她的长子送到武汉学习和生活。谢宝丕在给邓子恢的信中写道：“光辉泉下有知，亦当瞑目了。”
“兴调查研究之风，走务实求真之路”是1929年红四军入闽时，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所形成的工作作风，而且这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到邓子恢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此次回乡调研，邓子恢对随行的鲁亚夫特别交代三条：一是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实情记录好，不要遗漏；二是听到农户对强迫入社的批评抱怨时，不许阻拦；三是你跟我下农村来，不能当抄写文书，你也要写乡村调查给我看。那段时间邓子恢非常辛苦，对各地办社过程中反映的突出问题，比如办社条件及规模、农户自留地、入社群众生产资料折价、生产管理和分配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他反复叮嘱大家，要认真收集好资料，总结经验，拿回部里讨论提出建议，搞个办社章程，我要报送中央，见毛主席。
鲁亚夫还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都很深了，邓子恢公务办完，鲁亚夫安排他休息，邓子恢突然提出要看看鲁亚夫的调查小结，鲁亚夫不好意思地把没写完的几页递过去，邓子恢戴上老花镜，边看边拿笔指点，并对站在一旁的鲁亚夫说，调查报告需要“站得住脚、行得了路”的立论分析，我的想法是要锻炼你独立用脑，提高实际工作水平。邓子恢深情地说：“作农村调查报告，毛主席是我们的老师呢。”
1953年12月上旬，邓子恢结束了在鄂、苏、沪、浙、闽、赣、湘等省市农村历时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研究，返回北京。在外地以及家乡龙岩的日日夜夜，他深入田间基层，作报告和召开各种干部群众座谈会10多次，接待群众数百人，处理大量群众来信，摸清了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经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7份书面调查报告，被中央肯定。
为此，这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办社经验，进一步明确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在这个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到发展期。1954年的春天，全国合作社就发展到了9.5万个，参加的农户达170多万户，农业生产普遍提高，巩固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
题图 1953年11月，邓子恢在家乡与群众亲切交谈，左二为陈兰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