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窘境，刚刚开始缓解。未来一段时期，亟须在打破行业垄断、消除融资歧视、转换政府职能三个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入秋以来，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强势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中小企业再次陷入到难以为继的窘迫之中。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甚至集中出现多起民企老板“跑路”、跳楼，企业职工上街抗议事件，引发各方普遍关注。
　　 对此，各级政府果断出手相救。中央层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连奔赴绍兴、温州、广东等地调研，紧随其后，多项颇富含金量的举措频密出台。譬如，9条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被各界视为“及时雨”。地方层面，则是紧急维稳。比如温州敦促“跑路”老板尽快返回，同时要求银行不抽资、不压贷，确保企业资金链不断裂。
　　 目前看来，“抢市”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中小企业总体运行平稳。然而，形势稍好，尤须谨慎。这场危机，深深内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远非朝夕之功可以消弭。
　　 首先，在市场准入领域问题上，民营企业仍然阻力重重。如果把垄断行业的市场竞争比作一场比赛，那么，在运动场上扮演裁判的依然是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垄断集团。2008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4万亿”的鼓舞下，各级政府纷纷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数额之大令人瞠目。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仓促上马，而原本就聚集了庞大资本的国企，也凭借政策与资金优势，如鱼得水、畅通无阻。不可否认，国企在这场危机中发挥了砥柱中流的作用，但毫无疑问也对民企造成了挤压乃至伤害。
　　 而在融资问题方面，中小企业同样遭遇歧视。长期以来，某些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一个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将中小企业贷款列为高风险贷款，不仅发放条件越来越严，而且实行风险管理“终身制”、“连坐制”。中小企业最易成为宏观调控的牺牲品，谁敢轻易碰这个“高压线”？当前，银根一紧再紧，贷款难上加难，不少中小企业背负高利贷的沉重压力，步履维艰、嗷嗷待哺。尽管政府应对及时，但与中小企业实际需求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此外，政府职能转换尚未到位，政商关系仍然决定着民企的兴衰荣辱。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政治应该是天。”无数事例表明，由于制度的缺失，权力寻租现象渗透在诸多环节。民企最大的挑战是，游走于政商博弈之间，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某些民企想方设法跟国企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甚至包括依附关系。这一无可奈何之举，是典型的权力经济而非市场经济，隐藏着极大的隐患。
　　 凡此种种，皆深层腠理之疾，不治将益深。
　　 其实，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2010年，又发布了“非公经济新36条”。其核心指归，在于反垄断，在于确立个体所有制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消除所有制障碍，消除所有制歧视。借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捉住耗子就是好猫”。
　　 最大的考验莫过于落实。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感叹：“我8年来的体会，就是要办一件事，不开8次、10次会议就没法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由此，就可管窥既得利益格局调整之艰难、各方力量博弈之激烈。
　　 从本质上来说，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自由价格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应在“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之间打转转，而应厘清国企与民企的边界。没有边界，一方肆意侵占另一方的发展空间，必然导致经济失衡、危机频发。所以，政府必须明确哪些是民企可以涉足的，哪些是国企不应涉足的。那种没钱时鼓励民企进入，有钱了又把人家轰走，“风箱来回拉”的做法，为害尤烈、遗患无穷，早就该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