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老百姓各阶层的审美接受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导演李路提早到了咖啡馆，专注地盯着手机里频繁更迭、真假不一的讯息。信息爆炸的时代常令人焦虑，他却仿佛比职业新闻人还要乐在其中。新近浏览完的一篇文章来自某个不知名的微信公众号，名为《北京“天上人间”绝密内部照片以及内部员工培训照》。“标题党。”李路乐呵呵地评价，一点没有上当受骗的愤怒。
　　关于“人民的名义”这个主旋律的名字，李路也有他的一套特立独行的看法。团队里曾有不少人提议，改个更商业化的名字。他们意识到了这一本正经的五个字在市场化环境下的不合时宜，像是说教片，无端地将目标观众拒之门外。
　　“名字特别好。”李路说，并且真心实意地交代，他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名字占很大因素。

　　“它非常正，正得让你觉得要先立正、再观剧。”李路说，他看中字里行间的崇高、正义，认为点明了电视剧的中心思想。另一方面，正不一定意味着让人起鸡皮疙瘩，比如剧中观众格外爱看的大段会议戏份，他的拍摄理念是：“不要觉得它伟光正，这里面充满了玄机和情节感，好玩、好看。”
　　《人民的名义》（以下简称《人民》）的第一集播出后，收视率超过1%，随后的几十天里，收視率稳居第一，并一路狂飙突进。送审样片泄露的巨大危机没能阻止这部电视剧的异军突起，在第33、34集当晚，收视率破5，接着又破了6。55集播完之前，这个数字似乎还可以延续上升势头。观众从早期“尺度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颇认真地探讨起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十八大以后，反腐搞到这种程度，一部像样的文艺作品都没有，是很不应该的。”编剧周梅森说。他的作品《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曾是国产反腐剧的经典之作，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辉煌。2004年之后，反腐剧和公安剧一并受到限制。《人民》一剧之前，他已经停笔了八年。
　　周梅森评价这部电视剧：“紧追几步，跟上了时代。”

情节剧

　　大风厂“一一六事件”是《人民》这部剧的原发点。
　　在暗沉的夜色里，大风厂的职工们身着灰蓝色工服，手举火把，面色严峻地列队于高高摞起的水泥袋之后。他们的上方架起了一道白底横幅，白布上写着一行秀气而醒目的红色行楷：“反贪污腐败，反暴力拆迁，人在厂在。”
　　镜头扫向另一方，一辆硕大的铲车缓缓向前方开进。庞然大物在暗夜里散发着冰冷的死亡气息，与工人们的血肉之躯相对峙。
　　“每个城市都有拆迁。”李路说。剧中的大风厂事件，也是因为国内发生了很多恶性群体性事件。作为全剧原发点，这场戏不能删，“要力保这个戏既表达了，又不能表达过头。”
　　“没有一件事能确定过审。但我们主动把剧本交给最高检、广电总局，请他们帮忙，从剧本上就请过目。”李路说。
　　强拆这场夜戏拍了三个晚上，动用了百来名群众演员。李路解释，导演如果光顾艺术感觉，找了上千人，场面太大，审查不一定过，“我们没有过大地表现人海和煽动场面。”
　　至于后来的点火、工人烧伤、警察参与强拆等戏码，李路说，这里面也有技巧性的处理。一方面，他们呈现了烧伤三十余人、多人重伤，另一方面，剧中借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之口为事件定性：经调查，着火是无意点火，爆炸属于意外事故，没有正面冲突，警察均为假警察，并且假警察最后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点火的工人代表王文革是这部电视剧的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政，他没演过戏，因“长相苦情”被导演看中。群众演员是当地钢铁加工厂货真价实的工人，表情游离，王文革的眼神却凶狠、到位。李学政找来强拆新闻，反复研究某个视频中湖南女性往身上倒汽油的状态，“她不担心、不害怕，确实是奋不顾身。”
　　“好看的是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这是李路接拍时和编剧周梅森确定的思路。人性复杂，没人天生是贪官，他希望去探讨，到底是什么样的欲望、契机和事件促使一个人走向深渊。他说：“这部剧展现了中国这次前无古人的反腐大潮下人性的光辉与丑恶，也算是给世界的一个回答。”
　　拍戏时，李路说，自己得时刻留神，在艺术表达和审查通过之间把握尺度。反腐过程不可能全程展现，灯红酒绿、行贿受贿等可能很有噱头的猎奇情节，“都简略了。”
　　他为这部剧设定的风格是强情节剧，像美剧一样。“没人指令你怎么写，周梅森和我都是个性比较强，不会听谁使唤，给谁写行业剧。”导演之外，他同时兼任总制片人、出品人。他把周梅森称作“斗士”，因为作品里充满了斗争性，而他自称为“战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李路曾说：“打这一仗，姑且不说结果如何，先打了再说。如果是个逻辑思维比较缜密、理智战胜情感的制作人，是不会做这样的剧的，确实风险极大。”

组局

　　“没想到这么火爆，成了现象级的作品。”高亚麟说，他没太敢往这想。
　　《人民》的投资方是五家初涉影视投资的民营影视公司，高亚麟的公司占比40%，是投资最大的一家。他更为知名的身份是《家有儿女》中爸爸夏东海的扮演者。与创始人气质相符，这家2015年成立的公司长于情景喜剧制作。投资反腐剧是一个意外，用高亚麟本人的话说，“一次豪赌。”
　　2015年底接触到这个项目时，他只打算做一个跟投者，投资20%，而最大投资方占比70%。合约签订没几天，李路找上高亚麟，问他：“要不要追投到40%？”得知有公司撤资后，高亚麟找来合伙人沈政商议。一旦成为最大投资方，也意味着承担最大的风险。他们做了最坏打算，如果其他投资方也撤资，那么他们得拿下所有的股份，“这个40%的决定是冒着90%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