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流域的河洛地区，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向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使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的存在得到证实，近年新发现的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则把人们的目光带向更遥远的过去。
　　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位于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双槐树遗址就坐落在村南的高台地，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经过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2020年5月，双槐树遗址公布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其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专家们将其命名为“河洛古国”。

它就是古国时代国家的样子

　　北京大學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曾撰文提出，黄帝不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一个部落的代表人物，文献中有记载，黄帝有三十世，显然应该是一个部落，所以我们把距今5500年至5000年这一阶段称为黄帝时代或五帝时代。双榆树遗址就是这一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
　　在双槐树遗址，发现有一个由三重环壕围绕的大型聚落，整个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左右;发现有3处公共墓地，墓葬明显分排，其中两处墓地中都发现有夯土台，另一处墓地的四周被围沟围绕;在内环壕环绕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间中，发现有3排成组的大型建筑，总面积2400多平方米，建筑基址本身约1800平方米;还发现有9个有意埋放呈北斗星形状的陶罐。在同时期位于河南省郑州荥阳市广武乡青台村东的青台遗址也发现了类似9个埋放呈北斗星形状的陶罐。
　　李伯谦推测称，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应是当时最高首领举行重大活动、集会的场所，与夏商周时期“前朝后寝”的都邑建筑制度一脉相承。呈排状分布的墓葬区，应是中国早期帝王陵寝兆域制度的雏形。
　　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发掘领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分析称，与国内其他墓葬相比，双榆树遗址墓葬中的随葬品非常少，可能与中原地区的丧葬思想有关，首领掌握军事权和祭祀权，但宗教色彩不浓郁，不主张把生前的东西带到死后世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分析称，双榆树遗址的出土物里，还包含有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双墩文化、薛家岗文化、松泽文化、大溪文化等许多当时的外来文化因子，体现了河洛古国已出现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专家们认为将其命名为“河洛古国”是最贴切、最严谨的叫法。李伯谦分析，在河洛镇发现的这个遗址，契合《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河”指黄河，“洛”是洛河，河洛镇是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从地点上讲，完全可以称其为“河洛古国”。此外，根据碳14测定，双槐树遗址距今大约5300至5000年，遗址中发现的3个大环壕、集中成4排的建筑基质、3个墓葬、墓葬里的祭台等等，从时间、内涵上都说明当时已经进入古国阶段，双槐树遗址就是一个古国时代的遗址，可以称之为“河洛古国”，甚至不排除其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1994年的时候，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理论，称其为中国国家起源“三部曲”。苏秉琦将古国时代定义为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的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李伯谦看来，古国时代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后人无从知道，但双槐树遗址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信息，距今5000年前后国家的都邑，就是这个样子。

北斗崇拜是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关于河洛古国，最受关注的是发现了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在双槐树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内，有9个用陶罐摆放成北斗星形状的天文遗迹。顾万发在带队发掘过程中，非常注重对天文、祭祀、宗教、礼制等“形而上”遗迹现象的研究，他分析称，“北斗九星遗迹有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
　　发现北斗九星的中心居址区，可以简单理解为贵族居住的区域。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尤其是围墙东端的造型非常特殊，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这里发现有4排大型房址，房址之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一个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垒成北斗星形状的9个陶罐就是在这所房子前面的门廊发现的。

　　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北极”附近，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古人认为“北极”是天的中心，统治者把麋鹿脱角视为吉祥的象征，并把麋鹿与一年最重要的节气冬至关联。在道教“三蹻”的说法中，龙虎鹿三神兽是帮助神巫上天的桥。
　　青台遗址与河洛古国属于时代近似的文化遗存，在青台遗址发现的“北斗九星”标志物大小与天体实际亮度基本一致。在青台遗址还发现了北斗九星祭祀区，圜丘形天坛遗迹。专家们认为，双槐树遗址连同青台的“北斗九星”遗迹、天坛圜丘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农桑文明史的最早代表

　　在双槐树遗址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更与“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这一历史记载惊人相似。
　　这件艺术品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这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时期与养蚕及丝绸起源相關联的、比较直观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2019年，研究人员在河南省荥阳市汪沟遗址出土瓮棺里的头盖骨附着物和瓮底土样中，检测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桑蚕丝残留物，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丝织品，令学术界大为振奋。在汪沟遗址的出土残片中，有一块“绫罗绸缎”中的罗织物，且经过染色处理。为防止掉色，先民对这块染色罗进行脱胶，生丝脱胶后称熟丝，这块罗织物也是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熟丝丝绸织品。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李伯谦认为，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它如何起源发展备受关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于2001年正式提出至今，通过对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众多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
　　“我们大家耳熟能详中华五千年文明，但是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究竟是真实还是神话传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巍指出，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在这一阶段，文化上的中国已经形成雏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