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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公众的关注点已从错案如何产生，转移到了无辜者如何获得援助。
2011年1月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司法部门，举行为科尼利厄斯·杜普利洗脫罪名的听证会，达拉斯地区法官亚当斯，地区检察官华特金斯，杜普利的律师之一、“无辜者救援项目”共同主任谢克等人参加。
身穿深色西装看起来身体健康的杜普利在短暂的听证会上多数时间都是站着，直到地区法官亚当斯对杜普利宣布说：“通过DNA技术鉴定，你自由了。”
杜普利走出了监狱大门，重新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被释放一天之后，杜普利和20年前的情人赛尔玛举行了婚礼。
从全美来说，被DNA鉴定洗清罪名的人当中，杜普利是坐监时间第三长的人。纽约法律中心“无辜者救援项目”说，佛罗里达的贝恩曾蒙冤被关押35年，麦金尼在田纳西州一个监狱被错误囚禁31年。
因强奸罪入狱30年
1979年，达拉斯一酒店，发生了一男一女被一伙黑人持枪劫持的案件，该女性随后遭到两名男性性侵犯，杜普利在离酒店两英里的地方被警方逮捕，后来被判监禁75年。
在长达30年的牢狱生涯里，杜普利至少两次有获得假释或释放的机会，条件是他要承认自己是性罪犯。但杜普利拒绝承认，坚称自己无罪。
在2004年，他就要被假释回家的时候，得知必须首先参加性犯罪治疗项目，而参加那个项目的人必须经过四个R：承认（Recognition）、悔过（Remorse）、恢复（Restitution）和决心（Resolution），他连第一关都不愿意通过。
2009年，得克萨斯州议会通过了全美最慷慨的冤狱赔偿法。根据该法，杜普利每服刑1年可以得到8万美元的赔偿，此次得到赔偿总额240万美元，并且不交联邦所得税。
“我现在的心情五味杂陈，任何安慰也弥补不了我的损失。”杜普利说，在他入狱期间，他的父母已去世，“现在唯一值得我感恩的是我坚持下来了。我认为（司法）系统必须更完善。”
定罪后DNA检测立法
1992年，美国成立了“无辜者救援项目”民间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推动利用DNA检测技术证实罪犯的清白，引发了全社会对刑事司法体制的关注。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的关注点已从错案如何产生转移到了无辜者如何获得援助，毕竟，“合法地对实际无辜者处以死刑，是宪法不能容忍的事件”。因此，司法研究所与各州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立法运动。
伊利诺伊州及纽约州分别于1998年、1999年率先制定了定罪后DNA检测的相关规则。
2000年，参议员帕特里克·利亚伊首次向国会提出《无辜者保护法案》(The InnocenceProtectionAct)。其目的在于“预防对错误定罪者实施刑罚，树立公众对刑事司法体制的信心，同时防止由于真正的暴力重刑犯在逃而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
2004年第108届国会投票通过了《无辜者保护法案》，并经布什总统的签署正式生效。这标志着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正式出台。
法案保证被定罪的人拥有通过DNA鉴定来证明自己无罪的机会，帮助各州对每个死刑审判程序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服务，对那些错判监禁者予以适当补偿。
法案特别设置了“Kirk Bloodworth定罪后DNA检测补助计划”，这为各州提供了资金援助。法案要求为死囚提供“合格的法律代理”，并通过立法提高了联邦政府国家赔偿的最高额。同时，法案也成为美国死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誉为“里程碑式”的立法。
杜普利是美国近几年透过DNA技术重验证据得以洗脱罪名的265人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说，美国很多地方有“无辜者救援项目”，它是一个民间团体，在制度外运作，又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他们受理以后经过初步审查，认为这个案件有可能是错案，寻找做鉴定的物证。
代理杜普利案的当地检察官克莱格·沃金斯长期与“无辜者救援项目”团体合作，处理大量被定罪者提出的DNA重新检测的申请。
他指出，在他上任前，“不惜一切代价定罪”的办案方式已成为当地检察官工作时的一种风气。
DNA洗冤录
第一个凭借DNA证据重获自由的美国在押犯人是戴维·瓦斯克斯，他是个智力有障碍的看门人。1984年，他承认在弗吉尼亚州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年轻妇女，被判处35年徒刑。服刑5年后，当时还属于新技术的DNA检测为他洗刷了罪名。
从那时起，依靠DNA技术，美国各大州出现罪名被推翻的情况。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黑帮团伙内部发展了大量“线人”，以打击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活动。
为保护一名“线人”，联邦调查局甚至不惜让4名无辜者“含冤入狱”，其中两人病死狱中，另外两人在狱中熬过了约30年才获得释放。美国法院判令联邦政府向4位受害人及其家属赔偿1亿美元。
“纽约中央公园强奸案”堪称美国历史上重大冤假错案之一。1989年，警察在取证不足的情况下将5名黑人少年打入大牢，13年后的2002年，良心苏醒的真凶才站出来承认了自己当年的罪行。
2002年12月18日，他们正式洗清罪名，一年后，其中3名“背黑锅者”提起诉讼，要求玩忽职守的“黑官”们赔偿损失费每人5000万美元。
编辑：郭田珍
资料来源：《法制日报》、《潇湘晨报》、《环球法律评论》
2011年1月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司法部门，举行为科尼利厄斯·杜普利洗脫罪名的听证会，达拉斯地区法官亚当斯，地区检察官华特金斯，杜普利的律师之一、“无辜者救援项目”共同主任谢克等人参加。
身穿深色西装看起来身体健康的杜普利在短暂的听证会上多数时间都是站着，直到地区法官亚当斯对杜普利宣布说：“通过DNA技术鉴定，你自由了。”
杜普利走出了监狱大门，重新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被释放一天之后，杜普利和20年前的情人赛尔玛举行了婚礼。
从全美来说，被DNA鉴定洗清罪名的人当中，杜普利是坐监时间第三长的人。纽约法律中心“无辜者救援项目”说，佛罗里达的贝恩曾蒙冤被关押35年，麦金尼在田纳西州一个监狱被错误囚禁31年。
因强奸罪入狱30年
1979年，达拉斯一酒店，发生了一男一女被一伙黑人持枪劫持的案件，该女性随后遭到两名男性性侵犯，杜普利在离酒店两英里的地方被警方逮捕，后来被判监禁75年。
在长达30年的牢狱生涯里，杜普利至少两次有获得假释或释放的机会，条件是他要承认自己是性罪犯。但杜普利拒绝承认，坚称自己无罪。
在2004年，他就要被假释回家的时候，得知必须首先参加性犯罪治疗项目，而参加那个项目的人必须经过四个R：承认（Recognition）、悔过（Remorse）、恢复（Restitution）和决心（Resolution），他连第一关都不愿意通过。
2009年，得克萨斯州议会通过了全美最慷慨的冤狱赔偿法。根据该法，杜普利每服刑1年可以得到8万美元的赔偿，此次得到赔偿总额240万美元，并且不交联邦所得税。
“我现在的心情五味杂陈，任何安慰也弥补不了我的损失。”杜普利说，在他入狱期间，他的父母已去世，“现在唯一值得我感恩的是我坚持下来了。我认为（司法）系统必须更完善。”
定罪后DNA检测立法
1992年，美国成立了“无辜者救援项目”民间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推动利用DNA检测技术证实罪犯的清白，引发了全社会对刑事司法体制的关注。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的关注点已从错案如何产生转移到了无辜者如何获得援助，毕竟，“合法地对实际无辜者处以死刑，是宪法不能容忍的事件”。因此，司法研究所与各州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立法运动。
伊利诺伊州及纽约州分别于1998年、1999年率先制定了定罪后DNA检测的相关规则。
2000年，参议员帕特里克·利亚伊首次向国会提出《无辜者保护法案》(The InnocenceProtectionAct)。其目的在于“预防对错误定罪者实施刑罚，树立公众对刑事司法体制的信心，同时防止由于真正的暴力重刑犯在逃而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
2004年第108届国会投票通过了《无辜者保护法案》，并经布什总统的签署正式生效。这标志着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正式出台。
法案保证被定罪的人拥有通过DNA鉴定来证明自己无罪的机会，帮助各州对每个死刑审判程序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服务，对那些错判监禁者予以适当补偿。
法案特别设置了“Kirk Bloodworth定罪后DNA检测补助计划”，这为各州提供了资金援助。法案要求为死囚提供“合格的法律代理”，并通过立法提高了联邦政府国家赔偿的最高额。同时，法案也成为美国死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誉为“里程碑式”的立法。
杜普利是美国近几年透过DNA技术重验证据得以洗脱罪名的265人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说，美国很多地方有“无辜者救援项目”，它是一个民间团体，在制度外运作，又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他们受理以后经过初步审查，认为这个案件有可能是错案，寻找做鉴定的物证。
代理杜普利案的当地检察官克莱格·沃金斯长期与“无辜者救援项目”团体合作，处理大量被定罪者提出的DNA重新检测的申请。
他指出，在他上任前，“不惜一切代价定罪”的办案方式已成为当地检察官工作时的一种风气。
DNA洗冤录
第一个凭借DNA证据重获自由的美国在押犯人是戴维·瓦斯克斯，他是个智力有障碍的看门人。1984年，他承认在弗吉尼亚州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年轻妇女，被判处35年徒刑。服刑5年后，当时还属于新技术的DNA检测为他洗刷了罪名。
从那时起，依靠DNA技术，美国各大州出现罪名被推翻的情况。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黑帮团伙内部发展了大量“线人”，以打击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活动。
为保护一名“线人”，联邦调查局甚至不惜让4名无辜者“含冤入狱”，其中两人病死狱中，另外两人在狱中熬过了约30年才获得释放。美国法院判令联邦政府向4位受害人及其家属赔偿1亿美元。
“纽约中央公园强奸案”堪称美国历史上重大冤假错案之一。1989年，警察在取证不足的情况下将5名黑人少年打入大牢，13年后的2002年，良心苏醒的真凶才站出来承认了自己当年的罪行。
2002年12月18日，他们正式洗清罪名，一年后，其中3名“背黑锅者”提起诉讼，要求玩忽职守的“黑官”们赔偿损失费每人5000万美元。
编辑：郭田珍
资料来源：《法制日报》、《潇湘晨报》、《环球法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