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族大多讨厌自己，同时也厌恶自己的生活，但却无法改变现状，于是只能藉由羡慕或崇拜另一个人，来逃脱不甘于平庸的那份焦虑感；事实上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教育没有教导人从肯定自我之中发展出实现自己的创造力。羡慕别人显然是一种缺乏创造力的表现。
　　四月初到海南岛旅游，在当地接受了两家媒体的专访，访谈一开始，记者就提出了追星族杨丽娟所掀起的社会旋风。从个人心理层面来看，这显然是个典型浪漫上瘾症议题，但是从更根本、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却是整体社会都应该深思的养成教育问题，因此不该把责任推给单独的个人或家庭。
　　首先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羡慕”的心情究竟是怎么养成的？观察一下天真纯稚的孩童，你会发现他们极少带有与生俱来的羡慕别人的心态，按发展心理学的说法，孩子早期的意识状态里不但没有比较或羡慕的成分，甚至是带着一种孤立式自恋倾向的。随着与外在世界的频繁互动，孩子们才逐渐学会了自他有别的界分意识，并且产生了好坏、美丑、高低等等的比较之心，于是不满足、低自尊、匮乏与欠缺感之类的负面情绪，就在父母、学校、社会及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不知不觉地堆栈成了大多数人所不能接纳、但却深深掌控着我们的“心理阴影层问题”。
　　此外，客体关系心理学大师克莱恩从研究中发现，嫉羡是一种有别于羡慕的愤怒情绪，因为另一个人享有自己所欲求的东西，因此有一种想要夺走它或毁灭它的冲动，其最深的根由仍然是婴儿与母亲的一体性丧失之后的存亡挣扎，以及母亲与婴儿在喂食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如果此种理论确实成立，那么约翰·列農之所以会被“粉丝”枪杀，理由或许就出自于这种由羡慕而演变成的嫉羡与愤怒。换句话说，被羡慕的对象在享受群众的爱戴之余，同时也得承受被敌视的危险。卡梅隆·迪亚兹有一回被记者追问：“如果有来世，你还想不想继续当明星？”卡梅隆的回答是：“绝不再当明星了，因为我不想再承受那种‘欠了无数人债’的感觉。”这的确是一句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也是我多年来身为公众人物的亲身体验。
　　至于浪漫上瘾症的部分，心理治疗师安·威尔森·雪夫畅销著作《逃避亲密关系》里，将其分成了三个阶段。有此倾向者在第一阶段会花费许多时间在浪漫幻想上面，不过还不至于付诸行动，但是当事人如果因幻想而导致现实生活失序，就代表此人已经陷入了浪漫上瘾症。到了第二阶段，患者往往会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幻想上面，继而导致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距离变得愈来愈模糊。进入第三个阶段时，患者便开始过度追求刺激与兴奋感，完全无视于社会规范或行为准则，即使伤害到别人也在所不惜。杨丽娟的情况应该属于第三阶段的行为模式。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浪漫上瘾症患者如此强烈地耽溺在想象世界里？最根本的理由只有一个：逃避现实世界的痛苦。当真实生活里的空虚、无聊、无意义感或匮乏感日趋强烈时，幻想的对象就会显得益发迷人，只要能亲近这个对象，便可以暂时脱离无聊乏味的生活，沉浸于美妙刺激的兴奋感中。换言之，追星族大多讨厌自己，同时也厌恶自己的生活，但却无法改变现状，于是只能藉由羡慕或崇拜另一个人，来逃脱不甘于平庸的那份焦虑感：事实上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教育没有教导人从肯定自我之中发展出实现自己的创造力。羡慕别人显然是一种缺乏创造力的表现。
　　回顾自己在青少年的阶段里，也曾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粉丝”，随时关注着“披头士”的动向，甚至能背诵他们上百首的歌曲。人似乎难免要经历一段崇拜和模仿的日子，方能逐渐回归自我。按照心理占星学（首要推动者为荣格）的个案研究，大部分的人不到二十九岁，很难意识到心底深处的“召唤”，充其量只能在父母的影响与社会压力之下做出一些随顺世俗的反应。二十九岁一过，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三十而立”的年纪，此生最深的召唤便逐渐揭露，这时属于个人的创造力才能有所施展。然而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如果过度溺爱子女——一种将子女物化以满足自己的倾向，或是经常灌输与生存攸关的恐惧或忧思，继而扼杀了孩子在游乐中自由即兴地培养创造力的机会，那么即使到了“而立”之年，也未必能展现独立探索的实验性。
　　创造力最上乘的展现就在于完全放松，心中没有比较或模仿的对象，也不担心成败优劣，并且能如实、平常地看待每一件事，然后从这种安住于当下的心境里，或许就能产生神奇的创意与美感。追星族渴望能活出这种自由与自信，于是下意识地将这股渴望投射到所谓的“巨星”身上，孰不知巨星们多数也都有低自尊及信心不足的问题，否则也不会在声誉下跌时出现情绪失衡的身心症了。而且崇拜者与被崇拜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的价值都奠基在彼此的投射和依赖上面，因此是毫无自由可言的。
　　其实追星族与明星的困境都出自于对“自我重要感”的渴求，而精神修持的目的就在于“降低自我重要感”，如此真正的创造力、信心以及实相才可能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