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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雄风激荡巴渝
１９１５年９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为《新青年》）为标志，一场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的新文化运动狂飙席卷中国大地。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探索救国之路的新启迪。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重庆，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外国商品入侵的空隙中发展，工人阶级不断壮大，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增长，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社会基础。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引起社会各界强烈震动，有识之士纷纷声讨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规模空前的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迅速掀起。６月下旬，学生与商界又联合组成“重庆商学联合会”，使青年学生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联盟，从而形成了长达３年之久，以抵制日货为特征的反帝爱国运动。
借助“五四”爱国运动的强劲东风，新文化运动之风乘势吹入重庆，科学与民主思想迅速传播。《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科学与民主的书刊经各种途径涌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本土刊物《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友声》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重庆的发展。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让重庆的青年知识分子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启迪了思想，为他们寻求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创造了条件。
从１９２０年起，以吴玉章为首的革命派回到重庆，竭力推动以反对军阀专制，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的“自治运动”。重庆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县中学等学校的广大知识青年，以参加自治运动为途径，分别成立学生自治会，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中提出“建立平民政治”、“大权在民”、“打消阶级制度”等民主口号。
１９２１年前后，重庆知识青年还先后踊跃参加了争取全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和重庆裁兵运动等社会政治运动。
这些社会实践，与同期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起，为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进行了人才储备。
１９１９年８月，在北京、成都等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影响和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倡导下，重庆正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９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城内夫子池正式开学。１２月，聂荣臻、钟汝梅等来自江津、巴县、长寿、涪陵等地的３５名学生，经过预备学校介绍，成为第一批自费赴法勤工俭学的重庆青年。１９２０年７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学生毕业，共有邓希贤（邓小平）等８４名学生获准赴法。
１９２１年夏，川东道尹曾邀请李大钊、胡适、杨效春等京、宁学人和邓中夏、黄日葵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重庆举办“暑期讲学会”。虽李、胡因故未成行，但邓中夏、黄日葵等利用“暑期讲学会”发表演讲，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批评封建礼教。同年１０月，恽代英应重庆联中、川东师范邀请来渝讲演，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号召青年肩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次年秋，应重庆联合中学之聘，萧楚女来渝任教，并出任《新蜀报》主笔，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在巴蜀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的旗手。从法国回国，经蔡和森介绍已加入青年团的陈毅也活动于成渝两地，以《新蜀报》主笔身份发表针贬时敝的檄文。１９２４年间，张闻天在重庆边任教边从事进步活动，与萧楚女共同为团地委领导的《爝光》撰文，抨击腐败体制，宣传革命理论。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重庆通过多种途径得到广泛传播，逐步取代各种社会思潮，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从而为重庆和四川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团代党”的特殊历史
先建立共产党组织，再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团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建立的普遍规律。但在四川和重庆，却是先建立团组织，在相当一段时期由团组织代党工作，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再建立党组织。这是重庆和四川共产主义组织建立的一个鲜明特点。
１９２２年４月，在上海入团的四川留日学生唐伯焜，受中共负责人陈独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托，来重庆筹建青年团组织。他联络重庆进步青年周钦岳、董宝琪、李光斗、李守伯等人，于１０月１０日正式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唐伯为负责人，并在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等旗帜鲜明的政治主张。
重庆团地委成立后，先后在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建立了两个基层支部，团员达到３４人。但由于交通不便，不能及时得到团中央指导，团的负责人唐伯焜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差等因素，重庆团地委在工作中暴露出活动乏力、组织涣散、缺乏群众性和战斗性等问题。
１９２４年９月，团中央委任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到重庆，对重庆团地委进行整顿。萧楚女很快顺利完成团地委改组，改选罗世文任团地委书记。１１月１９日，重庆发生日本商船“德阳丸”残杀海关人员事件，萧楚女抓住时机，带领团地委积极投入反日斗争，使团员受到实际斗争锻炼。整顿和改组后的重庆团地委，逐步改变了脱离群众和实际的倾向，迅速成为活跃于革命运动中的主导力量。
１９２５年１月和９月，重庆团地委又两次改组，选举产生了以杨闇公任书记的新领导成员。团地委在加强对团员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把深入群众和社会放在更突出位置，通过合法组织团结工人群众，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卅”运动爆发后，团地委又通过劳工互助社，成立“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等形式，推动了重庆地区反帝斗争的开展。与此同时，团地委还通过创办机关刊物《爝光》周刊等，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组织的建立做思想和组织准备。
在１９２５年前后，重庆团地委除在市内川东师范、省二女师、巴县师范、巴县中学、《新蜀报》等设有支部外，在綦江、江北、南川、涪陵等地建立了支部。
１９２５年１月，党的“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提出：“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为此，团的“三大”相应作出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团员在２５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的决定。
根据党、团中央的两个决议案，重庆团地委便承担了代党工作、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组织任务。１９２５年３月，团地委着手从团员中发展党员，杨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重庆团地委“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的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创建的多样性和曲折性。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四川和重庆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过程中，吴玉章、杨闇公等领导的中国Ｙ·Ｃ团产生过重要影响。为推动四川革命运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２日，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在成都秘密成立中国Ｙ·Ｃ团，选举吴玉章、杨闇公等６人为负责人，鲜明提出把“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作为行动纲领，将“颠覆有产者的利益”作为政治主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做了大量工作。５月，因反动军阀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吴玉章、杨闇公等被迫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开展活动。８月，赴上海得到团中央宣传部长恽代英指导的杨闇公回到重庆，即与重庆团地委建立联系。此后，中国Ｙ·Ｃ团成员在政治上发生分化。１９２５年初，杨闇公、吴玉章等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Ｙ·Ｃ团的大多数成员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在中国的创立经历了一个群星共起、交相辉映的阶段。当年的中国Ｙ·Ｃ团的创建，是川、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勇敢实践，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川、渝的传播，也为中共地方组织的创建做了干部上的准备。中国Ｙ·Ｃ团的分化和解散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是万流归宗的必然结果。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
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中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的明确要求，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的思想基础，团代党工作打下的组织基础，以及一批先进分子成为中共党员所作的干部准备，使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水到渠成。
１９２５年７月，以杨闇公为书记的重庆团地委向团中央报告，请求在渝成立党的组织。同年８月，在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国民党中央党部指派吴玉章到重庆改组四川省国民党。８月１９日，吴玉章通过召开四川国民党第一次改组会，当选国民党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执委之一，实际掌握了省党部大权。之后，吴玉章与重庆团地委书记杨闇公等中共党员密切配合，一面改组整顿国民党省党部，一面着手筹建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他们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在重庆开办中法学校，以此作为培养革命骨干和中共党员、团员的基地。
１９２６年１月，根据党中央和团中央指示，中共重庆支部成立，冉钧为书记。１月２４日，中共綦江支部成立，邹进贤为书记。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前，重庆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党组织。
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杨闇公、童庸生等多次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商讨国共合作和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事宜。会议结束后，杨闇公绕道上海，代表重庆团地委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要求在四川建立地方党组织，最后获得中共中央同意。
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４日，杨闇公、童庸生回到重庆，在抓紧传达贯彻国民党“二大”会议精神的同时，即与中共重庆支部书记冉钧着手组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２月底至３月初，他们召集在重庆的中共党员在中法学校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闇公任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工作，吴玉章负责宣传工作。不久，因工作需要，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又先后增设了以程子健为书记的工人委员会，以杨洵为书记的学习委员会，以程志筠为书记的妇女委员会和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时，重庆有党员１９人，由团员转为党员２２人。中共綦江支部、中共宜宾支部及陆续建立的四川省内各地党组织均由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地区先后建立了由李嘉仲任书记的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支部，萧华清任书记的中法学校支部，牟万宗任书记的巴县铜罐驿支部，喻克猷任书记的巴县高店子支部等。重庆团地委也进行了调整，童庸生经团中央指定担任团地委书记。
至此，四川地区建立起以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为领导机构的组织系统，实现了党组织领导团组织的体制转换，标志着重庆团地委以团代党的职责和筹备建党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立即把发展党员、壮大和巩固组织作为重要工作。到１９２６年８月，全川党员人数增至１２０人，１０月增至１６８人。１９２６年春至１９２７年冬的时间段内，相继建立了成都、内江、自流井、宜宾、泸县、綦江、长寿等１０个特支，荣昌、南川、川北、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合江等１８个支部，还在驻万县国民革命军第２０军杨森部秘密建立以卢振纲为负责人的党组织，在驻涪陵国民革命军第２０军郭汝栋部秘密建立以尹肇舟任书记的中共涪陵驻军支部。各级党组织的相继建立，使重庆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进而有力推动重庆乃至四川的大革命进程。１９２６年９月中共中央对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两月来四川省发展党员增加两倍……所以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先驱擎大旗，巴蜀起狂飙。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承担起了领导重庆和整个四川省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而且标志着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中心地位的确立。至此之后，以重庆为中心，四川革命运动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呈现出全新的气象。
１９１５年９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为《新青年》）为标志，一场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的新文化运动狂飙席卷中国大地。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探索救国之路的新启迪。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重庆，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外国商品入侵的空隙中发展，工人阶级不断壮大，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增长，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社会基础。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引起社会各界强烈震动，有识之士纷纷声讨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规模空前的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迅速掀起。６月下旬，学生与商界又联合组成“重庆商学联合会”，使青年学生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联盟，从而形成了长达３年之久，以抵制日货为特征的反帝爱国运动。
借助“五四”爱国运动的强劲东风，新文化运动之风乘势吹入重庆，科学与民主思想迅速传播。《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科学与民主的书刊经各种途径涌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本土刊物《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友声》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重庆的发展。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让重庆的青年知识分子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启迪了思想，为他们寻求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创造了条件。
从１９２０年起，以吴玉章为首的革命派回到重庆，竭力推动以反对军阀专制，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的“自治运动”。重庆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县中学等学校的广大知识青年，以参加自治运动为途径，分别成立学生自治会，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中提出“建立平民政治”、“大权在民”、“打消阶级制度”等民主口号。
１９２１年前后，重庆知识青年还先后踊跃参加了争取全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和重庆裁兵运动等社会政治运动。
这些社会实践，与同期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起，为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进行了人才储备。
１９１９年８月，在北京、成都等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影响和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倡导下，重庆正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９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城内夫子池正式开学。１２月，聂荣臻、钟汝梅等来自江津、巴县、长寿、涪陵等地的３５名学生，经过预备学校介绍，成为第一批自费赴法勤工俭学的重庆青年。１９２０年７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学生毕业，共有邓希贤（邓小平）等８４名学生获准赴法。
１９２１年夏，川东道尹曾邀请李大钊、胡适、杨效春等京、宁学人和邓中夏、黄日葵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重庆举办“暑期讲学会”。虽李、胡因故未成行，但邓中夏、黄日葵等利用“暑期讲学会”发表演讲，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批评封建礼教。同年１０月，恽代英应重庆联中、川东师范邀请来渝讲演，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号召青年肩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次年秋，应重庆联合中学之聘，萧楚女来渝任教，并出任《新蜀报》主笔，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在巴蜀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的旗手。从法国回国，经蔡和森介绍已加入青年团的陈毅也活动于成渝两地，以《新蜀报》主笔身份发表针贬时敝的檄文。１９２４年间，张闻天在重庆边任教边从事进步活动，与萧楚女共同为团地委领导的《爝光》撰文，抨击腐败体制，宣传革命理论。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重庆通过多种途径得到广泛传播，逐步取代各种社会思潮，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从而为重庆和四川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团代党”的特殊历史
先建立共产党组织，再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团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建立的普遍规律。但在四川和重庆，却是先建立团组织，在相当一段时期由团组织代党工作，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再建立党组织。这是重庆和四川共产主义组织建立的一个鲜明特点。
１９２２年４月，在上海入团的四川留日学生唐伯焜，受中共负责人陈独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托，来重庆筹建青年团组织。他联络重庆进步青年周钦岳、董宝琪、李光斗、李守伯等人，于１０月１０日正式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唐伯为负责人，并在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等旗帜鲜明的政治主张。
重庆团地委成立后，先后在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建立了两个基层支部，团员达到３４人。但由于交通不便，不能及时得到团中央指导，团的负责人唐伯焜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差等因素，重庆团地委在工作中暴露出活动乏力、组织涣散、缺乏群众性和战斗性等问题。
１９２４年９月，团中央委任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到重庆，对重庆团地委进行整顿。萧楚女很快顺利完成团地委改组，改选罗世文任团地委书记。１１月１９日，重庆发生日本商船“德阳丸”残杀海关人员事件，萧楚女抓住时机，带领团地委积极投入反日斗争，使团员受到实际斗争锻炼。整顿和改组后的重庆团地委，逐步改变了脱离群众和实际的倾向，迅速成为活跃于革命运动中的主导力量。
１９２５年１月和９月，重庆团地委又两次改组，选举产生了以杨闇公任书记的新领导成员。团地委在加强对团员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把深入群众和社会放在更突出位置，通过合法组织团结工人群众，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卅”运动爆发后，团地委又通过劳工互助社，成立“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等形式，推动了重庆地区反帝斗争的开展。与此同时，团地委还通过创办机关刊物《爝光》周刊等，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组织的建立做思想和组织准备。
在１９２５年前后，重庆团地委除在市内川东师范、省二女师、巴县师范、巴县中学、《新蜀报》等设有支部外，在綦江、江北、南川、涪陵等地建立了支部。
１９２５年１月，党的“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提出：“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为此，团的“三大”相应作出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团员在２５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的决定。
根据党、团中央的两个决议案，重庆团地委便承担了代党工作、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组织任务。１９２５年３月，团地委着手从团员中发展党员，杨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重庆团地委“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的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创建的多样性和曲折性。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四川和重庆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过程中，吴玉章、杨闇公等领导的中国Ｙ·Ｃ团产生过重要影响。为推动四川革命运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２日，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在成都秘密成立中国Ｙ·Ｃ团，选举吴玉章、杨闇公等６人为负责人，鲜明提出把“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作为行动纲领，将“颠覆有产者的利益”作为政治主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做了大量工作。５月，因反动军阀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吴玉章、杨闇公等被迫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开展活动。８月，赴上海得到团中央宣传部长恽代英指导的杨闇公回到重庆，即与重庆团地委建立联系。此后，中国Ｙ·Ｃ团成员在政治上发生分化。１９２５年初，杨闇公、吴玉章等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Ｙ·Ｃ团的大多数成员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在中国的创立经历了一个群星共起、交相辉映的阶段。当年的中国Ｙ·Ｃ团的创建，是川、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勇敢实践，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川、渝的传播，也为中共地方组织的创建做了干部上的准备。中国Ｙ·Ｃ团的分化和解散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是万流归宗的必然结果。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
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中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的明确要求，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的思想基础，团代党工作打下的组织基础，以及一批先进分子成为中共党员所作的干部准备，使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水到渠成。
１９２５年７月，以杨闇公为书记的重庆团地委向团中央报告，请求在渝成立党的组织。同年８月，在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国民党中央党部指派吴玉章到重庆改组四川省国民党。８月１９日，吴玉章通过召开四川国民党第一次改组会，当选国民党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执委之一，实际掌握了省党部大权。之后，吴玉章与重庆团地委书记杨闇公等中共党员密切配合，一面改组整顿国民党省党部，一面着手筹建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他们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在重庆开办中法学校，以此作为培养革命骨干和中共党员、团员的基地。
１９２６年１月，根据党中央和团中央指示，中共重庆支部成立，冉钧为书记。１月２４日，中共綦江支部成立，邹进贤为书记。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前，重庆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党组织。
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杨闇公、童庸生等多次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商讨国共合作和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事宜。会议结束后，杨闇公绕道上海，代表重庆团地委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要求在四川建立地方党组织，最后获得中共中央同意。
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４日，杨闇公、童庸生回到重庆，在抓紧传达贯彻国民党“二大”会议精神的同时，即与中共重庆支部书记冉钧着手组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２月底至３月初，他们召集在重庆的中共党员在中法学校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闇公任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工作，吴玉章负责宣传工作。不久，因工作需要，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又先后增设了以程子健为书记的工人委员会，以杨洵为书记的学习委员会，以程志筠为书记的妇女委员会和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时，重庆有党员１９人，由团员转为党员２２人。中共綦江支部、中共宜宾支部及陆续建立的四川省内各地党组织均由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地区先后建立了由李嘉仲任书记的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支部，萧华清任书记的中法学校支部，牟万宗任书记的巴县铜罐驿支部，喻克猷任书记的巴县高店子支部等。重庆团地委也进行了调整，童庸生经团中央指定担任团地委书记。
至此，四川地区建立起以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为领导机构的组织系统，实现了党组织领导团组织的体制转换，标志着重庆团地委以团代党的职责和筹备建党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立即把发展党员、壮大和巩固组织作为重要工作。到１９２６年８月，全川党员人数增至１２０人，１０月增至１６８人。１９２６年春至１９２７年冬的时间段内，相继建立了成都、内江、自流井、宜宾、泸县、綦江、长寿等１０个特支，荣昌、南川、川北、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合江等１８个支部，还在驻万县国民革命军第２０军杨森部秘密建立以卢振纲为负责人的党组织，在驻涪陵国民革命军第２０军郭汝栋部秘密建立以尹肇舟任书记的中共涪陵驻军支部。各级党组织的相继建立，使重庆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进而有力推动重庆乃至四川的大革命进程。１９２６年９月中共中央对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两月来四川省发展党员增加两倍……所以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先驱擎大旗，巴蜀起狂飙。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承担起了领导重庆和整个四川省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而且标志着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中心地位的确立。至此之后，以重庆为中心，四川革命运动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呈现出全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