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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至1919年间，我的祖父——一位在辽宁省布道的爱尔兰传教士就在法国为华工提供服务。这是我何以得知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在一战期间为协约国一方工作的缘起。
企鹅出版社（Penguin）早前约我写一部有关在法华工的书，要求赶在今年也就是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问世。当我埋头于这项研究时，我发现那时除了14万在法、比境内为英、法工作的中国青壮年外，还有比这数量更多的华工去了俄国——超过20万人。他们的故事甚至比其在西欧的同胞们的更富戏剧性。而这一群体的故事是历史上被遗忘的一页。
俄国劳力匮乏招募华工
俄国招募劳工与其他参战国有着相同的原因。大战伊始所有人都认为战争会在几月或几周内结束，无人会料到战争的旷日持久以及人员伤亡的恐怖程度。在1914年8月的坦能堡战役中，德国第八集团军击溃了俄国的第二集团军，致使俄国5万余名士兵伤亡，10万人被俘，500门火炮被缴。仅在1915年春夏，俄国兵力伤亡就达140万人。
到战争的第二年，俄国就已面临严重的人力匮乏危机。与英、法又不同，俄国并没有可供招募劳力的海外殖民地，而且它的西部边陲也被战争封锁。当此关头，唯有一个国家拥有它所需数量的人力并可以迅速运至，那就是中国。
正式的招募工作始于1916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合同样本，要求华工应享有与俄国工人相同的工价和待遇，不参与和战事相关的工作，且合同结束后将被遣送回国。
中国并不缺乏应募者，成千上万的人渴望挣取更多的工资，到国外试试运气。多家公司陆续成立，负责募集工人并交付俄国的雇主，这是一桩利益可观的买卖，他们殊少遵守政府制定的法案。在招工合同未受批准也未列入中国外交部指定的条款的情况下，不少华工就已应募，而后他们发现在俄国并不受法律保护，即使受到虐待也无处求援。更甚者，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拿到独立的合同，只有中国招工人或代理商代表他们与俄方签订的协议，因此他们的命运就不得不落于这些人以及俄国雇主的手掌之中。
战争爆发以后，俄国的生活环境恶化：通货膨胀以及食物、衣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出现短缺。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挣得的只有维持生存的工资，他们要为供应短缺和通胀恶化做最坏的打算。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分配到建设一条里程达1044公里的铁路的工作中去，以连接首都圣彼得堡与正在修筑的北极圈内的摩尔曼斯克港——该港口接近墨西哥暖流，是个不冻港。由于敌军控制着西部的陆地和海岸线，摩尔曼斯克也就成为俄国从盟友接收物资的重要港口，不单单是在一战当中，二战时也是如此。
铁路从1915年3月开始施工，到最终完成只用了20个月，于1916年11月3日运行。其时政府雇用了3万名本国农民，并使用了5万余名德、奥战俘以及一万名中国人。
为铺设路线，工人们不得不穿越冬天冻结的泥沼、湖泊，无人居住的岩石地带，浓密的针叶林带。在冬天零下40℃的气候条件下，他们也要24小时轮班工作，忍受着刺骨的寒冷与黑暗的煎熬。整条铁路线有266公里是建在沼泽地上，共设立了1100座桥梁和人工堤坝。
饥寒交迫死亡率奇高
寒冷、营养缺乏与极端条件引发的疾病使许多人丧失生命。一项估计认为，工人死亡数字是2.5万人，也就是说每完成一公里就有19人献出生命。其中有400名中国人死于寒冷，因为根据他们的合同条款没能收到过冬的衣服。
一位华工在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刚开始我们吃的还是馒头，以后就成了黑面包，喝的是已经变黑的沼泽水。饮食中没有新鲜蔬菜。我们住在四面透风的木屋里。工作的地方没有医生和药物。俄国政府从不关心中国人的生活。那些生病的还要被强迫去搬木材和石头，以致不少人因此而死。”
也有华工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盆地的煤矿工作，许多人就住在接近工作区的地下。数千人受雇至森林，砍伐、搬运木材或者在木材加工厂工作。
华工之间的工作待遇差别还是很大的，最幸运的莫过于那些在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的容易接触到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华工。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大城市以外，任由他们的雇主以及招募他们的中国工头支配。
在1915至1917年间，华工当中出现了不少抗议活动。1916年5月，在乌拉尔一家木材厂的2600名中国人为争取更好的待遇举行了罢工。警察出动并开火，造成一死八伤。工人们愤而拿起斧头和石块驱赶警察。随后召来了军队，260人被捕入狱。2016年底，在距离圣彼得堡90公里的一个火车站，工人举行了罢工。为平息罢工，警察打死了10人，把40人关进监狱。
华工欢迎俄国十月革命
1917年爆发了两场革命——推翻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二月革命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很多中国劳工对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表示欢迎。一位在铁路上工作的劳工回忆道：“我们开始明白前所未闻的一个真理——穷人也完全可以取得他们国家的政权，而不必到处去寻觅一个合理的生活以及幸福。”
沙皇的支持者以及效忠沙皇的军队攻击了新政府，拉开了一场可怕的内战的序幕。尽管这场冲突并没有波及中国，但约有4万名华工以他们的勇敢和卓越加入红军并在多条战线上参与作战，包括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伏尔加和西伯利亚等地。
在红军队伍中，他们与其他士兵穿着同样的制服，在俄方军官的指挥下作战。俄军官发现他们非常坚定和能干。大多数华工对于俄文的了解有限，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崇拜俄国的名人和高位，也就不会受到外界影响，因此军官们可以使用他们去执行任务。另外，他们还如“突击部队”一样有着特殊作用，因为敌人并不能预料到会有来自黄皮肤人的袭击。一些中国人加入了契卡——也就是克格勃的前身。
任辅臣领导红军中国团
最有名的中国士兵是任辅臣，他出生于1884年，是中国的第一位布尔什维克，也是在俄军队中级别最高的中国人。1914年12月，他在哈尔滨报名作为该批2000名华工中的一员，到乌拉尔彼尔姆地区，从事开矿和采伐工作。任辅臣与其同事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糟糕，他们营养不良，也没有接受医疗的条件，不少人染病死亡。任辅臣积极争取更好的待遇，赢得了同事的支持，他由此建立了一个革命组织。 1917年11月，当革命的消息传到彼尔姆的中国工人那里，他们欣喜若狂，纷纷传播这一喜讯。在任辅臣的领导下，所有人都去参加了红军，一个中国团迅速成立。任辅臣从一个李姓的中国商人那里购买了步枪和弹药，1917年11月，在伏尔加河上游的卡马河矿区一带，他组织了红军当中的第一个中国武装部队。
任辅臣于1918年11月牺牲，时任“中国红鹰团”团长。1989年，苏联向任辅臣追授红旗勋章。1993年，他的家乡辽宁省铁岭为其建立了一座雕塑，赞扬他是“无产阶级的英雄”。
在当一部分工人加入红军的同时，其他大多数工人则被置之不顾，在经济崩溃的内战中期挣扎生存。在圣彼得堡，1919年的春天，一名普通工人每日摄入的热量不足1600卡路里，仅仅是战前水平的一半。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死于饥饿、斑疹伤寒、伤寒、痢疾和霍乱。
回国之路如史诗悲情
与俄国人一样，华工的日常境况也在十月革命后恶化：新政府严格控制生活必需品的流动，由此更加剧它们的短缺。货物运输也因内战而中断。在中国人当中，幸运的是那些拥有全职工作的。其余的人则要尽其所能，通过打零工、乞讨甚至犯罪，去谋取生活。随着战争的越演越烈，回家变得更加困难，公路以及铁路被各种军队控制。
到1919年5月，3～4万名中国人已经回家。大多数走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其他的则由摩尔曼斯克港或俄国南部的港口乘坐英国海军舰船离开，也有乘坐法国船只。
回国之路是一个史诗般的旅程，期间要经历几个月的等待、躲藏、乞讨和恐惧。当他们最终越过边界时，并没有受到预期的热烈欢迎。相反，政府对他们持猜疑态度。因为许多人参加过红军或加入其他布尔什维克组织，政府担心他们会被苏联政府用来传播共产主义。一些人被拘留，也有的甚至被拒绝进入中国。约4万人定居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这里是中国最具俄罗斯风情的城市。
在中国几百年的移民历史上，这些在一战中赴俄国工作的华工故事，无疑是最惊奇的篇章。（张岩译）（编辑/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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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14万华工血泪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至1918年）期间，曾经有14万华工（以山东威海卫和浙江青田人居多）到英国和法国挖战壕、搬运军火、收拾尸体、清理战场、捡拾弹壳以及从事后勤补给工作。
最不幸的是，运送华工的一艘法国轮船于1917年2月24日驶经地中海时，遭德国潜艇击沉，543名华工丧生。
英法两国分别在威海卫、天津和江浙一带招募华工，威海卫一地即招到5.4万多人。14万华工抵欧，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一万人交给美国远征军。战后有11万人回国，3000人留法，死在异乡的华工亦不少。一战时曾发生激战的比利时伊波尔（Ypres）博物馆收藏不少华工留下的实物。据估计，约有两千多名华工葬在英法两国公墓。
华工工资分两地支付，一半在欧洲交给本人，另一半按月交给国内家属。华工到欧洲编队后，称为华工军团或华工队。（夏语冰）
企鹅出版社（Penguin）早前约我写一部有关在法华工的书，要求赶在今年也就是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问世。当我埋头于这项研究时，我发现那时除了14万在法、比境内为英、法工作的中国青壮年外，还有比这数量更多的华工去了俄国——超过20万人。他们的故事甚至比其在西欧的同胞们的更富戏剧性。而这一群体的故事是历史上被遗忘的一页。
俄国劳力匮乏招募华工
俄国招募劳工与其他参战国有着相同的原因。大战伊始所有人都认为战争会在几月或几周内结束，无人会料到战争的旷日持久以及人员伤亡的恐怖程度。在1914年8月的坦能堡战役中，德国第八集团军击溃了俄国的第二集团军，致使俄国5万余名士兵伤亡，10万人被俘，500门火炮被缴。仅在1915年春夏，俄国兵力伤亡就达140万人。
到战争的第二年，俄国就已面临严重的人力匮乏危机。与英、法又不同，俄国并没有可供招募劳力的海外殖民地，而且它的西部边陲也被战争封锁。当此关头，唯有一个国家拥有它所需数量的人力并可以迅速运至，那就是中国。
正式的招募工作始于1916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合同样本，要求华工应享有与俄国工人相同的工价和待遇，不参与和战事相关的工作，且合同结束后将被遣送回国。
中国并不缺乏应募者，成千上万的人渴望挣取更多的工资，到国外试试运气。多家公司陆续成立，负责募集工人并交付俄国的雇主，这是一桩利益可观的买卖，他们殊少遵守政府制定的法案。在招工合同未受批准也未列入中国外交部指定的条款的情况下，不少华工就已应募，而后他们发现在俄国并不受法律保护，即使受到虐待也无处求援。更甚者，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拿到独立的合同，只有中国招工人或代理商代表他们与俄方签订的协议，因此他们的命运就不得不落于这些人以及俄国雇主的手掌之中。
战争爆发以后，俄国的生活环境恶化：通货膨胀以及食物、衣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出现短缺。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挣得的只有维持生存的工资，他们要为供应短缺和通胀恶化做最坏的打算。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分配到建设一条里程达1044公里的铁路的工作中去，以连接首都圣彼得堡与正在修筑的北极圈内的摩尔曼斯克港——该港口接近墨西哥暖流，是个不冻港。由于敌军控制着西部的陆地和海岸线，摩尔曼斯克也就成为俄国从盟友接收物资的重要港口，不单单是在一战当中，二战时也是如此。
铁路从1915年3月开始施工，到最终完成只用了20个月，于1916年11月3日运行。其时政府雇用了3万名本国农民，并使用了5万余名德、奥战俘以及一万名中国人。
为铺设路线，工人们不得不穿越冬天冻结的泥沼、湖泊，无人居住的岩石地带，浓密的针叶林带。在冬天零下40℃的气候条件下，他们也要24小时轮班工作，忍受着刺骨的寒冷与黑暗的煎熬。整条铁路线有266公里是建在沼泽地上，共设立了1100座桥梁和人工堤坝。
饥寒交迫死亡率奇高
寒冷、营养缺乏与极端条件引发的疾病使许多人丧失生命。一项估计认为，工人死亡数字是2.5万人，也就是说每完成一公里就有19人献出生命。其中有400名中国人死于寒冷，因为根据他们的合同条款没能收到过冬的衣服。
一位华工在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刚开始我们吃的还是馒头，以后就成了黑面包，喝的是已经变黑的沼泽水。饮食中没有新鲜蔬菜。我们住在四面透风的木屋里。工作的地方没有医生和药物。俄国政府从不关心中国人的生活。那些生病的还要被强迫去搬木材和石头，以致不少人因此而死。”
也有华工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盆地的煤矿工作，许多人就住在接近工作区的地下。数千人受雇至森林，砍伐、搬运木材或者在木材加工厂工作。
华工之间的工作待遇差别还是很大的，最幸运的莫过于那些在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的容易接触到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华工。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大城市以外，任由他们的雇主以及招募他们的中国工头支配。
在1915至1917年间，华工当中出现了不少抗议活动。1916年5月，在乌拉尔一家木材厂的2600名中国人为争取更好的待遇举行了罢工。警察出动并开火，造成一死八伤。工人们愤而拿起斧头和石块驱赶警察。随后召来了军队，260人被捕入狱。2016年底，在距离圣彼得堡90公里的一个火车站，工人举行了罢工。为平息罢工，警察打死了10人，把40人关进监狱。
华工欢迎俄国十月革命
1917年爆发了两场革命——推翻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二月革命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很多中国劳工对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表示欢迎。一位在铁路上工作的劳工回忆道：“我们开始明白前所未闻的一个真理——穷人也完全可以取得他们国家的政权，而不必到处去寻觅一个合理的生活以及幸福。”
沙皇的支持者以及效忠沙皇的军队攻击了新政府，拉开了一场可怕的内战的序幕。尽管这场冲突并没有波及中国，但约有4万名华工以他们的勇敢和卓越加入红军并在多条战线上参与作战，包括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伏尔加和西伯利亚等地。
在红军队伍中，他们与其他士兵穿着同样的制服，在俄方军官的指挥下作战。俄军官发现他们非常坚定和能干。大多数华工对于俄文的了解有限，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崇拜俄国的名人和高位，也就不会受到外界影响，因此军官们可以使用他们去执行任务。另外，他们还如“突击部队”一样有着特殊作用，因为敌人并不能预料到会有来自黄皮肤人的袭击。一些中国人加入了契卡——也就是克格勃的前身。
任辅臣领导红军中国团
最有名的中国士兵是任辅臣，他出生于1884年，是中国的第一位布尔什维克，也是在俄军队中级别最高的中国人。1914年12月，他在哈尔滨报名作为该批2000名华工中的一员，到乌拉尔彼尔姆地区，从事开矿和采伐工作。任辅臣与其同事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糟糕，他们营养不良，也没有接受医疗的条件，不少人染病死亡。任辅臣积极争取更好的待遇，赢得了同事的支持，他由此建立了一个革命组织。 1917年11月，当革命的消息传到彼尔姆的中国工人那里，他们欣喜若狂，纷纷传播这一喜讯。在任辅臣的领导下，所有人都去参加了红军，一个中国团迅速成立。任辅臣从一个李姓的中国商人那里购买了步枪和弹药，1917年11月，在伏尔加河上游的卡马河矿区一带，他组织了红军当中的第一个中国武装部队。
任辅臣于1918年11月牺牲，时任“中国红鹰团”团长。1989年，苏联向任辅臣追授红旗勋章。1993年，他的家乡辽宁省铁岭为其建立了一座雕塑，赞扬他是“无产阶级的英雄”。
在当一部分工人加入红军的同时，其他大多数工人则被置之不顾，在经济崩溃的内战中期挣扎生存。在圣彼得堡，1919年的春天，一名普通工人每日摄入的热量不足1600卡路里，仅仅是战前水平的一半。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死于饥饿、斑疹伤寒、伤寒、痢疾和霍乱。
回国之路如史诗悲情
与俄国人一样，华工的日常境况也在十月革命后恶化：新政府严格控制生活必需品的流动，由此更加剧它们的短缺。货物运输也因内战而中断。在中国人当中，幸运的是那些拥有全职工作的。其余的人则要尽其所能，通过打零工、乞讨甚至犯罪，去谋取生活。随着战争的越演越烈，回家变得更加困难，公路以及铁路被各种军队控制。
到1919年5月，3～4万名中国人已经回家。大多数走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其他的则由摩尔曼斯克港或俄国南部的港口乘坐英国海军舰船离开，也有乘坐法国船只。
回国之路是一个史诗般的旅程，期间要经历几个月的等待、躲藏、乞讨和恐惧。当他们最终越过边界时，并没有受到预期的热烈欢迎。相反，政府对他们持猜疑态度。因为许多人参加过红军或加入其他布尔什维克组织，政府担心他们会被苏联政府用来传播共产主义。一些人被拘留，也有的甚至被拒绝进入中国。约4万人定居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这里是中国最具俄罗斯风情的城市。
在中国几百年的移民历史上，这些在一战中赴俄国工作的华工故事，无疑是最惊奇的篇章。（张岩译）（编辑/袁红）
小资料
英法14万华工血泪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至1918年）期间，曾经有14万华工（以山东威海卫和浙江青田人居多）到英国和法国挖战壕、搬运军火、收拾尸体、清理战场、捡拾弹壳以及从事后勤补给工作。
最不幸的是，运送华工的一艘法国轮船于1917年2月24日驶经地中海时，遭德国潜艇击沉，543名华工丧生。
英法两国分别在威海卫、天津和江浙一带招募华工，威海卫一地即招到5.4万多人。14万华工抵欧，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一万人交给美国远征军。战后有11万人回国，3000人留法，死在异乡的华工亦不少。一战时曾发生激战的比利时伊波尔（Ypres）博物馆收藏不少华工留下的实物。据估计，约有两千多名华工葬在英法两国公墓。
华工工资分两地支付，一半在欧洲交给本人，另一半按月交给国内家属。华工到欧洲编队后，称为华工军团或华工队。（夏语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