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命为“具体而有限的少数人——知音者”写诗的诗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我一直很好奇。后来我从周瓒的诗中发现了一句很有神圣感的话，觉得这样的诗人恐怕就是她所说的，是一位从事“建造内心之神的工作”的人，她们会把对诗的建构当作“内心之神”的建造一样来对待。当然，这并非是在思想上为个人立一个禁锢之神的牌位，而更多的是在诗歌写作中保持一颗虔诚和敬畏的心。
　　 周瓒曾说，“‘个人写作’重要的一点是，忠实于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对于自我的认识。”这本来是最根本最朴实的诗歌真理，然而在喧嚣以至混乱的当下诗坛，却并无多少诗人可以做到。也许这与诗人的品性如何有一定关系。周瓒甚至认为一个天分不足的写作者，其创造限度可以通过内心的朴实、坚毅等品质来弥补，由此我们仿佛可以见出周瓒大抵是一个什么样品性的诗人了。她的这一番认识发生于本世纪之初的两三年，如今十七八年过去了，她一直持守着这一写作的真理，将诗歌放到无尽的生活和自我之中，时刻注意缪斯女神与个人精神之间微妙而又繁复的关联性。就像她在诗中所写的那样：“书架上，打印出的未刊稿/蒙上灰霾又被擦净，忍耐着等待/文档里半成品的诗作/不时吵吵着，递来词语的眼神”（《遗珠，或踪迹》）。这是人与语言（词语）之间的一种相互找寻，一种互为精神慰藉的找寻。如果不是出于诗人生命与诗之生命的惺惺相惜，一个诗人怎会爆出如此驚人的诗性话语？
　　 一个诗人对于语言必然是敏感并且尊重的，为此不得不谈谈诗人对于语言甚至词语的深刻认知。周瓒在《思考诗》中曾反复谈及对于“词语”的理解，认为“写作中的词语是有生命的，……最好将词语放置在创造力的进程意义上。”我们可以放弃认为这一理解的“伟大性”，但却不能不承认这一理解的“重要性”，因为正是“词语”的生命力创造并决定着一首诗的“生命”。其实行文至此，我们应该体验一下周瓒诗歌中那些令人啧啧称奇的诗句到底有多让人吃惊：“我们时时回顾，不让初衷/变成遗失的珠玉，我们为寻找/而留下的脚印，也像一幅寻宝图”（《遗珠，或踪迹》）;“在那个徘徊少年的好奇里/藏着最真实的你，不用羞耻/为那信仰的迫切性背后的匮乏感/我们都是卑微的仆人”（《交流》）;“而我，愿意冒雨来去，仿佛我们/本就生在水中，有着明亮的鳞片/坚硬的背鳍，以及能让我们起飞的浮漂”（《等雨停》）;“她舞蹈，故她存在/她熬夜，熬出心中最黑的影子/她裁剪早晨的彩云/拼接出一幅向日葵，或一株二月兰/以及一根驱魔的拐杖/她骑上拐杖，安顿好黑尾猫/她们腾空而起，给死神当邮差”（《舞者安·萨克斯顿》）。正是在这样一种以惊人之语建构诗歌的方式之上，诗人认为“词语的联系方式造就了诗人照面世界的方式，是诗人性情和思想的凯旋，验证着诗人的生命力。”当然，也验证着诗人之诗的生命力。这从诗人“为知音写作”的诗歌理念也可以深刻感受到，而深潜的寻觅恰是无法掩藏的盎然。
　　 由诗人对语言（词语）所做出的“惊人之举”，我们可以想象，诗人一定不会忽略诗歌的技术生成。在很多场合，周瓒也都谈到技术的重要性。当然，这不意味着她仅仅是一位偏重技术写作的诗人。正如她对一首好诗的认识：“一首好诗大概是这样的：美妙新鲜的修辞技术构成其骨架，真挚质朴的情怀生成其血肉，只有二者自然的交融方能组合为诗的生命。”这与平时很多片面强调语言或情感乃诗歌本质的诗人不同。的确，有时候，诗人受制于语言的变化。而修辞对于以语言为血脉的艺术而言是一种必须，否则诗歌不成其为“语言的艺术”，而只能成为“情感宣泄的工具”。周瓒的很多诗歌都可以验证出“技术生成”这一点，如前所举的几个例子，无不有这方面的体现。
　　 在谈女性诗歌时，周瓒曾指出：“要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要有与‘整个世界抗辩’的勇气、耐心与毅力，要使女性主义这‘最漫长的革命’取得成果，就必须拥有直面自我的真诚与深入现实的眼界。”其实，我无意强调周瓒女性写作的身份意识，但其身上所体现出来诗歌写作的精神品格和眼界却与这一评判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可能这与其长年关注女性诗歌的写作有关。她深明这其中的关捩和门户所在，在写作中能够摆脱各种牵制与纠缠，始终保持“拒绝”和“探问-省思”的立场，为诗歌生成提供了更多新鲜的可能性。
　　
　　 赵目珍，青年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