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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立即拉开帷幕。苏联共产党①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既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表，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态，以及自身的利益关系考虑，采取种种做法，力图影响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当这场大决战尘埃落定时，斯大林尽管有所保留，还是较为诚恳地对他自己的判断和决策，作了自我反思。多年来国内对这个问题多有涉及。这些论说，有的与事实存在出入，有的不很准确。现根据所能接触到的前苏联解密档案，参照相关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力求按历史事实真相，铺陈如下：
按美苏大国合作的框架解决中国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主要是美、苏两大国合作，构建了雅尔塔体制。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均得到最大的满足。可以说，苏联是雅尔塔协定的最大受惠国。难怪斯大林对此由满意而自傲起来。战后，斯大林曾把一张新的苏联疆域图挂在墙上，对同僚们说：我们瞧瞧怎么样了吧!北面、西面，一切正常。东面怎么样了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萨哈林全是我们的了。你们看，多好啊!而且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了。”接着，斯大林用烟斗沿中国划了一条线，说：“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正常。”②这样，斯大林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定位是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
雅尔塔体制是大国合作、关键是美苏合作的产物，因此，稳定雅尔塔体制，斯大林自然谋求美国的配合。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病逝。对这位战时合作伙伴的逝世，斯大林认为是失去了“一位极其伟大的世界性的政治家和组织战后和平与安全的倡导者”。4月13日，斯大林致电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对罗斯福的早逝表示深切的吊唁，更希望“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它们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加强”。③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正式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5月10日，斯大林致电丘吉尔，向英国武装力量和英国人民祝贺胜利，“我相信，我们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有成效地发展”。④即使到1947年春，“冷战”的洛局已趋明朗，斯大林仍然希望维持苏、美之间的大国合作。斯大林考虑中国问题，就是从谋求大国合作、维沪雅尔塔体制稳定这一苏联外交需求下出发的。
斯大林迫使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斯大林认定，战后的中国，大体上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南应是美国的势力范围。1945年底，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的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是美国。”⑤斯大林还看重国民党拥有450万训练有素、美式装备的现代化军队；而中共只有100万士兵，训练和装备都很差。为了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斯大林对日益突出的中国问题，基本上持和美国相同的立场，即：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具体说来，就是：国民党主政，共产党参政；迫使蒋介石进行某些政治民主化改良。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日本外务省电告驻瑞士、瑞典的日本公使，请驻在国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给美、苏、英、中等四国政府。蒋介石看到日本正式投降在即，立刻发电报给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解决抗日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执”。还没等到回电，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再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8月16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复电蒋介石，拒绝关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邀请”。
8月14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约。14日晚，日本天皇签署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终战诏书》，并于次日向全世界宣告。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22日，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电报还补充说：“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⑥对于斯大林的这种做法，毛泽东向党内高层领导人解释说：苏联“受维护国际和平和遵守中苏条约(指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者)必要性的约束，不能任意支持我们。……如果苏联援助我们，美国将肯定支持蒋介石，这将损害国际和平，并可能引起世界大战”。⑦
在斯大林的逼迫和蒋介石再次电邀下，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同意来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偕周恩来、王若飞等，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实际上蒋介石一心想依靠武力消灭共产党，“谈判”只不过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所做的一种姿态。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在平绥线、平汉线，以及山西上党地区，向人民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人民军队奋起自卫反击，在各个战区全歼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见到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尚不充分，遂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
毛泽东对斯大林做法的真实想法
历史表明，蒋介石确实没有一丝一毫和共产党妥协的打算，只想怎样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双十协定”也被蒋介石用做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烟雾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和全面内战的不可避免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没有按斯大林的话办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就彻底打败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对斯大林强迫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违心地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积郁在胸中的怨气。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罗斯共产党(布)的名义发来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⑧两年多后，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以更犀利的语言，直刺 斯大林。毛泽东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⑨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三次讲到1945年8月斯大林逼迫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难抑胸中的怨愤，说：“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⑩直到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再次提到：苏联根本不让中国革命。“那是1945年，当时斯大林给中国革命设置了障碍，并宣布不得发动内战，我们应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国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听从，革命胜利了。”⑾
斯大林关于这一问题的自我反思
1946年夏，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经过两年作战，战争形势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壮大到280万人，组建成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东北等五支强大的野战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军政素质和战术、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并且组建了多兵种部队。反观蒋军在两年中被歼260余万人，总兵力降到360万。蒋军虽精锐尚存，但被分割为东北、华北、徐州、华中、西北、山西等六个孤立的集群，士气低落。短短的两年，战争态势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的。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虽然尚未展开，但是战争的结局如何，对于不失为军事战略家的斯大林来说，已很清楚了。
斯大林觉察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对局势的判断和决策，特别是逼迫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实在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开始感到内疚。1948年初，苏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矛盾已趋表面化了。2月，斯大林会见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卡德尔，说明自己虽然也会犯错误，但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自己始终是正确的，因为南斯拉夫不同于中国。斯大林关于在中国问题上犯错误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已经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会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他们回去后，毛便开始发动一场革命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⑿另一名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吉拉斯也证实，斯大林说过：“对日战争结束时，我们曾要求中国同志就如何寻找与蒋介石达成临时协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实际上，当他们回去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聚集力量，并进行出击。事实表明，他们对了，而我们错了。”⒀
斯大林怎样当面向中共认错
关于逼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问题，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当面认错。但是在什么时候、当着谁的面、说到什么程度，等等方面，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回忆录，就有较大的出入。
被认为较为权威的回忆录说：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会见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时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⒁有研究者著文也说：1949年12月16日正午，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当晚10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便说，你真年轻，很健康。毛泽东一方面很敬重斯大林，另一方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指导上的失误很不满，所以情不由己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⒂
近年来解密的前苏联相关档案，能帮助厘清这个问题的历史真相：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自责的话是1949年7月11日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说的。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与刘少奇有过几段对话。为使文章不致冗长，仅摘录关键的几句，以记录历史的真实。
1949年6月28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与苏联商谈有关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刘少奇在苏联的一个多月里，斯大林曾多次率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与刘少奇会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第一次会见刘少奇时，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向苏方提出的全面援助的请求，最后说：他们准备三、四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刘少奇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将一份由他签署的报告，递交斯大林。斯大林仔细地阅读了这份由四部分组成的报告，在一些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画了着重线，或者写了批注。
7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会见刘少奇。参加会见的苏方人员，除斯大林外，还有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斯基；中共方面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斯大林称赞刘少奇递交的报告写得“清晰、明了”，他本人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报告本身没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刘少奇谦虚地说：“报告只涉及一些基本情况，并不完整，希望斯大林同志给予指示。”斯大林马上说：“我什么时候给过指示?两个党是兄弟党，没有上、下等级之分，我怎么能下指示呢?”就中、苏两党的关系，斯大林继续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不允许的。两个党必须对它们的人民负责，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协商，相互帮助，并在出现困难时紧密团结，这才是正确的。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有你们参加，这是我们两党之间的一种联系形式。这也是应该的。”
当刘少奇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情况时，斯大林插话，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干扰过或者妨碍过你们?”刘少奇回答：“没有!但是当时毛泽东确实不打算去重庆，因为周恩来作为谈判代表就足够了。然而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好的。”斯大林说：“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接着，斯大林就以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下面这一大段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指责你们。你们中国同志太讲礼貌，总是责备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无论如何都应当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向你们提出错误的建议。不过，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⒃”接着就转入讨论别的问题。
关于“老大哥”和“弟弟”的问题，是在另一个场合说的。 1949年7月30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二楼，为欢送高岗先期回国举行招待会，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斯大林在祝酒时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符合逻辑的发展。”斯大林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干杯!”刘少奇举杯，谦虚地说：“兄长总是兄长，弟弟总是弟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斯大林不会谈1945年重庆谈判问题。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①当时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第19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苏联部长会议当时称苏联人民委员会，1946年3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将苏联人民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以下不再说明——作者。
②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第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③《斯大林文选》下，第412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77年第3次印刷。
④《斯大林文选》下，第425页。
⑤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56，案卷146，第20—21，24页，《1949年12月29日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谈话》。
⑥两份电报的原件，至今为止，无论是俄文本或者中文译本，都没有现世，有传说已销毁。两份电报及基本内容如上引是肯定的。引文见《斯大林与蒋介石——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蒋经国密使莫斯科》，《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4期第111页。
⑦《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与几位同志的谈话》，转引杨奎松《苏联因素与中共40年代对美政策》，《中国历史》1992年第1期第23页。
⑧《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第105页。
⑨⑩《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附录2，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⑿《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29—130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⒀米洛梵·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版。
⒂邱静《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
⒃引文均见《科瓦廖夫的笔记》。《科瓦廖夫的笔记》实际上是会谈纪录。转引(德)迪特·海茵茨希著、张文武等译《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358—36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按美苏大国合作的框架解决中国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主要是美、苏两大国合作，构建了雅尔塔体制。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均得到最大的满足。可以说，苏联是雅尔塔协定的最大受惠国。难怪斯大林对此由满意而自傲起来。战后，斯大林曾把一张新的苏联疆域图挂在墙上，对同僚们说：我们瞧瞧怎么样了吧!北面、西面，一切正常。东面怎么样了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萨哈林全是我们的了。你们看，多好啊!而且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了。”接着，斯大林用烟斗沿中国划了一条线，说：“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正常。”②这样，斯大林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定位是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
雅尔塔体制是大国合作、关键是美苏合作的产物，因此，稳定雅尔塔体制，斯大林自然谋求美国的配合。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病逝。对这位战时合作伙伴的逝世，斯大林认为是失去了“一位极其伟大的世界性的政治家和组织战后和平与安全的倡导者”。4月13日，斯大林致电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对罗斯福的早逝表示深切的吊唁，更希望“担负了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主要重担的大国，它们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加强”。③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正式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5月10日，斯大林致电丘吉尔，向英国武装力量和英国人民祝贺胜利，“我相信，我们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友好关系，在战后时期将进一步顺利地、有成效地发展”。④即使到1947年春，“冷战”的洛局已趋明朗，斯大林仍然希望维持苏、美之间的大国合作。斯大林考虑中国问题，就是从谋求大国合作、维沪雅尔塔体制稳定这一苏联外交需求下出发的。
斯大林迫使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斯大林认定，战后的中国，大体上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南应是美国的势力范围。1945年底，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的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是美国。”⑤斯大林还看重国民党拥有450万训练有素、美式装备的现代化军队；而中共只有100万士兵，训练和装备都很差。为了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斯大林对日益突出的中国问题，基本上持和美国相同的立场，即：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具体说来，就是：国民党主政，共产党参政；迫使蒋介石进行某些政治民主化改良。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日本外务省电告驻瑞士、瑞典的日本公使，请驻在国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给美、苏、英、中等四国政府。蒋介石看到日本正式投降在即，立刻发电报给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解决抗日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执”。还没等到回电，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再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8月16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复电蒋介石，拒绝关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邀请”。
8月14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约。14日晚，日本天皇签署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终战诏书》，并于次日向全世界宣告。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22日，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电报还补充说：“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⑥对于斯大林的这种做法，毛泽东向党内高层领导人解释说：苏联“受维护国际和平和遵守中苏条约(指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者)必要性的约束，不能任意支持我们。……如果苏联援助我们，美国将肯定支持蒋介石，这将损害国际和平，并可能引起世界大战”。⑦
在斯大林的逼迫和蒋介石再次电邀下，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同意来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偕周恩来、王若飞等，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实际上蒋介石一心想依靠武力消灭共产党，“谈判”只不过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所做的一种姿态。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在平绥线、平汉线，以及山西上党地区，向人民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人民军队奋起自卫反击，在各个战区全歼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见到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尚不充分，遂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
毛泽东对斯大林做法的真实想法
历史表明，蒋介石确实没有一丝一毫和共产党妥协的打算，只想怎样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双十协定”也被蒋介石用做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烟雾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和全面内战的不可避免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没有按斯大林的话办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就彻底打败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对斯大林强迫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违心地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积郁在胸中的怨气。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罗斯共产党(布)的名义发来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⑧两年多后，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以更犀利的语言，直刺 斯大林。毛泽东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⑨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三次讲到1945年8月斯大林逼迫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难抑胸中的怨愤，说：“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⑩直到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再次提到：苏联根本不让中国革命。“那是1945年，当时斯大林给中国革命设置了障碍，并宣布不得发动内战，我们应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国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听从，革命胜利了。”⑾
斯大林关于这一问题的自我反思
1946年夏，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经过两年作战，战争形势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壮大到280万人，组建成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东北等五支强大的野战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军政素质和战术、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并且组建了多兵种部队。反观蒋军在两年中被歼260余万人，总兵力降到360万。蒋军虽精锐尚存，但被分割为东北、华北、徐州、华中、西北、山西等六个孤立的集群，士气低落。短短的两年，战争态势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的。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虽然尚未展开，但是战争的结局如何，对于不失为军事战略家的斯大林来说，已很清楚了。
斯大林觉察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对局势的判断和决策，特别是逼迫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实在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开始感到内疚。1948年初，苏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矛盾已趋表面化了。2月，斯大林会见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卡德尔，说明自己虽然也会犯错误，但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自己始终是正确的，因为南斯拉夫不同于中国。斯大林关于在中国问题上犯错误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已经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会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他们回去后，毛便开始发动一场革命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⑿另一名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吉拉斯也证实，斯大林说过：“对日战争结束时，我们曾要求中国同志就如何寻找与蒋介石达成临时协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实际上，当他们回去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聚集力量，并进行出击。事实表明，他们对了，而我们错了。”⒀
斯大林怎样当面向中共认错
关于逼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问题，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当面认错。但是在什么时候、当着谁的面、说到什么程度，等等方面，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回忆录，就有较大的出入。
被认为较为权威的回忆录说：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会见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时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⒁有研究者著文也说：1949年12月16日正午，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当晚10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便说，你真年轻，很健康。毛泽东一方面很敬重斯大林，另一方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指导上的失误很不满，所以情不由己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⒂
近年来解密的前苏联相关档案，能帮助厘清这个问题的历史真相：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自责的话是1949年7月11日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说的。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与刘少奇有过几段对话。为使文章不致冗长，仅摘录关键的几句，以记录历史的真实。
1949年6月28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与苏联商谈有关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刘少奇在苏联的一个多月里，斯大林曾多次率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与刘少奇会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第一次会见刘少奇时，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向苏方提出的全面援助的请求，最后说：他们准备三、四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刘少奇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将一份由他签署的报告，递交斯大林。斯大林仔细地阅读了这份由四部分组成的报告，在一些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画了着重线，或者写了批注。
7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会见刘少奇。参加会见的苏方人员，除斯大林外，还有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斯基；中共方面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斯大林称赞刘少奇递交的报告写得“清晰、明了”，他本人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报告本身没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刘少奇谦虚地说：“报告只涉及一些基本情况，并不完整，希望斯大林同志给予指示。”斯大林马上说：“我什么时候给过指示?两个党是兄弟党，没有上、下等级之分，我怎么能下指示呢?”就中、苏两党的关系，斯大林继续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不允许的。两个党必须对它们的人民负责，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协商，相互帮助，并在出现困难时紧密团结，这才是正确的。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有你们参加，这是我们两党之间的一种联系形式。这也是应该的。”
当刘少奇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情况时，斯大林插话，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干扰过或者妨碍过你们?”刘少奇回答：“没有!但是当时毛泽东确实不打算去重庆，因为周恩来作为谈判代表就足够了。然而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好的。”斯大林说：“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接着，斯大林就以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下面这一大段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指责你们。你们中国同志太讲礼貌，总是责备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无论如何都应当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向你们提出错误的建议。不过，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⒃”接着就转入讨论别的问题。
关于“老大哥”和“弟弟”的问题，是在另一个场合说的。 1949年7月30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二楼，为欢送高岗先期回国举行招待会，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斯大林在祝酒时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符合逻辑的发展。”斯大林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干杯!”刘少奇举杯，谦虚地说：“兄长总是兄长，弟弟总是弟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斯大林不会谈1945年重庆谈判问题。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①当时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第19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苏联部长会议当时称苏联人民委员会，1946年3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将苏联人民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以下不再说明——作者。
②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第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③《斯大林文选》下，第412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77年第3次印刷。
④《斯大林文选》下，第425页。
⑤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56，案卷146，第20—21，24页，《1949年12月29日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谈话》。
⑥两份电报的原件，至今为止，无论是俄文本或者中文译本，都没有现世，有传说已销毁。两份电报及基本内容如上引是肯定的。引文见《斯大林与蒋介石——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蒋经国密使莫斯科》，《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4期第111页。
⑦《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与几位同志的谈话》，转引杨奎松《苏联因素与中共40年代对美政策》，《中国历史》1992年第1期第23页。
⑧《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第105页。
⑨⑩《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附录2，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⑿《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29—130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⒀米洛梵·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版。
⒂邱静《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
⒃引文均见《科瓦廖夫的笔记》。《科瓦廖夫的笔记》实际上是会谈纪录。转引(德)迪特·海茵茨希著、张文武等译《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358—36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