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镰仓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嗜书如命的作家大佛次郎约上了友人到横滨的旧书店闲逛，并在一家店里发现了不少令他垂涎的好书，其中包括英译的三卷本《堂吉诃德》。询价后，书店老板当即表示这些书只换不卖。当得知心仪之书须以永井荷风的作品相易时，求购者不禁感叹：“荷风也因战争被抬高了身价。”在菲律宾战场战事正酣、日本国内兵荒马乱、市民因疏散而流离转徙的非常时期，荷风文学“洛阳纸贵”之风行让大佛颇为讶异。四十天之后的十月二十八日，他记录下了阅读荷风的心得与发现：
　　读过《好色大鉴》和《独眠》，就明白了荷风成名的道理，这些作品最终都只是证实了我的感受——他的文学乃“背阴处的艺术”。荷风在当代（战时下）读书界独领风骚这一事实，将政治把人逼到背阴处之现状展露无遗。日本孕育不出讓人对未来心怀希望的文学，而又有什么能给人带来力量和光明呢？横行的战争文学也几乎没有带来振奋士气的力量。世上那些所谓的统治者却没察觉到这一怪现状。
　　人们从乏力的荷风那里获得了慰藉。当此之时，作者和读者都是没有意志的。
　　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大佛对永井文人相轻式的非议，但若再结合十一月二十六日其对信奉“人间本位主义”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之酷评，你会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他说：“在二乐庄饭馆，大哥一直在谈志贺。他居然对那么自私的人钦佩得五体投地，我真是服了。……志贺的世界中只有狭隘的洁癖和高贵的精神。可这种人又能创造出什么呢？他就像革命前的贵族一般，自私自利，精于算计。”
　　岁寒见后凋，尽管一九四五年战败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和志贺直哉等战时屈指可数的“沉默者”广受推重，但别忘了这些不汲汲于时局、拒绝协力战争的“不合作者”曾被视为异端，处境艰难，其中自然也包括来自文坛同行的猜忌与排挤。当然，大佛的这些恶评并未付之公表，而被其写进了自己的《终战日记》（大佛次郎：《終戦日記》，文艺春秋二00七年）中。按说，文人之间的臧否党伐并不稀奇，何况又是在作家的私人园地中。问题是，遭讥讽者何以是永井与志贺？事实上，对两位文坛同行的责难虽看似“花开两朵”，但其根殊同，因为他们都站在了大佛所激赏的神风特攻队之对立面。
　　太平洋战争时期，神风特攻队发起的首次攻击发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大佛批判永井荷风的三天前。这一日，在莱特湾，大量的日本战机撞向了美军船舰。大贯惠美子引用了Hattori（《白鸟》）关于特攻队战果的研究，数据显示此次对敌攻击的“撞击成功”“几乎成功”的比例分别为20.8% 和16.7%，两项指标较之于平常“利用飞机攻击”的成功率（11.6% 和5.7%）看似有了大幅跃升。然而，数据虽美、声势虽大，但除了提振士气、抚慰本国民心，特攻行动实效甚微——除了一艘美军油船被“回天”鱼雷击沉外，其他受到攻击的三四百艘敌军舰船大都只是“受伤”（大贯美惠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石峰译，商务印书馆，194页）。而这一切恐怕是守着收音机收听大本营虚假战报的大后方作家们始料未及的。
　　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大佛次郎将神风特攻队那些“十九到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带给自己的巨大震撼当作批判永井的参照系：
　　听着《海行兮》，我内心深受感动。……日本的历史将由这些人书写下去。他们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振奋人心的力量，难以言表。……较之于惯常的意义，他们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何谓“行动的世纪”。在惯用的意义上，它指的是缺乏统一性的各种事实之泛滥;而这里却存在着一种贯穿其中并支撑其发展下去的强大意志。
　　昭和时代的著名军歌《海行兮》，歌词原作者乃奈良时期的著名歌人、政治家大伴家持，一九三七年信时洁受NHK（日本广播协会）之托为之谱曲，其后即成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时期的经典曲目。词曰：“将赴于海，沉尸无悔。将赴于山，尸骨生苔。死惟君侧，义无退回。”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大本营播报战果论及“玉碎”或迎接战殁者遗骨时必播此曲。十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大佛兴奋地写道：“在收音机中听到，神风特攻队在莱特湾再次出击。真有鞍马天狗出现之感，让人欣喜。”不难看出，在太平洋战场陷入全面被动、国民意气颓丧之际，神风特攻队带给了国民以力量感、光明感、意志力，和震撼人心、甘为天皇效死的全体主义精神，这些都让大佛次郎心潮澎湃。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他特地记了一笔：“听说丰田司令长官在致神风特攻队诸君的信中将‘诸子’称作‘诸神’。”在特攻青年们的神格光辉映照下，“背阴面”中颓靡、乏力、无希望、无意志的永井荷风，以及提倡个人主义、精神贵族式的志贺直哉等文坛耋宿，都显得黯淡无光甚至面目可憎。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大佛曾耽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并对其教诲——决定战争的不是“兵力和地位”，而是“全体的士气”——深有共鸣（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以托翁为标尺，一九四0年曾作为文艺春秋社报道班员来到中国宜昌战线的大佛认为“日本的报道班员写不出， 也不会被允许写这样的作品。因此只能写些寡淡而缺乏震撼人心之力的报道”（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不过，在他看来，即便是这位世界文学巨匠都难以处理神风特攻队题材：“真想让他来写写神风特攻队的那些青年（他们所做的事——引者注），彼嘉·罗斯托夫是做不到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大佛次郎的“神风崇拜”背后浮现着一条显见的价值链条：报道班员写不出《战争与和平》那般战争文学巨著，而神风特攻队员的精神气质却远远超越了志贺直哉等白桦派同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导师托翁之想象。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作家伊藤整也同样在日记中盛赞特攻队乃“日本民族最高精神力之象征”，但他接下来的话却有些意气消沉——“若如此都无法取胜的话，那便是对所谓人类精神力的否定，只能认为人类将进入物质生产力的黑暗统治之中。”（伊藤整：《太平洋戦争日記》第三卷，新潮社一九八三年，144页）大贯惠美子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将神风特攻队的行动称作“幻影”（phantasmagorical），“法西斯国家鼓吹牺牲的重要性，并创造一种缥缈的幽灵，向青年灌输为君王/ 国家捐躯是多么美丽”（大贯美惠子，190页）。而将特攻精神审美化，实则是在物资极度匮乏、战局全面被动、国力损耗殆尽的背景下，以精神力弥补物质之缺，以作困兽之斗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产物。就像军令部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的联络会议上所预知的那样——“最终胜利要看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民的精神力量”（堀田江理著：《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马文博译，新华出版社，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