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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文主义”一说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后来，西方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概括为人文主义。实际上，西方的人文主义不是局限于一种思想派别或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在19世纪基本完型，并且有了确切的命名。以人的解放和生命自由为基本特征的人文主义，推崇世俗化的生命存在，赞赏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现实环境中的人生，西方人本主义意指回到人本身，立足人自身，并不意味着生命个体的彼此孤立和完全自足。西方人文主义提倡的世俗化不断进化，体现了人的生命力的不断提升和人性更富有复杂多样性。
关键词：西方；人文主义；基本形态
一、人文主义在西方的兴起
依据【美】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所言，“人文主义一词的英语原文humanism是从德语Humanismus译过来的，而德语该词又是德国一位不甚著名的教育家1808年在一次关于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humanus杜撰的。”[1]这个词翻译到中国出现了混乱，有译为人文主义的，有译为人道主义的，有译为人性主义的，还有主张仿唯物论、唯心论而译为唯人论的。后来，“人文主义”一说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书名是《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这比伯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早一年。
文艺复兴开始于意大利，过了一个世纪才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原因何在？彼得·伯克说的好：“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彼得·伯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文化和社会，1420—1540》（伦敦，1972），第九章，“社会框架”）文艺复兴前意大利城市由于商业扩张的结果而得到特别迅猛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形成和繁荣以及世俗化生活的出现，在罗马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市民社会不断增长着个体性世俗化生命欲望，二是与城市经济和文化活动相关联的非教士阶层的知识群体的形成。据彼得·伯克的粗略统计，1420年至1540年间意大利具有创造性的精英人物——人文主义者、作家、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科学家——为数约为六百人。
以前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概括为人文主义，这已不再能为大家所接受。这说明人文主义缘起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或曰人的思想解放的宗旨，这也是西方文明的肇始，其根基是保证人的生命存在的独立性、有活力和不断完善。因此，人文主义初始阶段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确认，是立足于人自身的真实和独立的存在，以反抗宗教神权对人的思想禁锢和个性的扼杀，此时，这所谓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与后来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为反抗“物化世界”而标示的人文主义，特别是与此过程中追求人的生命活动绝对自由的人本价值观，有着明显的不同。人文主义兴起后，人文教育在西方受到了高度重视，西方人文主义者坚持，人性解放并不意味着人性完善，还需要对人进行善和美的人文素养的培育，因为“人是真理的爱好者，却被谬误包围着；他们有天赋的理性，却屈从于激情（passion）；他们是德性的钦佩者，却满身都是恶质；他们寻求幸福，却被苦难压迫；他们有着对不朽的欲望，却在至死方休的游惰中衰弱。”[2]
二、“人文主义”在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发展
在西方，人文主义不是局限于一种思想派别或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彼特拉克（1304—1374）在西方人文主义者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以一个伟大创新者的天资使人文主义有了生命。他比中世纪的任何一位前人更谙熟拉丁文经典著作，还写了一系列拉丁文原作，从而恢复了拉丁文作为活的语言的地位。他的著作既攻击了文艺复兴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还致力于调和人文学研究与基督教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充分表現古朴自然且世俗化的生命欲望，使人的生命之魂从宗教神学的天国回归人本身；这时期人们依然保有精神幻想，宗教教义依然存在于建筑、艺术、哲学等领域，这是自由生命体的精神乌托邦，1516年便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出版。创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逐渐破除了神性主宰，确立人了在宇宙中的独立自主地位，生命法则由神授转变为人道，此人道主义立足于以下基本点，一则，人作为生物体，其生命欲望（所谓肉欲）的自然和真实的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二则，人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其现实的生命存在需要顺应所属秩序规则的要求，这是人道的理性价值；此外，人的解放和生命自由体现为个体生命灵性趋向完美的乌托邦理想，极端唯我的个性自由会导致精神的偏颇和病态，理智化的灵性完善才真正符合人道的价值追求。
“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作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作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3]其原因在于，在没有科学的愚昧时代，人对自身的存在是茫然无知的，不知何为本源，惶恐地看待自己的命运，很容易设想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宇宙行使主宰。科学发展使人认识到了自然规律，发现人的生命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人是自然中最具有智慧和创造力的，是万物之灵，于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观念得以形成；此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以尊重自然为前提的，人的生命存在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但又是主导性的，因此，此时的人文主义既坚持人的解放和人的生命独立，又探寻自然中的客观理性，而且人逐步具有了主体地位。与此相关，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存在，既体现出作为万物之灵的普遍人性的理性价值，又肯定人的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又是与人、自然和社会相关联的，这一时期，个人主义生命价值开始确立，同时理性的启蒙主义流行，理性的涵义为人的思想解放、人的自我觉醒、人的创造活力的萌发。 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在城市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的，科技的发展为城市的物质生产、商品交换、文化的繁荣以及人们之间思想情感的交流，提供了众多新的可能性，科技创建的现代社会经济生活，造就了众多依赖自身的劳动和智慧生存的自由民，他们摆脱了封建性生活的狭隘愚昧又认识到了宗教神性的欺骗，他们本能且自然地形成符合人自身生命愿望的人生价值追求，这是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的巨大内驱力。丰富的和较为自由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的思想进步和文化的创新，许多富有先锋意识的卓越人文主义者，成长为具有创造性的精英人物——作家、音乐家、建筑师、艺术家、科学家等，其中还有专门从事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的杰出人才。西方现代人文主义者通过各自突出的贡献，有意识的或不自觉中的努力，将思想解放和生命自主性的人文理念广为传播，更增进了现代人文主义的发展，使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在19世纪基本完型，并且有了确切的命名。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现代社会，人所创造的科技进步为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然而普遍存在的社会化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成了种种理性规则。西方的人文主义便形成了两种基本形态：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文主义和崇尚精神自由的人文主义；与此相对应，西方现代性则体现为两种本质特征：启蒙现代性和个人主体性。
三、西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涵
“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尊敬，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带到地上。”[4]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主义在古希腊肇始时，所强调的以人为中心，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就是为了将人自身从神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并通过人性充分体现世俗化的生命存在，争取人的解放和人生的真实，其特征是把人的脑筋转到道德、心理和社会问题上去，而不要花在经院哲学的抽象问题上。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了人的生命独立性，此为人的解放的第一阶段。人的解放的第二阶段，是在人的智慧和良善品性充分发挥的基础上，在自然界中不断强化人为万物之灵长的生命存在特征，在社会中寻求人性不断完善的人生途径，理性的启蒙和理想化理性追求，成为这一阶段人文主义确认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准则。
人文主义推崇世俗化的生命存在，赞赏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现实环境中的人生，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公民人文主义即是如此。文艺复兴时期还追寻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完善，当时美术和建筑的成就相当突出，这形成了新柏拉图主义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印刷术的发展，为人文主义的思想文化传播和审美境界的提升开拓了全新的前景。
显然，人文主义在古希腊和罗马形成时，就有灵与肉的分界与结合，这二者构成了人性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当时人文主义讨论中最喜欢谈到一个话题是积极活跃生活与沉思默想生活孰优孰劣的比较。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产生的公民人文主义，把公民对城邦的服务视为最高美德。世俗化、社会化的外在生活与个人内在的精神体验，都需要境界的提升，都被赋予了价值意义，这价值准则既指向现实的社会人生，又指向内在人性完善的精神追求。这价值意义确认人的生命存在的合理性和完善目标，所谓人道。外在的现实人生中体现的人道，存在于人的个人生活经验和社会性实践之中，表现为符合现实的文明进化要求的道德理性；内在的心理世界中体现的人道，既体现为人的生物自然本性，又趋向心理欲望的自然和理想化，主要表现为独立生命的人其生命本能欲望的实现和超现实精神。
西方人本主义意指回到人本身，立足人自身，并不意味着生命个体的彼此孤立和完全自足。反叛宗教神权的人文主义，提倡世俗化的人生观，集中焦点在“此世”，而不是中世纪想象中的“彼世”，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不是玄学，因此，1337年彼特拉克撰写论文《论名人》的初稿时，他就完全忽视了中世纪的圣徒和殉道者，而从古代异教英雄中找例子。西方人文主义所推崇的世俗化，即为人立足尘世的具体繁复的生活，它呈现了人自身生命存在的本色，世俗化不断进化，体现了人的生命力的不断提升和人性更富有复杂多样性。人道主义确认人的生命存在的真实性及意义，其立足点是世俗化人生和人的现实社会境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人的生命存在的普遍性本质意义、社会人生的道德理性、人性完善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1][3][4][美]阿倫·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第3页，12页，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版.
[2][意]维柯著《论人文教育》，王楠译，第5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
关键词：西方；人文主义；基本形态
一、人文主义在西方的兴起
依据【美】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所言，“人文主义一词的英语原文humanism是从德语Humanismus译过来的，而德语该词又是德国一位不甚著名的教育家1808年在一次关于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humanus杜撰的。”[1]这个词翻译到中国出现了混乱，有译为人文主义的，有译为人道主义的，有译为人性主义的，还有主张仿唯物论、唯心论而译为唯人论的。后来，“人文主义”一说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书名是《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这比伯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早一年。
文艺复兴开始于意大利，过了一个世纪才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原因何在？彼得·伯克说的好：“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彼得·伯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文化和社会，1420—1540》（伦敦，1972），第九章，“社会框架”）文艺复兴前意大利城市由于商业扩张的结果而得到特别迅猛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形成和繁荣以及世俗化生活的出现，在罗马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市民社会不断增长着个体性世俗化生命欲望，二是与城市经济和文化活动相关联的非教士阶层的知识群体的形成。据彼得·伯克的粗略统计，1420年至1540年间意大利具有创造性的精英人物——人文主义者、作家、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科学家——为数约为六百人。
以前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概括为人文主义，这已不再能为大家所接受。这说明人文主义缘起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或曰人的思想解放的宗旨，这也是西方文明的肇始，其根基是保证人的生命存在的独立性、有活力和不断完善。因此，人文主义初始阶段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确认，是立足于人自身的真实和独立的存在，以反抗宗教神权对人的思想禁锢和个性的扼杀，此时，这所谓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与后来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为反抗“物化世界”而标示的人文主义，特别是与此过程中追求人的生命活动绝对自由的人本价值观，有着明显的不同。人文主义兴起后，人文教育在西方受到了高度重视，西方人文主义者坚持，人性解放并不意味着人性完善，还需要对人进行善和美的人文素养的培育，因为“人是真理的爱好者，却被谬误包围着；他们有天赋的理性，却屈从于激情（passion）；他们是德性的钦佩者，却满身都是恶质；他们寻求幸福，却被苦难压迫；他们有着对不朽的欲望，却在至死方休的游惰中衰弱。”[2]
二、“人文主义”在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发展
在西方，人文主义不是局限于一种思想派别或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彼特拉克（1304—1374）在西方人文主义者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以一个伟大创新者的天资使人文主义有了生命。他比中世纪的任何一位前人更谙熟拉丁文经典著作，还写了一系列拉丁文原作，从而恢复了拉丁文作为活的语言的地位。他的著作既攻击了文艺复兴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还致力于调和人文学研究与基督教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充分表現古朴自然且世俗化的生命欲望，使人的生命之魂从宗教神学的天国回归人本身；这时期人们依然保有精神幻想，宗教教义依然存在于建筑、艺术、哲学等领域，这是自由生命体的精神乌托邦，1516年便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出版。创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逐渐破除了神性主宰，确立人了在宇宙中的独立自主地位，生命法则由神授转变为人道，此人道主义立足于以下基本点，一则，人作为生物体，其生命欲望（所谓肉欲）的自然和真实的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二则，人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其现实的生命存在需要顺应所属秩序规则的要求，这是人道的理性价值；此外，人的解放和生命自由体现为个体生命灵性趋向完美的乌托邦理想，极端唯我的个性自由会导致精神的偏颇和病态，理智化的灵性完善才真正符合人道的价值追求。
“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作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作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3]其原因在于，在没有科学的愚昧时代，人对自身的存在是茫然无知的，不知何为本源，惶恐地看待自己的命运，很容易设想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宇宙行使主宰。科学发展使人认识到了自然规律，发现人的生命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人是自然中最具有智慧和创造力的，是万物之灵，于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观念得以形成；此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以尊重自然为前提的，人的生命存在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但又是主导性的，因此，此时的人文主义既坚持人的解放和人的生命独立，又探寻自然中的客观理性，而且人逐步具有了主体地位。与此相关，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存在，既体现出作为万物之灵的普遍人性的理性价值，又肯定人的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又是与人、自然和社会相关联的，这一时期，个人主义生命价值开始确立，同时理性的启蒙主义流行，理性的涵义为人的思想解放、人的自我觉醒、人的创造活力的萌发。 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在城市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的，科技的发展为城市的物质生产、商品交换、文化的繁荣以及人们之间思想情感的交流，提供了众多新的可能性，科技创建的现代社会经济生活，造就了众多依赖自身的劳动和智慧生存的自由民，他们摆脱了封建性生活的狭隘愚昧又认识到了宗教神性的欺骗，他们本能且自然地形成符合人自身生命愿望的人生价值追求，这是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的巨大内驱力。丰富的和较为自由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的思想进步和文化的创新，许多富有先锋意识的卓越人文主义者，成长为具有创造性的精英人物——作家、音乐家、建筑师、艺术家、科学家等，其中还有专门从事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的杰出人才。西方现代人文主义者通过各自突出的贡献，有意识的或不自觉中的努力，将思想解放和生命自主性的人文理念广为传播，更增进了现代人文主义的发展，使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在19世纪基本完型，并且有了确切的命名。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现代社会，人所创造的科技进步为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然而普遍存在的社会化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成了种种理性规则。西方的人文主义便形成了两种基本形态：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文主义和崇尚精神自由的人文主义；与此相对应，西方现代性则体现为两种本质特征：启蒙现代性和个人主体性。
三、西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涵
“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尊敬，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带到地上。”[4]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主义在古希腊肇始时，所强调的以人为中心，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就是为了将人自身从神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并通过人性充分体现世俗化的生命存在，争取人的解放和人生的真实，其特征是把人的脑筋转到道德、心理和社会问题上去，而不要花在经院哲学的抽象问题上。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了人的生命独立性，此为人的解放的第一阶段。人的解放的第二阶段，是在人的智慧和良善品性充分发挥的基础上，在自然界中不断强化人为万物之灵长的生命存在特征，在社会中寻求人性不断完善的人生途径，理性的启蒙和理想化理性追求，成为这一阶段人文主义确认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准则。
人文主义推崇世俗化的生命存在，赞赏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现实环境中的人生，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公民人文主义即是如此。文艺复兴时期还追寻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完善，当时美术和建筑的成就相当突出，这形成了新柏拉图主义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印刷术的发展，为人文主义的思想文化传播和审美境界的提升开拓了全新的前景。
显然，人文主义在古希腊和罗马形成时，就有灵与肉的分界与结合，这二者构成了人性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当时人文主义讨论中最喜欢谈到一个话题是积极活跃生活与沉思默想生活孰优孰劣的比较。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产生的公民人文主义，把公民对城邦的服务视为最高美德。世俗化、社会化的外在生活与个人内在的精神体验，都需要境界的提升，都被赋予了价值意义，这价值准则既指向现实的社会人生，又指向内在人性完善的精神追求。这价值意义确认人的生命存在的合理性和完善目标，所谓人道。外在的现实人生中体现的人道，存在于人的个人生活经验和社会性实践之中，表现为符合现实的文明进化要求的道德理性；内在的心理世界中体现的人道，既体现为人的生物自然本性，又趋向心理欲望的自然和理想化，主要表现为独立生命的人其生命本能欲望的实现和超现实精神。
西方人本主义意指回到人本身，立足人自身，并不意味着生命个体的彼此孤立和完全自足。反叛宗教神权的人文主义，提倡世俗化的人生观，集中焦点在“此世”，而不是中世纪想象中的“彼世”，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不是玄学，因此，1337年彼特拉克撰写论文《论名人》的初稿时，他就完全忽视了中世纪的圣徒和殉道者，而从古代异教英雄中找例子。西方人文主义所推崇的世俗化，即为人立足尘世的具体繁复的生活，它呈现了人自身生命存在的本色，世俗化不断进化，体现了人的生命力的不断提升和人性更富有复杂多样性。人道主义确认人的生命存在的真实性及意义，其立足点是世俗化人生和人的现实社会境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人的生命存在的普遍性本质意义、社会人生的道德理性、人性完善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1][3][4][美]阿倫·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第3页，12页，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版.
[2][意]维柯著《论人文教育》，王楠译，第5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