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个税调整的关切，表面上看是关心自己的“钱袋子”，但这个私人的“钱袋子”通往公共财政的“钱袋子”，依然反映了公众对公共治理的关注。当公众不仅仅关心自己及家族的“钱袋子”，同时也在乎整个社会的治理时，公众已在悄悄地变成公民。
　　
　　 “两会”期间，越来越多的议题显示了公众对“钱袋子”问题的关心，包括对政府“钱袋子”（财政使用）如公款消费的关注，对官员私人“钱袋子”的关心，即财产公示、阳光法案的倡议，对公民“钱袋子”的关心，即怎么收税、收多少税的关注。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反映了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
　　公民社会的转型，在西方早从800年前即已开始。1215年，英国贵族集合起来强迫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限制国王独断专行的权力，遇到加税征兵等重大事务也要和贵族们商量。这是“公民意识”的先声。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流行着这样的口号：“无权利，不纳税。”不过独立后的美国仍只有有钱的白种男人享有这项公民权利。19世纪英国国王要加中产阶层的税，中产阶层不答应，强调在国会中没有代表权，就不缴税，否则无法监督缴的税如何使用。这确立了西方国家“无权利，不纳税”的原则。在美国，所有人民变成公民却迟到20世纪20年代，终于妇女也有了投票权，可以选出属于自己的代表，参与政治监督了。
　　在过去的帝制时代，中国人往往生活在“皇恩浩荡”之中，只要皇帝不是个暴君，能行仁政，生活安居乐业，享有一定的自由，“帝力于我何有哉”，在亲族小团体中过过自己的小日子，不会关心政府的税收怎么用了、自己的人身权利受到多少保障。
　　虽然中国结束帝制已有百年，但公民意识的觉醒则是晚近的事。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人民可支配所得也不断上升，社会正要奔向小康，老百姓也从对过好小日子的满足转入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今天我们不只问自己的生活改善了没有，更追问政府财政收入为什么这么高？根据《南方周末》所引用的王小鲁的估计，加上土地财政这占了我们GDP的25%以上。为什么财政收入去年成长了21％，远高于GDP平均成长率，而老百姓的可支配所得却连年低于平均？
　　横向一比，我们更发觉中国人交出去的多，政府用于人民的少，依据政协委员赵海英计算，用于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钱只占了政府财政支出的17％，而美国的财政收入只有约GDP的15％，支出却总有近半数用于民生建设。为什么我们付出的多得多，移转回来的却少得多？
　　一连串的疑问变成了“两会”代表委员们关切的话题，比如政协“一号提案”即是加速城乡保障一体化，再比如政协委员杜黎明建议，加快推进公车制度改革、缩减公车数量，从而减少公款浪费。监督政府的“钱袋子”以及加速民生建设（即充实老百姓的“钱袋子”）成了“两会”焦点。公众对个税调整的关切，表面上看是关心自己的“钱袋子”，但这个私人的“钱袋子”通往公共财政的“钱袋子”，依然反映了公众对公共治理的关注。政府可以从公众的口袋里掏钱，但需要说清楚政府“钱袋子”的用途，保证合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政税原则，公众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政府“钱袋子”通向官员私人“钱袋子”，所以“反腐倡廉”也是历年“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人大代表韩德云更是6年来坚持每年建议就公务员财产申报问题立法。
　　当公众不仅仅关心自己及家族的“钱袋子”，同时也在乎整个社会的治理时，公众已在悄悄地变成公民。优良的社会是公民建设起来的，在公共事务上，能力小者参加邻里的社区建设，能力大者则组织起来参予社会公共事务，出钱出力。
　　在过去的帝制时代，公众的心态还是一种臣民心态，认为社会是属于领导的，臣民可以漠不关心，对于国家权力能躲就躲，能逃就逃，今天卑躬屈膝做人下人，有了机会明天就爬上权力高层做人上人。而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公民意识的多数人会做志愿者，甚至在职业生涯之外抽出个几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有钱人也经常捐钱，甚至“裸捐”，虽然社会不能强求个人这样做，但很多人却自然而然把它当做一种社会责任，这才是公民应有的心态。
　　公民意识的觉醒值得庆幸，我们要大声呼求政府重视公民权利，但同时，每一位公民也要扪心自问：“我有了公民心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