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五六月间，我正戴着右派帽子在乡下劳动，有人告诉我，《文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涉及了我，原来是批判公木的，他有一条罪状，是吹捧右派分子邵燕祥的诗。我最直截了当的反应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指的自然是1956年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作品论。当时公木在作家协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职责所系，他和沙鸥各写了一篇文章评我的诗，实际是为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作准备。沙鸥先找我了解过习作情况，公木我一直没有见过。按当时审干的标准，顶多也就算一般工作关系吧？公木文中有溢美之词，那也不过是出于鼓励罢了。他又怎么能预知我在一年多以后被划右派，提前划清界限呢？
　　其实，公木不是对我的诗一味说好话的。1956年3月在全国“青创会”上，公木作关于诗歌的主题报告，我记得重点批评的作者中就有一个是我。他以我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写的《大雪飘飘》为例，指出我图解概念的倾向，这也正是我当时积极用诗体配合政治宣传之病。他并没有为了政治标准而不顾艺术标准。到这年秋天，他又批评了我用准格律体写的《忆西湖》，当然他的着眼点，与后来姚文元对那首诗的批评是不一样的。
　　我不在公木执教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也没去听过课，但我觉得公木像对他的学生那样关心和要求我。可称一位严师。《文艺报》那篇文章里还给公木罗列了别的什么右派罪状，我全无印象，可能当时就没看，我是举一反三，从有关我的一条就窥见其全部的荒诞无稽了。
　　然而从此就是一别20年，直到1979年初开全国诗歌座谈会。互道契阔，才知道他在自己远戍长春，处于困境的时候，一有往来人还打听我的消息。
　　公木老师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究竟写了多少学术著作、诗文作品，参与了多少教学和学术组织工作，主持过多少研究项目，发表过多少值得重视的见解，这是要由在他身边的助手和学生来统计的。我敢说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使我这样比他小二十多岁，身体更好得多的后辈为之惭愧。其间，他每来北京我都曾趋前聆教，而他从来是虚怀下问。这样我也就敢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他在匈牙利事件后访问过那里，对当时局势有一整套先人之见。我对他直陈了我的看法，当然很难为他所接受，我又推荐给他一个当事人的回忆录《匈牙利悲剧》，他自然也顶多是将信将疑，然而他并没有痛斥我。两代之间，因他的宽容，我能够无所避讳，他在向我问讯什么的时候，我保证对他能说百分之百的真话。我深深感谢他对我的信任。
　　大概是1990年，有一天，住在我楼下的老徐刚，告诉我公木从长春来北京了，并且向他问起我。我立刻跑到他下榻的招待所，他很高兴。他说听北京一个人说我“跑到法国去了”，他也是将信将疑，因为不久前他过80大寿，我还跟胡昭、曲有源一起送他一把青龙剑，祝他老当益壮，锋芒不减。
　　在上世纪90年代里，公木每次来京，我们都有这样一次短暂的但是推心置腹的会面。除了听我说以外，他也跟我说他参与的某些活动，说他的忧虑，也说他的无奈。还说他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劝他自己写下来，然而他不置可否。
　　公木晚年总是带着病工作、写作以至外出活动的。为了不影响他的休息，我总是谈上一个小时就告退。他往往有些依依不舍。我不忍心告诉他太多让一个老共产党员伤心痛苦的事象，我知道，单是他自己经受的已经够呛了。我不敢详问，但我听说他不是没有家庭负担的，似乎有的孩子下岗待业，多少需要贴补，日子过得够紧。他应中央文学讲习所同学之邀来京聚会，因为这类活动的旅费自理，八十多岁高龄的公木没乘软卧列车，竟在硬席上颠簸了一天一夜。当然不是说著名作家、教授就一定要坐高级车吃高级饭，然而想想公木毕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作者，对党和革命有过贡献，且已是耄耋之年，与某些对人民了无贡献反有祸害的人在今天所享受的待遇相比未免悬殊太大，但从来没有听公木有一语及此，他自奉甚俭而自律甚严，我们冷眼旁观，却不免为之心寒了。这可能是我辈未能免俗之处吧。
　　我还是在1948年底在古城北平，从中共地下党的油印刊物上读到“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首《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谱，马上学会了，唱着歌南下，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好像歌词的最后两句老是随着军队的行踪改来改去。幸亏到了1988年，正式公布这首进行曲为军歌，歌词也铁定下来了。
　　公木生前，他不但所写歌词被人随意改动，连身份不也是被人随意改动吗？时而是革命诗人、军歌歌词作者、革命教育家、老革命，时而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派、牛鬼蛇神……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公木老师后半生精研《老子》，对诸如此类大约是看得比较透彻的了，彻底而不透底，看破而不虚无，有所执著又有所超脱，其为文为诗为人俱在，不是什么人随便可以妄加涂改的了。一个毕生劬劳勤勉，不知休息的灵魂，公木老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