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上海市档案馆编辑部主任邢建榕提供的86年前上海法租界公共事务董事局（简称公董局）的原始档案中，保存着一张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的《刑事记录卡》（Criminal Reeord）。这是法租界公董局对曾被其逮捕过的人的犯案内容记录。对陈独秀这样一位职业革命家来说，所谓犯案，与其说是“宣传布尔什维克”、“危害民国”等罪名，还不如说是向旧世界的庄严宣战。
　　这张记录卡是纸质硬卡，16开大小，正面上半部分为表格，填写姓名、年龄、身高、职业、籍贯等，卡的右上方贴有陈独秀在狱中所拍的照片，编号为B9523。下半部分记录被捕原因及处置结果。背面为陈独秀指纹印。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与文物价值兼重的档案。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上海三次被捕的经历，是档案学界、史学界第一次发现并公众于世的档案史料，填补了中共党史和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其意义是深远的。
　　陈独秀一生中共有四次被捕经历。第一次是在北京五四运动期间，其余三次都是在上海法租界。他的第一次被捕是在1919年6月8日。五四运动高潮中，陈独秀应运动发展的需要，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提出了对于内政外交的五条最低要求，声明倘政府不听从市民呼声，“我等学生商人劳工等，唯有直接行动以根本之改造”，从而给全国学生、劳工、商人指明了运动发展的方向。《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文，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宣传单。6月11日，陈独秀和高一涵（北京大学教授）到前门外闹市区新世界散发《宣言》传单时，被北洋军阀政府军警逮捕。陈独秀的被捕，更加激起学生运动的高涨，北洋军阀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和各界群众声援，不得不于9月16日下令释放被关押了98天的陈独秀。陈获释当天，在警察厅门外受到了北京各界数以百计群众的热烈欢迎。
　　此后，陈独秀三次被捕都是在上海法租界被公董局和国民党政府逮捕的。
　　据陈独秀《刑事记录卡》称：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罪名是他“宣传布尔什维克”、“危害民国”，违反了1919年6月20日颁布的领事第五号署令，处置结果罚款100元大洋获释。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此次被捕记录卡上登记的中文名字为“王旦甫”。陈独秀曾用过许多笔名、化名，使用“王旦甫”的化名却是第一次。陈独秀使用这个化名并非偶然，因为“王旦甫”这个名字，对陈独秀来说耳熟能详，但对他人来说又很生疏。有史料证明：陈独秀在1920年7月间，谈到党的组织计划，“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他自己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芜湖职业中学教师王坦甫（旦甫）就是陈来皖物色的一个人选，后来，王成为团芜湖地方执委会委员长，是团芜湖地方组织的发起人和指导者。陈独秀使用这个化名，其目的自然是蒙骗法国巡捕，因为当时法国巡捕对他的身份还不了解。后来由于诸辅成的大意，才使陈独秀暴露了真实身份。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主持党务工作。他住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是一幢中欧风格兼容的老式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这里既是陈独秀的秘密住处，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那天，陈独秀在家中约杨明斋、包惠僧和柯庆施谈话，妻子高君曼也在座。他们在客堂间一边以搓麻将为掩护，一边商量工作。法租界的密探注意到他们后，立即派了两辆汽车，将5人全部抓往巡捕房。
　　进入巡捕房后，陈独秀等被拍照、登记、按指纹印，从此在法租界监狱记录在案。之后不多久，去陈独秀住所拜访陈独秀的诸辅成、邵力子两人，也被守候在那里的巡捕抓获。诸辅成一时大意，到捕房一见陈独秀就说：“仲甫（陈独秀字），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暴露了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巡捕房立即在“王旦甫”后面注上“即陈独秀”四字。后经多方营救，花了不少钱，甚至惊动了孙中山，亲自给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通电话交涉，才将陈独秀等从轻发落，罚款100元大洋了事。
　　时隔不到一年，1922年8月9日，陈独秀第二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入狱。《刑事记录卡》记载的案由是：陈独秀“宣传布尔什维克，违反中华民国刑法第221条，以及领事署令第五号”。但陈独秀自己另有一说，他说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有人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们的朋友董、白两君示意敲竹杠——穷人没钱敲，我当时只得挺身（而出）就捕”。最后，法租界公董局判罚400元大洋，交保释放。
　　陈独秀这次被捕半月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发表的宣言、通过的党的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以及产生的以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等等情况，都是中外敌对势力梦想获得的信息。公董局华探们更是四处打探，但毫无结果，只得捕风捉影地以“得到了俄罗斯的巨款”为由逮捕陈独秀。
　　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第三次被捕，是在1932年10月15日，当时他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之后，陈独秀另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但他反对国民党背叛孙中山、背叛革命的斗争政策并未改变，于是引起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注意，并“协同租界巡捕房侦察月余”，先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逮捕了“反对派”中委秘书谢少珊等人。审讯中，谢供出了陈独秀的住处，巡捕们追踪而至，不费力地抓到了陈独秀。在狱中，陈独秀进行了反对“引渡”的斗争，但没有成功。同年10月17日，租界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陈独秀“递解给公安局”交由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监押。随后，陈独秀被押往南京国民党当局受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一说13年）。
　　在国民党法庭审判陈时，他在《辩诉状》中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日本侵略国土，始终节节退让”、“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的行径，证明真正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正是国民党自己。
　　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后，他拒绝了去美国撰写自传的邀请，也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防参议会。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曾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被他一口回绝。平日里，陈独秀生活上靠稿酬和亲朋好友的接济度日，晚年贫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病逝，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