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我国古代，文人雅士们将傲雪斗霜的梅、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
　　周恩来从小就喜欢梅。1904年，才6岁的周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要随父母从淮安城迁去清江浦外婆家万公馆居住。那是一个冬天，刚好周家院内有一盆腊梅已蓄蕾待放。周恩来舍不得这盆美丽的腊梅，一心想把它带走。他当时幼小，搬不动这个盆栽，于是便将花从盆中取出，敲掉花根上的泥土，然后将这株腊梅带上小木船，捧到万公馆，亲手栽到万家塾馆一侧的院子里。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株腊梅长得枝繁叶茂，年年喷香吐艳。为此，当地一家烟厂特意以这株梅的照片作为商标生产出“一品梅”系列香烟，寓意周恩来官至一品，高风亮节也是一品。
　　吊兰
　　忍犯冰霜欺竹柏，肯同雪月吊兰荪
　　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秘密斗争时，曾提出凡是中共机关或是主要领导人的住地都要在窗口放上或吊上一盆吊兰，遇有紧急情况时，首先要将花盆推落窗前，以便向不知情的同志报警，避免更大损失。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致使疝气发作，不得不住进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动手术。他的管床护士特意从家中带来一盆长得很旺盛的吊兰，然后用医用胶布贴吊在周恩来的病房窗前，为病房平添了几分生机，也令周恩来赏心悦目。
　　周恩来的手术很顺利，手术4天后他即能下床走动，到7月12日，再有三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时，由于历时十几天后用来贴吊吊兰的医用胶布失去黏性，那盆吊兰突然坠地摔碎。周恩来见状心中暗暗吃惊。但他毕竟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会平白无故地往坏事上想，而是高兴地写下两句诗：“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但是，就在那天下午，送《新华日报》的报童在给他送报时，顺口说：“仓库老太爷因打摆子死了，现在正忙后事。”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先生当时在重庆为《新华日报》设在下土湾的仓库做管理员，小报童既不知道老人与周恩来的关系，更不明白当时南方局领导向生病住院的周恩来隐瞒了实情。一听报童的话，周恩来顿时警觉起来，便估计到可能是自己父亲出事，同志们正瞒着他。于是，他立即决定提前出院，回红岩山上。吊兰的摔碎和周恩来父亲去世当然只是巧合，并无因果关系，但是，对于重孝道的周恩来来说，带给他的仍然是极大的伤痛。此后，就很少见到他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有吊兰出现了。
　　莲
　　蜻蜓点水红菱醉，菡萏馨香白鹭陪
　　周恩来的故乡淮安是个著名的“水城”。当时，城区内有月湖、勺湖、萧湖、桃花垠等水系，城区约五分之三的面积都是水面，到处都长有菱角、莲荷、蒲草等水生植物。周恩来喜欢莲花缘于宋代大哲学家周敦颐写下的《爱莲说》。据《周氏宗室大典》载，周恩来系周敦颐的38代裔孙。周恩来5岁入家塾馆读书时，塾师不仅向他们讲授孔孟之道，还把《爱莲说》悬挂于书房中堂上，让孩子们天天看，天天读。《爱莲说》中有一名句“出淤泥而不染”，这正是周恩来看重的人品道德。因此，他常以荷花的性格激励自己和教育部下。
　　樱
　　小园新种红樱树，閑绕花枝便当游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次年春，当他见到盛开的樱花时，为樱花的美丽灿烂而赞叹。他在诗作《雨中岚山》中写道：“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濛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借樱花抒发自己的胸臆。
　　这首诗不仅表露了周恩来对樱花的喜爱，更是抒发了对自己在日本寻找到救国真理的喜悦。后来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曾对日本来访的朋友们说：“当年我离开日本回国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也想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再去访问日本。”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的这一美好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72年，周恩来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共同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当时，周恩来向日本赠送了一对大熊猫；田中角荣向中国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
　　1979年周恩来逝世三年后，田中角荣又向中国赠送了1000株樱树，分别栽植于江苏淮安、浙江绍兴、南京的梅园和天津的南开等留有周恩来足迹的地方，这一以樱花传递中日友好的做法还延展到日本民间。
　　海棠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周恩来非常喜欢海棠花。据周恩来的侄孙周国镇介绍，周恩来在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时，为什么要选择中南海西花厅做自己生活和办公的寓所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西花厅院子里有那么多海棠花和那座“不染亭”。
　　1954年，为实现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的和平，日内瓦会议召开，那是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登上国际会议的舞台，周恩来以外交部部长的身份亲自率团参加。
　　由于美国当时采取完全敌视中国的政策，因此，压根儿就不希望会议有任何成果。在美国的阻挠下，会议前后开了40多天。就在周恩来在日内瓦的会内会外广交朋友、多方协调沟通努力工作时，国内中南海西花厅院子里的海棠开花了。在家的邓颖超见花思人，就剪下硕大的一朵花，放进一本厚书里压好，然后连同上年采自北京香山的一片红叶一起装进一只信封，只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红叶一片，寄上想念”，然后托前往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捎给周恩来。
　　1988年4月，当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又一次盛开时，邓颖超又一次见花思人，深情地写下《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邓颖超称自己的这一篇文章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一篇纪念战友、伴侣的偶作和随想”。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年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
　　今天，我们再读邓颖超的作品，读出的依然是满满的怀念。
　　水仙
　　不惧淤泥侵皓素，全凭风露发幽妍
　　西花厅的花匠很会养水仙，每到冬天，无论是周恩来开会或是会客，都会有盛开的水仙花到场伴随。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也会放上一两盆水仙，使他的办公室内花香四溢，生机盎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4日，他的骨灰盒被放置于劳动人民文化宫接受各界人士吊唁，仪式结束后，骨灰盒转至人民大会堂，并按周恩来生前愿望放置于台湾厅内度过最后一夜。当时在台湾厅内，伴随周恩来灵骨的还有骨灰盒周围的6盆水仙花。那翠绿的叶、洁白的花、黄色的蕊，正象征着周恩来人品的高洁。
　　“那印象太深刻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曾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打那以后，他年年都早早地养水仙，并通过请教西花厅的花匠，学习养花技术，从而确保自己养的水仙在每年的1月8号周恩来祭日开花，然后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以示对一代伟人的悼念。
　　（摘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