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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有的村官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在短时间内聚敛大量财富的呢?农民们反映说,这类“村官”虽然各有各的招数,但大多数都离不开“红”“黑”“灰”三条道｡
“村官”暴富愈演愈烈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村开始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各地农村都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叫做“算盘响,换队长”｡意思是说,农村中的村干部非常难当,谁都不愿干｡“算盘一响”,即一年结束后,就另换新的当家人｡改革开放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无论是落后地区的农村,还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争着当村干部的现象,尤其是那些城乡结合部或有资源优势的农村,“村官”的吸引力更大｡近年来,每到“村官”换届选举时,媒体上频频出现的贿选事件,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为什么一个不入品的小小“村官”,对一些人来说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其原因在于这几年农村中日趋增多的“村官”暴富现象｡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到2003年我国的乡镇总数约48000个,行政自然村的数量是709257个｡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党的基层组织条例”相关规定,“村官”指的就是“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一般讲,村子人口多的,“两委班子”的成员要10多个,村子人口少的,“两委班子”的成员要5-6人｡本文所叙述的“村官”,并非指“两委”班子的全部人员,而是指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狭义的,仅指村级两委班子中的主要领导:村书记,村主任｡
“村官”暴富,也没有一个绝对数去衡量,只是一个社会化属性的概念｡一个“村官”是否暴富,只能与这个“村官”所生活的村子里的整体村民的收入状况相比较｡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比较大,所以对“村官”是否暴富的衡量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生产力落后,普通村民的年收入只有2000-3000元人民币,而那里的一个“村官”年收入达到一万多元,是普通村民的4倍或5倍甚至更多,那么,就属于暴富｡如果到了南方或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早在1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说法,“万元户,不算数,十万八万刚起步｡”那里的“村官”年收入要明显地超过当地一般村民数倍,才能算做暴富｡
“村官”暴富的表现,一是显性的:家里的房屋高大漂亮,高档家用电器样样俱全,平时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村民,交通工具,机械化农具大都具备,有自己或合伙经营的企业､商业或服务设施等;二是隐性的,即不直接从事企业､商业等传统的盈利活动,而是搞地下金融投资,股票投入等｡
“村官”暴富的步伐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发展的｡最快的就是自1998年到现在这7年的时间里｡从那时搞“拉动内需”开始,到后来的大搞“招商引资”,再到后来的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搞的“重点工程”,“政绩工程”,大马路,大广场,大项目,大开发,大手笔,这期间的每一个“大”,最后的落脚点都在土地上,都要过“村官”这一关,所以,“村官”的暴富速度就明显地加快了｡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和矿产资源比较集中的村子,“村官”暴富的速度最快｡因为城市的扩张,需要征用大量的耕地,矿产资源的价格,这几年也是一个劲的往上蹿,这些地域的“村官”暴富,有时就在一夜之间,快的就连他们自己也想不到,几百､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进到村里的账上,有时候三倒两倒,有相当一部分钱就流入了一些“村官”的腰包;还有一些村子,虽然不属于城乡郊区,但因修路､上项目等需要征用大量土地｡因按政策规定,征地费用中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归村集体使用,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监管制度的缺位,也使一些“村官”有了不少暴富的机会｡
暴富的主要途径
按照国家政策的相关规定,一个村里的主要领导,每月的工资是很少的,一般在80到100多元或者更多一些,主要的还是靠种地收入为主｡然而这些年来有的“村官”能够在短时间内聚敛大量的财富,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农民们反映说,这类“村官”虽然各有各的招数,但大多数都离不开“红”“黑”“灰”这样三条道｡“红”,就是政策之内的,遵纪守法,其他村民都可以仿照去做的｡如蔬菜大棚,搞养殖业,根据当地的市场优势,开公司､办企业等;“黑”,说的是利用自己的权势,违法敛财,如低价承包集体的耕地,搞涉农物资的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等｡靠这两条路真正暴富都是少数“村官”,因为这两条路哪条也不好走,“红”道利润太低,“黑”道风险太大｡“村官”暴富较多的是走“灰道”｡这样的“道”,只有“村官”能走,所以能够发财｡“灰”道的主要形式是:
1､借机承揽国家的工程｡像修公路这样的需要大量土方的工程,需要占地｡当建设单位与被占地村的干部商议时,有的村干部就提出要求参与土方运输的供应,并且要有一定的量｡这种情况下,施工部门一般都愿意让村干部参与,为的是好做村民的征地工作｡村干部拿到工程以后,或本人､或让自己的亲属参与经营,因为大多是一手､二手的工程,价格比较高,用的又是自己村的地,在结算时也没有风险｡因此有的“村官”,拿到工程后,自己干不完,又转包给别人,从中获利｡
2､改变国家的征地政策,变现金补偿为调地安置｡一般来讲,国家征地后,对于被征地的农民都实行现金补偿,每亩地一般在几千元到一两万元不等｡有的“村官”为了“村里”花钱方便,就把村里的地打乱,变补偿为调地｡这样就把补偿给失地农民的钱留到了村集体,“村官”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3､多留机动地,对外发包｡对于机动地,“土地承包法”有明确的规定,不能超过村集体耕地总面积的5%,而有的“村官”为了村集体的资金充裕,超标准留用机动地,有的达到8%还多｡
4､搞村集体公益事业,拿好处费｡像村里修路､打井､建学校等公益事业,很少有人招标竞争,一般都是“村官”来确定施工单位,或明或暗捞取对方的好处费｡有个村子的村民反映打一眼100米深的机井,都是土层,下的是水泥管,一共不到4万元,有的“村官”就能从中拿到5000-6000元的好处费｡
5､联合上项目,明亏实盈参与私分｡比如有一个村子投入200多万元与一个私人企业的老板建煤矿｡村民们反映说,这两年煤价这么高,别的矿都赚钱,可这个村与人合办的矿却给村民代表汇报说亏损了｡村民们不认可,反映“村官”与老板共同做假,明亏实盈,“村官”得好处｡
6､违法出售房基地｡在不少村子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一块三四分地的宅基地少的5000-6000元,多的达20000-30000元,村民把钱交给“村集体”后,就可以盖房子,但村里不保证能办理宅基地证书｡记者看到一些村子的村民交了钱后,有的能从村里拿回一个收据,盖大队的公章,有的能拿回一个白条,只有收款人的签名和日期,有的则交钱后什么手续也没有,只是“村官”的一句话:你就放心的盖房吧｡
7､违规处理沙滩､林地､树木等村集体资源｡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一些以农业为主的村子｡这种类型的村子既不属于城乡结合的城郊位置,没有城市的依托,也不属于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带,能够很快变现的有的村用沙滩地,有的用林地,有的用树木,或租赁,或承包,或出售｡只要村集体有了钱,“村官”暴富就有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8､上级给的不公开的奖励｡这几年由于经济发展得较快,需要不断扩大城市规模,不断向农民征地,而征地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无论是政府也好,开发商也好,都不“善于”做农民的工作,做被征地农民的工作主要靠“村官”｡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有的政府部门就给有征地任务的村干部出台不成文的奖励制度,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有的地方奖励现金,完成任务后每征一亩地,奖给村干部30-50元;如果征地后用于开发房地产的,有的地产商许诺办完征地手续后,给村干部若干套一定面积的住房,这样来调动“村官”督促农民让出土地的积极性｡当然,这部分是不能公开的,这也是在征地中,村民与“村官”往往意见不一致的内在原因｡
暴富的社会根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村官”的暴富和村集体的财务状况是分不开的,比如机动地承包收入､征地补偿费收入､出售房基地的收入等,都是大笔收入,少则几万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上千万,对一个村子的农民来说,对这其中的每一项收入的使用情况都是非常关注的｡有的人认为,你不能说村集体有钱,“村官”就一定暴富,这话有道理,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大凡能够快速暴富的“村官”,多数是村集体比较富裕的,这一社会根源暴露出我们村级的民主管理制度没有得到认真落实,有的则相当粗放｡比如某村在2003年春,被国家征地100多亩,第一批补偿款60多万元上级很快拨到了村里｡结果这笔款没有拨到村集体的账上,而是拨到了村支书个人的一个存折上｡村支书说因为村里欠着银行贷款,怕银行把钱划走了｡后来,这其中的30多万发给了被占地的农民,还剩下属于村集体的部分仍在村书记的存折上,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位村支书个人买了一部普桑轿车,还买了一台挖掘机从事经营｡村民们怀疑村支书贪污或挪用了有他个人保管的征地补偿费,他们反映到了乡里,乡领导答复说,法律没有规定支部书记不许买轿车､挖掘机,你们说他用的是征地款,有什么证据吗?就这样,村民拿不到证据,再往上反映也没有结果｡试想,如果我们的村级班子民主管理制度健全,这样的事能发生吗?
“村官”暴富的另一个社会因素是,个别“村官”与乡镇等上级领导串通,甚至结成利益共同体,以寻求上面的保护｡这种情况比较突出的是,一些小型的个体矿山､砖厂､采沙厂等,背后多有上级部门的参与｡还有把农田当作宅基地乱批､乱卖也属这种情况｡他们采取的方法是,能干就干,上级管得紧了,群众反映强烈了,就停几天,风头一过,接着再干｡因为这些行业多属违法,但利润比较高,又有上级庇护,因此就成为了“村官”暴富的一大社会因素｡
“村官”暴富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的大环境｡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一些“村官”,经常面对城市里的一些奢华生活,经常与银行､建筑､政府的审批部门等一些经济违法案件高发领域的人打交道,看到的多是开宝马､坐奔驰､吃海鲜､泡小姐的现象,难免产生向他们的生活方式“靠扰”的思想意识,因此,“暴富”的各种措施,包括合法的,违法的,擦政策边的就都用上了,至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去过多的考虑｡
“村官”暴富对其所在农村发展的影响,是村集体或个人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后,如何根据本地的情况扩大生产,上新项目,这方面特别需要正确的引导;村集体的民主管理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必须认真落实,从根子上堵住集体财产流失的漏洞｡
(据《检察风云》)
“村官”暴富愈演愈烈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村开始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各地农村都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叫做“算盘响,换队长”｡意思是说,农村中的村干部非常难当,谁都不愿干｡“算盘一响”,即一年结束后,就另换新的当家人｡改革开放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无论是落后地区的农村,还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争着当村干部的现象,尤其是那些城乡结合部或有资源优势的农村,“村官”的吸引力更大｡近年来,每到“村官”换届选举时,媒体上频频出现的贿选事件,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为什么一个不入品的小小“村官”,对一些人来说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其原因在于这几年农村中日趋增多的“村官”暴富现象｡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到2003年我国的乡镇总数约48000个,行政自然村的数量是709257个｡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党的基层组织条例”相关规定,“村官”指的就是“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一般讲,村子人口多的,“两委班子”的成员要10多个,村子人口少的,“两委班子”的成员要5-6人｡本文所叙述的“村官”,并非指“两委”班子的全部人员,而是指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狭义的,仅指村级两委班子中的主要领导:村书记,村主任｡
“村官”暴富,也没有一个绝对数去衡量,只是一个社会化属性的概念｡一个“村官”是否暴富,只能与这个“村官”所生活的村子里的整体村民的收入状况相比较｡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比较大,所以对“村官”是否暴富的衡量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生产力落后,普通村民的年收入只有2000-3000元人民币,而那里的一个“村官”年收入达到一万多元,是普通村民的4倍或5倍甚至更多,那么,就属于暴富｡如果到了南方或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早在1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说法,“万元户,不算数,十万八万刚起步｡”那里的“村官”年收入要明显地超过当地一般村民数倍,才能算做暴富｡
“村官”暴富的表现,一是显性的:家里的房屋高大漂亮,高档家用电器样样俱全,平时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村民,交通工具,机械化农具大都具备,有自己或合伙经营的企业､商业或服务设施等;二是隐性的,即不直接从事企业､商业等传统的盈利活动,而是搞地下金融投资,股票投入等｡
“村官”暴富的步伐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发展的｡最快的就是自1998年到现在这7年的时间里｡从那时搞“拉动内需”开始,到后来的大搞“招商引资”,再到后来的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搞的“重点工程”,“政绩工程”,大马路,大广场,大项目,大开发,大手笔,这期间的每一个“大”,最后的落脚点都在土地上,都要过“村官”这一关,所以,“村官”的暴富速度就明显地加快了｡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和矿产资源比较集中的村子,“村官”暴富的速度最快｡因为城市的扩张,需要征用大量的耕地,矿产资源的价格,这几年也是一个劲的往上蹿,这些地域的“村官”暴富,有时就在一夜之间,快的就连他们自己也想不到,几百､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进到村里的账上,有时候三倒两倒,有相当一部分钱就流入了一些“村官”的腰包;还有一些村子,虽然不属于城乡郊区,但因修路､上项目等需要征用大量土地｡因按政策规定,征地费用中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归村集体使用,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监管制度的缺位,也使一些“村官”有了不少暴富的机会｡
暴富的主要途径
按照国家政策的相关规定,一个村里的主要领导,每月的工资是很少的,一般在80到100多元或者更多一些,主要的还是靠种地收入为主｡然而这些年来有的“村官”能够在短时间内聚敛大量的财富,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农民们反映说,这类“村官”虽然各有各的招数,但大多数都离不开“红”“黑”“灰”这样三条道｡“红”,就是政策之内的,遵纪守法,其他村民都可以仿照去做的｡如蔬菜大棚,搞养殖业,根据当地的市场优势,开公司､办企业等;“黑”,说的是利用自己的权势,违法敛财,如低价承包集体的耕地,搞涉农物资的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等｡靠这两条路真正暴富都是少数“村官”,因为这两条路哪条也不好走,“红”道利润太低,“黑”道风险太大｡“村官”暴富较多的是走“灰道”｡这样的“道”,只有“村官”能走,所以能够发财｡“灰”道的主要形式是:
1､借机承揽国家的工程｡像修公路这样的需要大量土方的工程,需要占地｡当建设单位与被占地村的干部商议时,有的村干部就提出要求参与土方运输的供应,并且要有一定的量｡这种情况下,施工部门一般都愿意让村干部参与,为的是好做村民的征地工作｡村干部拿到工程以后,或本人､或让自己的亲属参与经营,因为大多是一手､二手的工程,价格比较高,用的又是自己村的地,在结算时也没有风险｡因此有的“村官”,拿到工程后,自己干不完,又转包给别人,从中获利｡
2､改变国家的征地政策,变现金补偿为调地安置｡一般来讲,国家征地后,对于被征地的农民都实行现金补偿,每亩地一般在几千元到一两万元不等｡有的“村官”为了“村里”花钱方便,就把村里的地打乱,变补偿为调地｡这样就把补偿给失地农民的钱留到了村集体,“村官”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3､多留机动地,对外发包｡对于机动地,“土地承包法”有明确的规定,不能超过村集体耕地总面积的5%,而有的“村官”为了村集体的资金充裕,超标准留用机动地,有的达到8%还多｡
4､搞村集体公益事业,拿好处费｡像村里修路､打井､建学校等公益事业,很少有人招标竞争,一般都是“村官”来确定施工单位,或明或暗捞取对方的好处费｡有个村子的村民反映打一眼100米深的机井,都是土层,下的是水泥管,一共不到4万元,有的“村官”就能从中拿到5000-6000元的好处费｡
5､联合上项目,明亏实盈参与私分｡比如有一个村子投入200多万元与一个私人企业的老板建煤矿｡村民们反映说,这两年煤价这么高,别的矿都赚钱,可这个村与人合办的矿却给村民代表汇报说亏损了｡村民们不认可,反映“村官”与老板共同做假,明亏实盈,“村官”得好处｡
6､违法出售房基地｡在不少村子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一块三四分地的宅基地少的5000-6000元,多的达20000-30000元,村民把钱交给“村集体”后,就可以盖房子,但村里不保证能办理宅基地证书｡记者看到一些村子的村民交了钱后,有的能从村里拿回一个收据,盖大队的公章,有的能拿回一个白条,只有收款人的签名和日期,有的则交钱后什么手续也没有,只是“村官”的一句话:你就放心的盖房吧｡
7､违规处理沙滩､林地､树木等村集体资源｡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一些以农业为主的村子｡这种类型的村子既不属于城乡结合的城郊位置,没有城市的依托,也不属于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带,能够很快变现的有的村用沙滩地,有的用林地,有的用树木,或租赁,或承包,或出售｡只要村集体有了钱,“村官”暴富就有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8､上级给的不公开的奖励｡这几年由于经济发展得较快,需要不断扩大城市规模,不断向农民征地,而征地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无论是政府也好,开发商也好,都不“善于”做农民的工作,做被征地农民的工作主要靠“村官”｡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有的政府部门就给有征地任务的村干部出台不成文的奖励制度,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有的地方奖励现金,完成任务后每征一亩地,奖给村干部30-50元;如果征地后用于开发房地产的,有的地产商许诺办完征地手续后,给村干部若干套一定面积的住房,这样来调动“村官”督促农民让出土地的积极性｡当然,这部分是不能公开的,这也是在征地中,村民与“村官”往往意见不一致的内在原因｡
暴富的社会根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村官”的暴富和村集体的财务状况是分不开的,比如机动地承包收入､征地补偿费收入､出售房基地的收入等,都是大笔收入,少则几万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上千万,对一个村子的农民来说,对这其中的每一项收入的使用情况都是非常关注的｡有的人认为,你不能说村集体有钱,“村官”就一定暴富,这话有道理,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大凡能够快速暴富的“村官”,多数是村集体比较富裕的,这一社会根源暴露出我们村级的民主管理制度没有得到认真落实,有的则相当粗放｡比如某村在2003年春,被国家征地100多亩,第一批补偿款60多万元上级很快拨到了村里｡结果这笔款没有拨到村集体的账上,而是拨到了村支书个人的一个存折上｡村支书说因为村里欠着银行贷款,怕银行把钱划走了｡后来,这其中的30多万发给了被占地的农民,还剩下属于村集体的部分仍在村书记的存折上,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位村支书个人买了一部普桑轿车,还买了一台挖掘机从事经营｡村民们怀疑村支书贪污或挪用了有他个人保管的征地补偿费,他们反映到了乡里,乡领导答复说,法律没有规定支部书记不许买轿车､挖掘机,你们说他用的是征地款,有什么证据吗?就这样,村民拿不到证据,再往上反映也没有结果｡试想,如果我们的村级班子民主管理制度健全,这样的事能发生吗?
“村官”暴富的另一个社会因素是,个别“村官”与乡镇等上级领导串通,甚至结成利益共同体,以寻求上面的保护｡这种情况比较突出的是,一些小型的个体矿山､砖厂､采沙厂等,背后多有上级部门的参与｡还有把农田当作宅基地乱批､乱卖也属这种情况｡他们采取的方法是,能干就干,上级管得紧了,群众反映强烈了,就停几天,风头一过,接着再干｡因为这些行业多属违法,但利润比较高,又有上级庇护,因此就成为了“村官”暴富的一大社会因素｡
“村官”暴富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的大环境｡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一些“村官”,经常面对城市里的一些奢华生活,经常与银行､建筑､政府的审批部门等一些经济违法案件高发领域的人打交道,看到的多是开宝马､坐奔驰､吃海鲜､泡小姐的现象,难免产生向他们的生活方式“靠扰”的思想意识,因此,“暴富”的各种措施,包括合法的,违法的,擦政策边的就都用上了,至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去过多的考虑｡
“村官”暴富对其所在农村发展的影响,是村集体或个人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后,如何根据本地的情况扩大生产,上新项目,这方面特别需要正确的引导;村集体的民主管理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必须认真落实,从根子上堵住集体财产流失的漏洞｡
(据《检察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