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翦伯赞先生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历史的学者之一，先生治学严谨，著作宏富，史学成就极高，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并称“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大家”。除此之外，翦伯赞还是位才华横溢、文采风流的诗人与散文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不仅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更与历史巧妙结合，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然而，相比于其学术成就，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良史风骨更是备受推崇和颂扬。著名史学理论家王学典称翦伯赞“留给史学界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他的良史人格”。
　　投笔从戎，马列战士
　　翦伯赞先生早年励志求学，他5岁入私塾，6岁入清真小学，14岁入常德中学，18岁中学毕业后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夏，毕业后回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师。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并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25年冬回国，次年春来到北京，于3月18日参加了青年学生和市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在政府门前，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的枪击，死伤200余人，酿成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翦伯赞的帽子亦被子弹打穿，他认为这样的政府必须要推翻，于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南下。1926年冬天，他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任总政治部特派员。
　　1927年春，先生受政治部委派，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南部地区）都统商震响应北伐。他自上海取道天津、北京，4月初至太原。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组成南京“国民政府”，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阎锡山态度动摇，翦伯赞多次去访谈不得要领，便于6月间到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商震初时态度尚好，可是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和蒋介石勾结，亦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商震受阎锡山节制，态度也有变化。他接到阎锡山的电报，命他立即逮捕翦伯赞。晋军名将商震是位有正义感的将领，未执行命令，而是劝翦伯赞离开绥远。先生遂经大同、转北京，逃亡至上海，从而幸免于难。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在中国建立了反动统治。中国要向何处去？这在当时许多人的心中画了一个问号。一批为蒋介石统治服务的知识分子宣传中国已革命成功，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反对继续革命。但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当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争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展为关于中国社会_生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的影响下，翦伯赞先生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此期间他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要论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翦伯赞又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连续发表《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最前列》等论文，还与吕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揭露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先生以著作论文为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展现了青年学者的拳拳爱国心。
　　1933年春，先生在天津意租界被捕，后被驱逐出境，逃到上海。他在上海遇到中共重要干部董维键，董维键建议他设法争取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同情革命，做一些掩护和营救工作。随后翦伯赞来到南京任覃振的私人秘书，继续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和学术研究。1937年5月，先生在南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的先生，不仅仅是历史学家，还是马列战士。他一面在特务横行、暗无天日的蒋统区，以冯玉祥、覃振等国民党政界、军界、文化界许多重要人物为统战对象，长期开展统战工作，一面在抗日烽火中开展历史研究，并著书撰文，在国统区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战，强烈谴责国民党汉奸卖国贼，公开歌颂毛泽东、朱德和工农红军。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翦伯赞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
　　走自己的路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先生仍不忘治学。七七事变后，翦伯赞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被誉为“唯物史观派学术史上的丰碑”，奠定了他在“新史学”理論研究的崇高地位。
　　1938年，抗日名将冯玉祥随民国政府西迁到陪都重庆。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十分尊重学者，在文化界拥有很多朋友。为了学习中国历史，冯玉祥请翦伯赞先生为自己讲历史课。当时，翦伯赞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并经常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授课。他还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上层政治领域和文化教育界，做了大量统战工作。翦伯赞给冯玉祥讲课时，总是广征博引，妙趣横生，且能以古喻今，深入浅出，很受冯玉祥的欢迎。
　　有一次，蒋介石到了冯玉祥的住处，看见客厅内聚集了不少人，一直提防冯玉祥的蒋介石很敏感，以为冯玉祥在开什么“小会”，顿露不悦之色。看到蒋介石不期而至，冯玉祥连忙站起来对蒋介石说，“今天是我请翦伯赞先生给我们讲历史课。”说着便拉着翦伯赞的手，将之介绍给蒋介石。蒋介石见此情，连声说：“好，好，好，你继续讲，今天我也是来听你讲课的。”谁知翦伯赞却慢吞吞地说：“对不起，现在已经到了下课时间。”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十分尴尬。翦伯赞不畏强权的学者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1940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冯玉祥上了峨眉山，翦伯赞的其他两项职务均被撤销。他根据周恩来的部署，按照“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闭门著书，开展学术活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他这时被郭沫若聘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专门委员，经常被请到文工会做学术讲演。1942年2月17日，郭沫若给他写信说：“日前莅城讲学，穷搜博览，析楼规宏，听者无不赞佩，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 　　1942年夏，先生着手撰写《中国史纲》第一卷（先秦史），约30万字，半年脱稿;又用一年多时间撰写出第二卷（秦汉史），约46万字，两书相继出版，史学家称为“水平最高”，更奠定了他“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缔造者”的地位。
　　他還根据政治需要，发表论文60余篇，著名的有《论两宋的汉奸及傀儡组织》《论明代倭寇及御倭战争》《桃花扇底看南朝》等。这些论著的学术价值都很高，各篇论文又都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揭露批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腐朽及其对日妥协、投降的作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8月28日，毛泽东自延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问题，翦伯赞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冯玉祥、覃振及其他一些高级民主人士的工作。在次年1月举行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被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聘为顾问。
　　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很重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重视改造旧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先生提出以“战国封建论”的观点来布展，从而解决了一个布展时历史分期的难题。除去历史研究，先生还积极参与历史教育。1958年1月，先生参加周扬召开的关于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座谈会，他为了满足周先生的要求，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中抽调部分人力支持编写，先生以这样的方式支持着中国历史教育。1961年春，先生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外历史年表》等，这些教材沿用至今。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极左思潮肆虐，对学术、文化教育、政治经济都造成严重危害。就在这时，翦伯赞先生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实事求是这一重要原则，他毅然逆风而行，勇敢地对极左思潮展开激烈斗争。正如他说的那样：“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
　　翦伯赞先生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诞生，在民主共和的思潮中启蒙成长，在北伐的烽火中初显革命品质，在抗日的硝烟中紧跟共产党踏上救国救民的光明征途。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左倾”的斗争中又一马当先，坚持和捍卫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路线，树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铮铮铁骨和对历史学术的责任感让他在动荡的时代中陨落史坛。先生生前最爱梅花，而他也坚持真理，不畏强暴，正如梅花一般，铮铮傲骨遗世而独立。梅花傲雪，这就是一代良史翦伯赞的精神风骨！
　　往事如烟而去，往事也并不如烟。如今，很多人对翦伯赞这个名字已经很陌生了，掸去历史的尘灰，回望翦伯赞先生的一生，这是学术的一生，教育的一生，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先生追求真理、追随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遗大投艰、取精用弘的治学态度，奖掖来者、惠泽后学的长者襟怀，是留给历史最宝贵的财富。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风范，山高水长。先生虽已离开，却从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