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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涉及到“利益”关系，都得有一方做出适当的调整或让步，并更多地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找到一个基本的平衡；而要达到更有远见的层面，各方就必须找到共同的目标以及对共同目标的阐释和信念。
《论中国》，正是带给了我们这样一顿饕餮大餐。
由企鹅出版商出版、中信出版社向中国读者推荐的《论中国》一书，在它简洁如洗的白色封面上，只有红色的书名和黑色的作者名字——亨利·基辛格。仅仅是这样的出版装帧就足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了，更何况它的作者是一位跨世纪的著名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50多次到访中国并与中国四代国家领导人打过交道，而由他来“论中国”，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体验呢？完全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文明古国，去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价值观碰撞，去认识价值观背后的文化渊源，并再回到我们身处的时代去思考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独特的文化思维
1962年10月，毛泽东召集一批高级军政领导人到北京开会，而此时，距首都2000英里外的中国西部，在气候恶劣、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带，中印两国军队正在双方有争议的边界线两边对峙着。
争议起源于对历史的不同解释：印度坚称英国统治下划定的边界有效，而中国坚持以当年中华帝国的疆界为准。于是，印度沿自己认定的边界一侧建立哨所，中国则包围了印度的阵地。这样，解决领土争端的谈判便以搁浅告终。
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
毛泽东追溯历史，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那次是由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朝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而结果，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两国仍可以长期和平相处。但为了这一点，中国不得不使用武力“敲打”印度，迫其回到“谈判桌上来”。而另外“半次仗”则发生在700年后，由蒙古的帖木儿大获全胜，但他的大军进入印度后屠杀了10万多名俘虏。借鉴这一次，毛泽东叮咛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礼有节”。
根据毛泽东阐述的方针，中国开始制定进攻计划。几周之后，中国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发起了突然袭击，给予印度阵地以致命打击，旋即又回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甚至还退还了缴获的印军重武器装备。
在此，基辛格感慨一种独特的文化思维：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役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连绵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传统如此一脉相承。
基辛格以这样一个故事开场，谈道：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就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天下一统的“独立”意识
基辛格捣腾到了中国远古的起源。
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起源的传说倍加珍视。同时，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
黄帝被很多中国人尊崇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帝王，根据这一传说，当时中国似乎已经存在。根据有关黄帝的古代传说，他也是重建而不是创建了一个帝国。中国历史的这一悖论同样体现在古代圣贤孔子身上。孔子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始祖”，但孔子强调说他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是想重振大同的理念。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统一意义深远，此前的朝代延续了近千年。而自此，中国维系了大一统帝国的理想，虽然分裂与统一的循环周而复始，终究，疆土辽阔的中国加深了自成一体的观念：皇帝威加海内，君临天下，或者说“天下统一”。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但中国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阻隔了中国和印度更密切的交往，中亚无垠的荒漠隔断了中国文化与波斯和巴比伦近东的交流，更不要说罗马帝国了。中国和日本具有同样的文化内核及政治制度，但却彼此相轻，它们处理彼此关系的方法就是减少往来，几百年一直如此。欧洲既是“西洋”，距离中国更加遥远，中国文化自然鞭长莫及。郑和对开疆扩土似乎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带回国的不过是礼物，即“贡品”。
基辛格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光荣独立在人类历史上也就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意识。
近代西方的国际关系观念产生于16～17世纪，当时的欧洲没有一国足够强大，从而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国，也没有哪一种宗教具有足够的权威而能畅行天下。各国主权平等和法律平等的概念便成为了国际法和外交的基础。中国却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它从未长期地与另一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过。皇帝君临天下被视为自然法则，体现天命。孔子倡导一个等级制的社会，认为一个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儒家秩序便激励人们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
就这样，中国携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
非“伙伴”关系，应“共同进化”
从远古到近代，再到现代，然后，基辛格在书中仍然用了一半的篇幅详尽地叙述了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恢复”，他谈及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交往和对中国“改革”、“开放”步履蹒跚的见证。江泽民曾对基辛格说：中国有11亿人口，她很大，有许多动力，要把她向前推并不容易，这是实话。
基辛格最终的愿望是建立“太平洋共同体”。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也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概念则能够缓解双方的担心。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属于这个地区，都来参与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这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曾比任何一个邻国都强大得多，但那些邻国若是联合起来，就有可能威胁、也确实威胁过“帝国”的安全。那么，战略互信能够取代一个战略威胁体系吗？
基辛格认为，要实现“共同进化”，就必须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一是要有大国的“磋商机制”，通过磋商，各方就有可能很专业地维护共同利益。二是把常态性危机的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来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三是建立“共同体”的概念，只要有关国家的领导人高度重视这个概念，坚信这一体系，努力构建这一体系才有意义。而“太平洋共同体”，实是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
与基辛格以往的多本专著不同，《论中国》并非主要以论述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主，这次，基辛格更像一个历史学家，以学者的眼光去道出了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国度应有的步伐。
《论中国》，或许我们更多地，是看到了一种学识和睿智。
责任编辑：王 缨
《论中国》，正是带给了我们这样一顿饕餮大餐。
由企鹅出版商出版、中信出版社向中国读者推荐的《论中国》一书，在它简洁如洗的白色封面上，只有红色的书名和黑色的作者名字——亨利·基辛格。仅仅是这样的出版装帧就足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了，更何况它的作者是一位跨世纪的著名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50多次到访中国并与中国四代国家领导人打过交道，而由他来“论中国”，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体验呢？完全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文明古国，去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价值观碰撞，去认识价值观背后的文化渊源，并再回到我们身处的时代去思考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独特的文化思维
1962年10月，毛泽东召集一批高级军政领导人到北京开会，而此时，距首都2000英里外的中国西部，在气候恶劣、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带，中印两国军队正在双方有争议的边界线两边对峙着。
争议起源于对历史的不同解释：印度坚称英国统治下划定的边界有效，而中国坚持以当年中华帝国的疆界为准。于是，印度沿自己认定的边界一侧建立哨所，中国则包围了印度的阵地。这样，解决领土争端的谈判便以搁浅告终。
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
毛泽东追溯历史，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那次是由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朝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而结果，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两国仍可以长期和平相处。但为了这一点，中国不得不使用武力“敲打”印度，迫其回到“谈判桌上来”。而另外“半次仗”则发生在700年后，由蒙古的帖木儿大获全胜，但他的大军进入印度后屠杀了10万多名俘虏。借鉴这一次，毛泽东叮咛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礼有节”。
根据毛泽东阐述的方针，中国开始制定进攻计划。几周之后，中国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发起了突然袭击，给予印度阵地以致命打击，旋即又回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甚至还退还了缴获的印军重武器装备。
在此，基辛格感慨一种独特的文化思维：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役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连绵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传统如此一脉相承。
基辛格以这样一个故事开场，谈道：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就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天下一统的“独立”意识
基辛格捣腾到了中国远古的起源。
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起源的传说倍加珍视。同时，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
黄帝被很多中国人尊崇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帝王，根据这一传说，当时中国似乎已经存在。根据有关黄帝的古代传说，他也是重建而不是创建了一个帝国。中国历史的这一悖论同样体现在古代圣贤孔子身上。孔子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始祖”，但孔子强调说他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是想重振大同的理念。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统一意义深远，此前的朝代延续了近千年。而自此，中国维系了大一统帝国的理想，虽然分裂与统一的循环周而复始，终究，疆土辽阔的中国加深了自成一体的观念：皇帝威加海内，君临天下，或者说“天下统一”。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但中国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阻隔了中国和印度更密切的交往，中亚无垠的荒漠隔断了中国文化与波斯和巴比伦近东的交流，更不要说罗马帝国了。中国和日本具有同样的文化内核及政治制度，但却彼此相轻，它们处理彼此关系的方法就是减少往来，几百年一直如此。欧洲既是“西洋”，距离中国更加遥远，中国文化自然鞭长莫及。郑和对开疆扩土似乎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带回国的不过是礼物，即“贡品”。
基辛格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光荣独立在人类历史上也就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意识。
近代西方的国际关系观念产生于16～17世纪，当时的欧洲没有一国足够强大，从而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国，也没有哪一种宗教具有足够的权威而能畅行天下。各国主权平等和法律平等的概念便成为了国际法和外交的基础。中国却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它从未长期地与另一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过。皇帝君临天下被视为自然法则，体现天命。孔子倡导一个等级制的社会，认为一个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儒家秩序便激励人们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
就这样，中国携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
非“伙伴”关系，应“共同进化”
从远古到近代，再到现代，然后，基辛格在书中仍然用了一半的篇幅详尽地叙述了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恢复”，他谈及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交往和对中国“改革”、“开放”步履蹒跚的见证。江泽民曾对基辛格说：中国有11亿人口，她很大，有许多动力，要把她向前推并不容易，这是实话。
基辛格最终的愿望是建立“太平洋共同体”。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也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概念则能够缓解双方的担心。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属于这个地区，都来参与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这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曾比任何一个邻国都强大得多，但那些邻国若是联合起来，就有可能威胁、也确实威胁过“帝国”的安全。那么，战略互信能够取代一个战略威胁体系吗？
基辛格认为，要实现“共同进化”，就必须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一是要有大国的“磋商机制”，通过磋商，各方就有可能很专业地维护共同利益。二是把常态性危机的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来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三是建立“共同体”的概念，只要有关国家的领导人高度重视这个概念，坚信这一体系，努力构建这一体系才有意义。而“太平洋共同体”，实是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
与基辛格以往的多本专著不同，《论中国》并非主要以论述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主，这次，基辛格更像一个历史学家，以学者的眼光去道出了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国度应有的步伐。
《论中国》，或许我们更多地，是看到了一种学识和睿智。
责任编辑：王 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