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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杂院，很多南京人都有共鸣，这甚至占据了几代人的生活记忆。如今，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变迁，这些大杂院民居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大杂院记忆
叶兆言小时候曾住在杨公井，在一栋带院子的洋房里，他度过了大约20年。据长辈们说那里曾属于某洋行，最初只住着一户人家，堪称那年代的豪宅。叶兆言一家搬进去时，已经住了好几家，院子里收拾妥当，种上花花草草，景致很是漂亮。
可好景不长，文革期间，院子被破坏，花草植物大概都死亡，院子荒废下来。无法想象的是，由于住房紧张，后来整个院子最多塞满了十几户人家。美景不再，叶兆言家所住的洋房也就与街头巷尾其它拥挤的大杂院无异了。
自民国建都南京后，有一段时期，不少官商、小资产者纷纷在市内或近郊兴建房产，修建了许多别墅和规模不等的各种院宅。而从1949年到1978年之间，南京的住宅建设止步不前，直接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只占总投资的5%。在这30年里，南京城区中，公房较多。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居民区里建起工厂，有的单位对房屋随意改建、拆建、扩建。还有的房屋在维修时，房管部门拆掉了马头墙，把原来的灰色小瓦换成红色的瓦，用水泥粉刷外墙，破坏了民居的环境和原本的风貌。
到文革结束后，曾经下放的30万知青回城。居住需求陡增，而一时又找不到更多的房源，一些住房困难户便在房前屋后改建和加建，大量的违章建筑使得居住环境更为恶化。那时候，一些原来只住一两户的院子，普遍能住上十几户人家。因此，许多整洁的庭院沦为了大杂院。
为数不多的独门别户庭院成了那时代最高规制的奢侈品。“过去，上中学时若听到有同学中说家里有院子，那八成是高干家庭。”一位曾住过大杂院的住户陈先生表示，在七八十年代，市区内拥有一个院子非常奢侈，再如果听到邀请说“到我家院里喝点小酒”，这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
大杂院是那个年代最接地气的生活方式。叶兆言表示，虽然邻居们性情、职位千差万别，但相同的是几乎每家每户的住房面积都较小。家常常只作为卧室，院子里除了塞满旧物的小砖房，还作为家家户户的功能空间，因此院子中的绿化极为罕见。许多家庭活动都是在院子里进行的，劳作、交往与其他的娱乐往往融为一体。
在大杂院里的生活记忆，叶兆言至今记忆犹新。家里空间狭小，院里的邻居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接近家居氛围，私密性尤其差。即便家里来位客人，邻居们仍会毫无顾忌地串门，完全无个人空间，很多不便之处便显而易见。
“虽说大杂院的生活更为方便邻里间互相帮助，但门挨门的大杂院环境，使得个人隐私得不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因此我并不怀念那种生活。”叶兆言说，等到条件允许，他们家立即搬离了大杂院。
在他看来，30年前的住房条件恶劣，尤其是在城市里，一家人或许就挤一间房，居住拥挤、公共设施简陋，这让80%城市居民的生活都显得狼狈不堪。
而现在居住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至少居住空间比过去大多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独门别院的庭院生活显得太奢侈，但很多小区拥有的公共庭院依然可以给居住者带来极好的享受。”叶兆言说，他现在所住的小区公共环境不错，但他也有院子情结。现在他在马鞍山租了一间带小院的房子，经常会过去小住。
选择性地保护
大杂院生活，曾经是南京城区里最为普遍的居住方式。南京最典型的大杂院便是位于老城南的秦淮河两岸的民居。
直到本世纪初，老城南的这些人文环境的原生态，民俗民情、民衣民食依然可以很好地在这里展现出来。专家们发现，虽然这些民居沦为了大杂院，但大量老式民居大多数是明清时代传承下来，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些民居有统一的特色：青瓦灰砖马头墙，砖雕门楼，青石铺地，木结构的门窗、隔扇、栏杆雕刻都繁复精美。这种质朴大方的建筑风格，既不同于徽派建筑的张扬，又不同于苏州建筑的书卷气。
不过由于历史遗留而形成的破破乱乱的大杂院形象，看似始终与新城建设格格不入，相关部门便形成了全部拆光以完成旧城改造的概念。过去，人们缺乏保护传统建筑的意识，并没有发觉老城南的文化含量，城市建设第一，因此对老城南大肆破坏。虽然近几年来，老城南的保护，逐步受到专家和市民的关注，但大部分民居都未能幸免。
从2006年开始，老城南的拆迁拉开序幕，如今老城南的历史街区遗存飞速减少。遗存下来的民居保护现状参差不齐，不少城市民居已经有名无实，或残缺不全，保护前景令人堪忧。颜料坊49号，称得上南京老城南的标志性民居，是市级文保单位，不过近日该地块民居遭到野蛮施工，后面几进惨遭破坏。
说起逐渐消失的老城南民居，叶兆言表示，对老城南的保护是责无旁贷，文物被破坏，就类似于一场大屠杀，永远不可能再复原。
叶兆言强调，老城南的保护和改造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首先得有一个有责任的专家团队来对老城南民居做一个认定，什么可以拆，什么不可以拆。可以有选择地、有重点地对部分无法保存的民居进行拆除，将其中具有传统文化元素的东西暂时保存起来并保留下来。
对于那些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保护的民居，如果被蓄意破坏，无论是专家或是相关官员，都应该被记录在案，这些会被当成城市污点记录在城市规划当中。不能当文物被破坏之后，仅有轰动一时的谴责，更需要有一个长期的问责机制。
大杂院记忆
叶兆言小时候曾住在杨公井，在一栋带院子的洋房里，他度过了大约20年。据长辈们说那里曾属于某洋行，最初只住着一户人家，堪称那年代的豪宅。叶兆言一家搬进去时，已经住了好几家，院子里收拾妥当，种上花花草草，景致很是漂亮。
可好景不长，文革期间，院子被破坏，花草植物大概都死亡，院子荒废下来。无法想象的是，由于住房紧张，后来整个院子最多塞满了十几户人家。美景不再，叶兆言家所住的洋房也就与街头巷尾其它拥挤的大杂院无异了。
自民国建都南京后，有一段时期，不少官商、小资产者纷纷在市内或近郊兴建房产，修建了许多别墅和规模不等的各种院宅。而从1949年到1978年之间，南京的住宅建设止步不前，直接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只占总投资的5%。在这30年里，南京城区中，公房较多。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居民区里建起工厂，有的单位对房屋随意改建、拆建、扩建。还有的房屋在维修时，房管部门拆掉了马头墙，把原来的灰色小瓦换成红色的瓦，用水泥粉刷外墙，破坏了民居的环境和原本的风貌。
到文革结束后，曾经下放的30万知青回城。居住需求陡增，而一时又找不到更多的房源，一些住房困难户便在房前屋后改建和加建，大量的违章建筑使得居住环境更为恶化。那时候，一些原来只住一两户的院子，普遍能住上十几户人家。因此，许多整洁的庭院沦为了大杂院。
为数不多的独门别户庭院成了那时代最高规制的奢侈品。“过去，上中学时若听到有同学中说家里有院子，那八成是高干家庭。”一位曾住过大杂院的住户陈先生表示，在七八十年代，市区内拥有一个院子非常奢侈，再如果听到邀请说“到我家院里喝点小酒”，这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
大杂院是那个年代最接地气的生活方式。叶兆言表示，虽然邻居们性情、职位千差万别，但相同的是几乎每家每户的住房面积都较小。家常常只作为卧室，院子里除了塞满旧物的小砖房，还作为家家户户的功能空间，因此院子中的绿化极为罕见。许多家庭活动都是在院子里进行的，劳作、交往与其他的娱乐往往融为一体。
在大杂院里的生活记忆，叶兆言至今记忆犹新。家里空间狭小，院里的邻居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接近家居氛围，私密性尤其差。即便家里来位客人，邻居们仍会毫无顾忌地串门，完全无个人空间，很多不便之处便显而易见。
“虽说大杂院的生活更为方便邻里间互相帮助，但门挨门的大杂院环境，使得个人隐私得不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因此我并不怀念那种生活。”叶兆言说，等到条件允许，他们家立即搬离了大杂院。
在他看来，30年前的住房条件恶劣，尤其是在城市里，一家人或许就挤一间房，居住拥挤、公共设施简陋，这让80%城市居民的生活都显得狼狈不堪。
而现在居住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至少居住空间比过去大多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独门别院的庭院生活显得太奢侈，但很多小区拥有的公共庭院依然可以给居住者带来极好的享受。”叶兆言说，他现在所住的小区公共环境不错，但他也有院子情结。现在他在马鞍山租了一间带小院的房子，经常会过去小住。
选择性地保护
大杂院生活，曾经是南京城区里最为普遍的居住方式。南京最典型的大杂院便是位于老城南的秦淮河两岸的民居。
直到本世纪初，老城南的这些人文环境的原生态，民俗民情、民衣民食依然可以很好地在这里展现出来。专家们发现，虽然这些民居沦为了大杂院，但大量老式民居大多数是明清时代传承下来，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些民居有统一的特色：青瓦灰砖马头墙，砖雕门楼，青石铺地，木结构的门窗、隔扇、栏杆雕刻都繁复精美。这种质朴大方的建筑风格，既不同于徽派建筑的张扬，又不同于苏州建筑的书卷气。
不过由于历史遗留而形成的破破乱乱的大杂院形象，看似始终与新城建设格格不入，相关部门便形成了全部拆光以完成旧城改造的概念。过去，人们缺乏保护传统建筑的意识，并没有发觉老城南的文化含量，城市建设第一，因此对老城南大肆破坏。虽然近几年来，老城南的保护，逐步受到专家和市民的关注，但大部分民居都未能幸免。
从2006年开始，老城南的拆迁拉开序幕，如今老城南的历史街区遗存飞速减少。遗存下来的民居保护现状参差不齐，不少城市民居已经有名无实，或残缺不全，保护前景令人堪忧。颜料坊49号，称得上南京老城南的标志性民居，是市级文保单位，不过近日该地块民居遭到野蛮施工，后面几进惨遭破坏。
说起逐渐消失的老城南民居，叶兆言表示，对老城南的保护是责无旁贷，文物被破坏，就类似于一场大屠杀，永远不可能再复原。
叶兆言强调，老城南的保护和改造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首先得有一个有责任的专家团队来对老城南民居做一个认定，什么可以拆，什么不可以拆。可以有选择地、有重点地对部分无法保存的民居进行拆除，将其中具有传统文化元素的东西暂时保存起来并保留下来。
对于那些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保护的民居，如果被蓄意破坏，无论是专家或是相关官员，都应该被记录在案，这些会被当成城市污点记录在城市规划当中。不能当文物被破坏之后，仅有轰动一时的谴责，更需要有一个长期的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