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小说，如果要从题材视角来划分类别，乡土和城市可以视作两个最大的类型。尽管这种题材概念细究起来很不科学，很多人对此划分颇为不屑，但这两个概念的统筹性、概括力却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特所在。为此，我们对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的思考，重点不是做概念辨析，而是考察它们和我们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文本现实有多大的吻合度。
　　就吻合度来看，现代文学以来，的确有大量的乡土题材作品和城市题材作品，但若同样以题材来看，似乎还有一个小城镇文学类别。就以鲁迅小说而言，他的众多作品都被纳入乡土文学范畴，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鲁迅的很多小说，包括那些纳入了乡土文学范畴的小说，都跟“镇”有关系。比如《阿Q正传》《孔乙己》《在酒楼上》《祥林嫂》《风波》等，都是书写“鲁镇”的故事。不说“鲁镇”这个虚构出来的地理空间是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单说这些小说离不开一个由众多人聚集其中的地理语境，这本身就说明，它区别于一般意义上讲述农村故事的乡土文学作品，它们和鲁迅《故乡》一类小说不太一样。“鲁镇”有乡土的那些风俗习惯，也有城市的市场、行政功能。祠堂、宅院、衙门、酒楼、茶馆都存在其中，有现代意义上的商人、青年，也有传统性质的老爷、雇工。可以说，“城镇”的地理语境让更多传统的、现代的因素都聚拢其中，文化的驳杂对碰，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也就变得更为复杂。
　　而当代文学中，余华、苏童的小说有着很好的代表性，不管是先锋还是后先锋时期，他们的作品也都发生或主要发生在小城镇。余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苏童的《妻妾成群》《米》《城北地带》《河岸》《黄雀记》等，都离不开一个小城镇作为故事语境。这些城镇不一定都真实存在，即使存在，讲述的故事也多为虚构。而为什么他们要虚构在小城镇，而不是农村也不是大城市？这跟他们自身的成长环境相关，但也表明，这种小城镇环境给他们提供了无数值得讲述的故事。他们不像乡土文学创作者那样讲述乡村的家族历史或民俗风情，也不像之后的城市文学创作者那样热衷于叙述密室内部的孤独内心，他们更侧重于讲述新旧观念碰撞之下的复杂人性和起伏命运。徐勇说：“乡镇时空这种既封闭又敞开的双重性有利于余华展开对‘变’与‘不变’的辩证思考。”不仅余华，苏童等人的创作均是如此。小城镇因其有市的存在，人口流动性大于农村，新事物的出现频率更大。能够吸收大城市的“新”，这是一种“变”。同时，小城镇还保留了传统的人情伦理结构，关系网牢固，对于具有冒犯性的“新”仍然会给予打压、扼杀。“变”和“不变”，在小城镇是特别矛盾的，这“矛盾”即是文学的发生域。
　　由鲁迅虚构的鲁镇和余华、苏童等人的小城镇叙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相信，小城镇题材文学作品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极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文学审美意义。当代文学史有许多转型，其中一个最大、跟当前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乡土文学转型为城市文学。对于这种创作题材的转型，我们都能分析出背后的社会历史变化。可是，在思考这一转型过程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小城镇题材文学作品的历史位置和文学价值。某种意义上，小城镇文学作品最能代表转型期中国的文学性质和文化特征。小城镇的现实，也更能代表当前中国社会的真实现实。这些年流行逃离“北上广深”，同时也流行着“回不去的乡村”等说法。于是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生活着无数“尴尬青年”。他们无法从事传统的乡村劳作，需要离开乡村，但又不能或不想承受一线大城市的压力，小城镇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生活和理想的寄存地。当前的中国小城镇，会集了无数的乡村青年，也收留了大量退出大城市的农民工、大学生。小城镇的人员复杂程度，可以说是远超乡村世界；而小城镇因为地理空间的小，人与人之间碰撞出“火花”，比起大城市来，概率也高出许多。大城市市民，普遍都是孤独的个体，相互之间多为熟悉的陌生人。
　　人的复杂性，决定了小城镇的复杂性。我们可举一些小说为案例。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石头的暑假》是两篇小城题材小说。《大老郑的女人》讲述一个小县城的外来商贩与本地农村妇女之间的“婚外情”关系。大老郑离开妻子儿女带着三个弟弟来到外地小县城做生意，租住在“我”家院子里。不久之后，大老郑带回来一个女人，平静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女子的丈夫不知情，擅自找到院子里来，被“我”母亲询问到了真实情况。大老郑的女人是本地农村妇女，来到县城打工，毫无技能，只能找那些来自外地的单身商人，结成临时夫妻，同时也像长工一样干家务活，领工资寄回家里。这种奇怪的婚外情，或者说一种变相的娼妓，似乎是当代历史中一个阶段内众多小县城的特色。这个故事里，很明显它掺杂了农村问题与城市现象。农村的生活艰难，单身离家到外地做生意的寂寞，大城市的娼妓问题，这些都糅合在一起了。同时，这个故事也直接表明小城镇的中间地带特征。小城镇的人们，对这种现象的态度也很模糊。像“我”母亲那样，知道那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又对这些人充满同情；不会去批评他们，却也不会允许他们影响到自家的清誉。作家魏微渗透在这个故事内的伦理考量，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小城文化的中间地带特征和乡土到城市的过渡性特征。
　　還比如邵丽的《挂职笔记》。这部集子里的小说，不管真实度有多高，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省城的人到县城挂职，在省城、县城、乡镇、农村之间跑动，比较之后所呈现的见闻感受。邵丽直言：“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县城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单元。往下说，乡镇的人少而稀疏，很难形成一个共同的生活群体。往上说，省市的人多而分散，串联在一起也很难。唯独县城不一样，县城的人上下层层叠叠，左右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认知适用于很多小城镇现状，不仅行政人员，各个层面都是关系网，有其难以撼动的结构。而在这个结构之外，像邵丽小说中的平民百姓齐光禄和牛光荣，没有遇上麻烦事的话可以平静地生活，而一旦遭遇了不公，不在关系网内的他们就很难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只能不断上访、闹事。如今地方上会有各种各样的上访，和小城镇这种密不透风的结构不能说没有关系。这也可以延伸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村题材、底层文学作品都看不到法律的存在。比如东西的《篡改的命》里，高考分数可以被县城官二代化名顶用，冒死求公平而不得，这都跟小城镇的属性相关。 　　魏微、邵丽之外，80后作家陈再见近年有一系列的县城题材小说。他直言说：“我越来越觉得写好中国的故事，就是写好县城的故事。”大城市的故事或许只是大城市人的，但县城的故事除了是县城内部人的故事，还是县城下面无数农民的故事，甚至也是很多大城市人穿梭于城乡之间的落脚点的故事。县城作为“中介”，联通了许多其他地理空间所难以联通的人和事。像《抄家伙》这篇，写出地方县城的乱和蛮：公安执法简单粗暴，民众没有法律意识、只懂求人找关系，青少年蛮狠而重利轻义等，这些在小县城几乎是日常了。还有《南堤对岸是北堤》，叙述一户小县城家庭的生活状态。姐姐大学毕业后在邮局单位上班，成为全家的支柱。不漂亮的姐姐，“单位”属性决定了她在爱情婚姻观念上的高不成低不就，这是小县城青年情感归属上的困惑，他们有着大城市现代青年的爱情欲念，但现实却不容许他们沉浸其中。还比如《乌合》，写一个小县城普通上班人士的生活，从乡村老师升到县城报社记者后，在县城买房安居，生活却变得毫无生趣。用心想让还在乡下上班的妻子调到县城却屡屡失望；以记者身份被认定为同学会秘书长，与那些从大城市归来的同学们觥筹交错时总是自卑难堪；身为记者却无法、无能参与自己居住小区的维权问题；骑着摩托车携家人出游也总是败兴而归……这种小城镇普通人一地鸡毛式的生活，其中人情世故的复杂性，有着乡村和大城市人难以想象的维度。
　　这里举出的少量案例，背后其实有着特别庞大的作品量。先锋小说之前的小说，像《芙蓉镇》这样题材的不在少数，而先锋文学之后，新写实和朱文等人代表的新生代小说，基本都是写小城镇故事。60后、70后、80后作家们大多出生、成长于小城镇，他们的写作离不开城镇记忆。尤其70后的县城，比如鲁敏的东坝镇、徐则臣的花街、薛舒的刘湾镇、魏微的苏北小县城，还有阿乙笔下的县城等等，县城经验决定了他们很多小说的叙事特征。而且，在超级大城市出现之前，这些作家们生活的城镇，不管大还是小，本质上都是小县城性质。从“小县城”成长起来的作家，即便他们后来都生活在“北上广深”这些大都市，他们的城市题材创作也有着小县城的影子，这也是很多学者质疑说当前的城市文学依然乡土味浓重的一大缘由。
　　大都市和小城镇，或许在地理学上可以明确划分，但在文学层面，尤其在我们的作家还身跨多个历史阶段的情况下，要辨析出小城镇叙事与大都市里城市文学的绝对差别是不太可能的。小城镇题材作品，它在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中间，也如小城镇一样位置尴尬。小城鎮的故事性质，是乡土的也是城市的，这种模糊性注定了它难以归为一类。今天再去思考小城镇题材文学，并非要重判“文类”，而是提醒我们，从乡土到城市的历史转变，它并不是一个跳跃性的、一蹴而就的转变，它是一种既迅速又缓慢的变化过程，重要的是“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或许就集中体现在那些处于中间位置的小城镇世界。对小城镇文学的关注，就是对转型期人性复杂性的关注，也是对这个转型期最为真实的社会历史面貌的关注。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