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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传统视角的碳排放强度研究,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产出和增加值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了最终需求视角下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及其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相关概念和计算方法,并根据合并WIOD形成的1996-2009年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完成了对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测算,以及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变动的直接贡献率分解,同时对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进行了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4种驱动因素的SDA分解。结果显示:第一,期间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均小于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且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对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动的直接贡献率要大于投资和出口,表明消费中隐含的碳排放与增加值的比例沿着"集约型"路径不断优化,而出口和投资的增长路径则相对"粗放"。第二,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减排路径大体一致,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为正,而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均为负,暗含投入产出结构、各类需求的隐含增加值系数以及规模变动对碳排放强度下降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而主要源泉还是直接碳排放系数下降。其中直接碳排放系数、中间产品技术结构效应和增加值系数效应的变化在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作用较大,而最终需求规模的变化在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作用较大。第三,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以及其背后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分阶段特征。2002-2004年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促使了完全碳排放强度上升,而2004-2009年则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有一定的正贡献。入世以前增加值系数对各类需求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为正,而其后贡献为负。其中,在2003-2007年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中表现更为明显。因此,降低碳排放强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减排技术仍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措施,而需求模式调整也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降低出口和投资的中隐含碳和提高出口和投资中的增加值率,同时也要警惕消费结构变动中如汽车等高能耗产品普及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