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常贵原本不打算回老家过春节的。
　　年后单位要进行人事调整，常贵现在的岗位将纳入内部竞聘，虽说不是炙手可热，但确实有好些人对这个岗位觊觎已久，而且已经明显表露出了竞聘的意愿。常贵跟随领导多年，小殷勤颇得领导欢心，也曾经许诺过会想办法继续为他保住眼前的岗位，但毕竟空口无凭心里没底。眼下处处得小心翼翼，工作上更不能出一点纰漏，人际上必须尽量保持关系和谐，一些必要的感情投资还得趁早抓紧抓好——比如这过年的关系走动，你不走人家会走呢。
　　没想到，偏偏在这个当口，从未主动来过电话的父亲打电话来了：“你们今年春节没有太多的事吧？你娘很想你们回来过个年。你娘近来身体不如向前了，老是乱惦记。你娘说，你们今年再不回来过年的话，只怕往后想看看她都难了——哎，你们也有你们的世界，要是实在太忙的话，就不必回来了。这年把我还能动得。”父亲的语气倒是淡淡的，好像他老人家并不是太在意常贵回不回去，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哪年的年不是他和母亲两人相守着过的啊！
　　父亲的话令常贵心里一咯噔，语气虽然淡淡的，但常贵分明感觉到老人家内心深处有些无奈的渴望。父亲是个很内向的人，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心思。
　　的确，屈指算来，常贵是有很多年没有回老家过个团圆年了，因为工作很忙，路途又遥远，搭车也很不方便……这些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每次父亲总是很宽厚很体贴地说：“你们回不回来，年都一样过，省得那些车船费够买年货了。”所以每每像还愿一样，临时寄点钱回去给二老，也就心安理得了。
　　最近一次回老家还是四年前的清明节。常贵记得，那次回老家，很多在外打工或工作的人都回去了，那時候家乡的表面变化虽然还不算太大，土砖瓦房看上去与十年甚至更久以前的模样总体上相差不多远，但这些从外面回去的人，一下子就使得一个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上坟扫墓的陈旧景象焕然一新了：漫山坡平日寂寞的小馒头包上，清一色挂上了从前少见的花团锦簇般的五彩幡旌，坟前所烧的也从过去的黄土纸变成了一捆一捆花花绿绿的印刷票子，微缩版的纸房、纸车，甚至有几家还特意摆起了价值不菲的洋酒来祭奠祖先，果真有点与时俱进的意味。更让人大开眼界的，是那些用小汽车一车一车拉到山边，然后一桶一桶扛到坟地的，过去只偶尔在城里喜庆节日见过的烟花礼炮。上百元甚至几百元一桶的烟花礼炮排满了草地上的坟头，从早到晚整个山村都回荡着烟花礼炮的巨响，炸得常贵心惊肉跳满心惭愧——老实说常贵是那为数不多的没有准备烟花礼炮的传统扫墓者之一，好在有父亲的宽慰：“这些人尽是显摆呢，扫墓挂清祭祖宗，有这份诚心就行了，多留些钱给活着的人享用，让活人过得滋润些，那才是真孝道。咱不搞这些个浪费钱财的攀比。这些烧包崽，在外面打工挣了几个小钱就充阔佬了，有本事都回来盖新房起高楼大厦嘛，横竖还得回来种田过日子，打不了一辈子的工。”父亲平素总是沉默寡言，一天说不出几句话来。常贵为父亲的理解而感动，也在心里默默祈盼九泉下祖先们的理解和宽容。
　　上次回老家，常贵也只是在家草草住了两夜，本来有很多话想跟父亲唠叨，但父亲看出常贵的心思，说你们在外工作不容易，不要老是挂着我和你娘，这几年你娘我还照顾得动的，不用你们操心，你们不回来，年年挂清还不是我和你三叔四叔打了包场？你们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我们也帮不上忙，自个儿好自为之吧。
　　常贵木木地点着头，尽管有父亲的宽慰，但内心那股莫名的失落还是无法排遣。从那时开始，他才真切地感悟：世上只有崽女欠爹娘的，没有爹娘欠崽女的。
　　父母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常贵在外省工作，家也安在了外省，妹妹在深圳那边打工多年，嫁了个同在深圳打工的四川妹夫。他们都不在老人身边，又不能接老人家过来一起住，与社会上所称谓的农村留守老人一样，只能靠二老自己照顾自己。
　　没有时间回去看望老人家，只得隔三岔五打个电话回去，嘘嘘寒问问暖。但向前家里没有安装电话，打电话只能打到三叔家。三叔家离父母隔了一道向阳坡，电话打过去，三叔便在那头说：你等两分钟，我去喊你娘来接。便隐隐听见三叔出到门口扯了喉咙喊：“嫂嫂，长途电话，快来接。”——电话总是母亲去接的，除非母亲不在家，否则父亲是断不会接听的，即便偶尔接了，也只是淡淡的一句：“没什么大事情打什么电话，又浪费钱，又嫌烦接听。”
　　常贵以为父亲是生气没有给他们在家装个电话，于是特意托人买了电话机，送到父亲手上，叮嘱他到村上电话安装代办点去办理安装手续，并将有关的费用也邮寄给了他。没想半年后还是没装上，向三叔一打听，三叔说：“你还问你爸的电话机？早就变成大粪了。”原来，常贵托人买给他的电话机，他竟然拿去与人家换了十斤乌草鱼吃了。他说这东西一年又用不了几回，还费钱，不打电话也要交月租，太不划算。买个棒槌捏背心，不做！
　　可老是往三叔家打也不方便，有时三叔一家人不在家，打不通，有时晚上想起什么事打个电话过去，那边黑灯瞎火的，遇上雨天下雪什么的，地湿路滑，母亲腿脚又不灵便，万一出点什么差错可真不好想。常贵心里就有些堵，怪老人家不讨贵气。
　　还是妹妹终于忍不住了，专门从深圳买了部手机捎回去，托人办了本地手机卡，把话费都预存好，然后交给父亲，说：“这回不用嫌烦你了，光用就得了。”
　　但父亲还是不用，将手机丢给了母亲，说：“你好闺女孝敬你的。”
　　于是，土土的母亲就直接升级成了村子里时髦的手机族。
　　母亲的手机用了两年多了，却依然从来都是只接听电话，总说不会打不会打。大家便请三叔帮母亲将他们的号码存进手机里，有事好及时联系。但号码存了还是照样从没有打来过。这样也好，至少说明二老在家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大事可以担心的。
　　不过，即便有了手机，父亲还是轻易不肯接常贵他们的电话，他说有母亲接就行了，好像母亲就是全权代表的一家之主。不习惯接电话的父亲，当然更不会主动打电话过来了。
　　但是，这一次，父亲破了天荒主动打电话过来，说是母亲想让常贵他们一家回去过年。常贵想，父亲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打这个乍听起来语气淡淡，实则含义深刻的电话的，心中便隐隐感觉到一丝丝的不安。 　　常贵权衡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年必须回老家去过年！走关系的事回来再做安排了。
　　常贵把回老家过年的决定告诉老婆芝兰。芝兰是本地人，自从嫁给常贵，常贵倒成了上门郎一样，年年逢年过节少不了都要回外家团聚。这回是常贵第一次提出回老家过年的要求，而且理由充分，芝兰尽管有一百个不高兴，但鉴于这么多年来，常贵都是毫无怨言地陪她回外家过年过节，这次倒也格外开通，愿意将就了常贵，答应带儿子一起回常贵的老家去。
　　常贵就打电话问在深圳的妹妹回不回，妹妹说当然想啊，但是真的没有空回，厂里总共才放三天假呢。另外，四川的家婆今年要带孙子（也就是常贵的外甥）到深圳过年，这次是政府帮助组织的，真没想到，她们家有幸被选中。妹妹和妹夫都在工厂打工，没办法管孩子，一直放在四川老家由家婆带着，都有三年没见着自己的孩子了，也特想念呢。
　　“到时候有老乡回去，托他们带件毛大衣给爸算了，爸想要件毛大衣，想了很久了，总没得买给他。”妹妹说。
　　常贵便想起，最近电视、报纸好像都在高调宣传政府部门组织内地留守儿童南下到父母打工的地方过团圆年的事情，搞得沸沸扬扬的。可全国各地的留守儿童何止千千万，你政府组织得过来么？
　　“作秀给谁看呢？”常贵就叹口气，很有点不以为然。好在儿子小渔八年多来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父母的呵护之中，比他那个四川小表弟可是幸福多了。
　　但小渔要想看看爷爷奶奶，或者说爷爷奶奶要想看看小孙子，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听说要回老家过年，儿子小渔可是欢呼雀跃，老是催问：“什么时候回老家嘛？什么时候回老家嘛？”
　　常贵觉得儿子开始懂事了，晓得牵挂孝敬亲人了，心里暖烘烘的，便问儿子：“为什么这么惦着回老家过年呀，是不是特想你爷爷、奶奶了？”
　　谁知儿子的回答令他大跌眼镜，差点没让他晕过去：“回老家可以看大雪呀，我同学去过黑龙江，看过大雪呢，到处一片白色世界，现在湖南老家也正下大雪呢，电视上说的——你没看电视啊？真不给力！我们这里总是不下雪，没劲死了。”
　　这个没心没肺的小兔崽子！居然还知道给力不给力了！给谁的力呢，谁给的力呢？“娘卖嘛屁的！”常贵不由得蹦出一句久违的家乡“乡骂”。
　　二
　　常贵携着老婆孩子一路辗转，先搭上罗城至邵东的过路班车到武冈城，再从武冈城租了部的士回家（没能赶上一天两趟的武冈至老家寿仁的班车），腊月二十七，下午五点半，终于回到了那个叫寿仁的湘西南小山村。
　　从武冈至寿仁，一路上，满野皑皑的白雪，一眼望不到边，仿佛提前给即将到来的节日披上了喜庆的盛装。
　　小渔娘儿俩都是第一次身临雪境，兴奋得不行，不时摇下车窗玻璃，发出忘情的欢呼，拿出相机一路狂拍。到家一下车，便兴高采烈地在屋前的地坪上一块玩起了堆雪人、打雪仗，还夸张地指挥着常贵为他们拍照、录像。这情景令一路小心翼翼的常贵喜出望外，看来老婆芝兰和儿子小渔还是从内心接受了他引以为豪的家乡的。
　　村子的全名其实有三个字的，叫“寿仁si”，虽说现在官方公布的名字是“寿仁”，但在人们的口头中仍然与过去一样，称呼为“寿仁si”。
　　为什么叫“寿仁si”，老婆芝兰好奇地向常贵探寻因由，常贵也是不明就里。常贵不知道后面那个字究竟怎么写，是该叫寿仁寺呢，还是叫寿仁祠，在老家“寺”和“祠”念的是同一个音“si”。而据说寿仁寺和寿仁祠又都很有来头。
　　常贵晓得这里曾经有座年代久远的古寺庙，具体古老到什么程度，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资料，无据可考。听说过去香火还很鼎盛，或许村子也就以寺而名吧？又或许这里原本也是没有村子只有寺庙的吧？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寺廟就日渐式微了，“文革”以前，寺庙里的和尚就被遣散了，到了破四旧那阵，寺庙里的菩萨全被人抬走烧掉了。寺庙也早由人民政府旧物利用，前殿和两边厢房改做了手联社，搞得轰轰烈烈，有铁器部，有缝纫部，后殿做了公办诊所，很红火的。常贵的父亲就曾在铁器部当过好些年的打铁匠。后来手联社解散，村上的球相公和戴老两家人抢着搬进去住了，各占了一边，因为他们两家当时根子红，又不信迷信，没人敢与他们相争。
　　现在，寺庙的前殿和两边厢房早已被两幢三层的新式楼房所取代，听父亲说，左边一栋是昌明起的，右边一栋是家训起的。昌明是球相公的三儿子，与常贵同辈（常贵本来叫昌贵，后来上中学才改成现在的名字），比常贵大两岁，小学读了三个一年级便辍学了，那时在家无所事事，专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后来大点了就到外面打流去了，中间有十多年没有回来打过照面，也无一点音信，都以为早死在外面了呢，直到前些年才又现了身，也是一幅落魄的样子，近四十了也没拐得一个婆娘。这两年突然就听说在福建发了财了，要回来起房子，还带了个外乡妹回来过，现在也有了崽了。家训是戴老老的二小子，与常贵同年，还是初中同学，这些年一直在广东做事，也挣了大钱。两个人在寺庙上建楼房比排场，每栋花费不下二十万呢，都是按照从大城市拿回来的图纸修建的，设计精巧，外表都贴了墙砖，豪华阔气自不必说，比起城里那些现代楼房一点也不逊色。但父亲最欣赏的是，厕所就起在房子里，比客厅还亮堂，用潜水泵从村前河里将水抽到房顶贮水塔，解完手龙头一按，哗啦冲得干干净净，再也不用屋檐下蹲着满是粪蛆的茅厕听蚊子唱歌看苍蝇跳舞了，连洗澡也有了热水器，下雪结冰也不怕冷，笼头一拧，热水哗哗地就出来了，想怎么洗就怎么洗，那真是痛快呢。
　　只有隐匿在两栋现代楼房背后破败不堪的后殿，像个被人遗弃老乞丐，猥琐地蜷缩着，茫然不知所措。不过诊所仍然开着，只是早已承包给了外村一个姓王的私人医生，规模比从前的公立诊所小了许多，而且门庭冷落，一天到晚难得来个看病的人，都说这王医生黑，名声不太好，很勒钱，大人小孩伤风感冒，光吃药不打吊针就是好不起，一打吊针一两百甚至两三百就不见了，还曾经给人开错过药方，差点没把人治死。照现在的情形，估计这王医生也撑持不了多久了。 　　村子最值得述说的，其实是原先的马家祠堂。或许这才是村子得名的真正由来吧！常贵想。
　　常贵曾不无骄傲地向老婆芝兰介绍过马氏门中在这一带的势力和影响。马姓人在这里的繁衍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距今已有七百余年。葬在今隆回西坪的老祖华安公，据家谱所述曾官至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太子太保侯爵，因此又尊称太保公。太保公一共有三房夫人，而距“寿仁si”一山之隔，便是太保公两位一品诰命夫人蒋、余氏的合葬墓——天螺晒眼，不过，“寿仁si”一房的祖婆杨氏夫人，却是葬在隆回西坪的黄豆山。虽说现在很多人对老祖华安公的身世有些存疑，族谱上的记载也颇有矛盾的地方，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但数百年来马氏一姓在当地一直属于名门望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马家祠堂亦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据说当年一房马氏先祖分支后，从隆回西坪北迁，分居甚广，后来出了个寿公王，发了大财，这寿公王原是随了叔叔讨生活的，因为经营有方，终于成为一方豪绅，家财万贯，便想着光宗耀祖，于是便出资修建了这座祠堂。也许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大仁大德的寿公爷爷吧，便将这座祠堂取名叫“寿仁祠”，而地以祠名，村子也就自然而然唤成了“寿仁祠”，从此扬名在外。周边方圆百十里，都是马姓人家的村子居多，是绝对的大姓，光数得出的马家祠堂就有好多座，不过最雄伟气派最有名气的还属“寿仁”的马家祠堂。要是赶在过去，每逢春节闹年，请来祠堂的大戏班要唱上半个月才挪得了地方，几十里内，凡马姓村子舞龙灯耍狮子，也都要在新年初一先到寿仁的马家祠堂拜过祖先，才能出游四方。每有大事，尤其处理与外族争端或族上不良人物，动用族规家法时，族长便要召集各房的掌事者，到祠堂议事，并在祠堂进行公审和处置，名曰“开祠堂”。那时候，族长和族上掌事者，对犯事儿的族上人，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据老人们说，清档民初之时，有个叫朝五的人，平素好吃懒做，偷盗成性，有人告到族长那里，族长便着人将朝五五花大绑，捉来祠堂，吊在台柱上连审三天三夜，又让族上的人都来观看，审完之后，族人一声喝令，将气息奄奄的朝五装进猪笼子里，抬到江边，然后猪笼四周坠上石头，在老弟桥下沉了潭。因此，但凡有点劣迹的族人，只要一听说要“开祠堂”，便“三魂丢了七魄”，有多远逃多远了。从此，十里八乡风气大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安居乐业。除了处理日常族务，祠堂历来更是氏族内部的学堂，常贵的父亲、爷爷、爷爷的爷爷都是在祠堂里完成了终生的学业，就是常贵本人，也曾有四年的小学时光是在这座祠堂里度过的。祠堂的正大门旁边，曾经有一棵高大的桑树，须两人才能合抱，每年春夏之交，满树的桑葚乌红乌红的压弯了枝桠，足有拇指大一寸多长一颗，酸甜可口，可解馋呢。祠堂办学最高曾办到过高中。但祠堂最引以为荣的，是解放初期，曾经一度成为武冈县第九区区公所的所在地，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后来区公所搬迁到了十里外的稠树堂街上，改名叫作杨柳区，寿仁祠才做了纯粹的学校。而现在的祠堂，已只剩下一些散乱的条石地基，成为依稀可辨的历史遗迹。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偌大的祠堂就全部被扒掉了，在原址后殿位置，建起一座兩层红砖楼的新校舍——五年前学校终于关门大吉，彻底结束了教书育人的历史使命，又复成了难得见人办公的村公所，而眼前却已是残垣断壁的危房。扒掉祠堂的功臣是时任寿仁大队（现已改名为新建村）党支部书记、后来无故发癫的马有能——常贵的远房族叔——在马有能时代，在那个曾经疯狂一时的无风也起浪的所谓“黑杀团”运动期间，常贵的父亲和爷爷差点就死在了这位族人的手上。不过，现在看来，这也不能完全怪远房族叔马有能，要怪也只能怪那个人性变态的时代政治，站在某种辩证的角度上审视历史，被政治化的远房族叔马有能或许也是无辜的，他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符号。因此，而今乡亲们对精神不太正常的马有能，并没有太多的记恨，反倒平添了些许的怜悯与同情。
　　“报应，真是前世造的孽啊！”
　　每每有人提起，便忍不住摇头慨叹。至于远房族叔马有能自己，是否曾经在内心有些忏悔或赎罪，或竟是因此而精神失常，谁也不得而知。
　　除了祠堂，还有那座见证过历史、毫不留情地取代了集伙铺和杂货铺于一体的桥头“通堂屋”的供销社。而今，供销社的使命也业已完成，千疮百孔的二层楼房，成了不知谁家的柴草棚子，大门没有了门板，一眼望进去，原先的售货大厅里堆满了零乱的柴草，屋顶有好几处宽大的豁口，椽子断开，看样子早已无人管理年久失修了。当年，这里可是周边几个大队的人们最最向往的地方，几个大队数千人口一切生产生活物资的供应和农产品的收购，全都由寿仁供销社总揽。那时候，供销社有三名售货员，如到收购辣椒、烤烟等农产品的时节，还会临时增加工作人员。但人们不知道叫售货员，而一概因其姓氏而尊称为王干部或李干部，地位尊荣可见一斑。
　　当然，五凤河上的姐弟桥，也曾颇赋传奇：传说仙人五凤姐弟仙游来到寿仁五凤河边，见河水拦住行人去路，姐弟二人便计议各人在河上修一座桥，并且比试谁修得好修得快。五凤在祠堂门前的河岸修桥，弟弟则在离姐姐几百米的稍下游的河岸修桥。心灵手巧的五凤，修的桥很秀美华丽，还特意在桥面的正中石板上刻下了一幅绝妙的三鲤共头的画来。这样一来，不事雕修饰的弟弟便抢先把桥造好了。姐姐一看弟弟赶到了自己的前头，便心生嫉妒，趁弟弟不注意，在弟弟建好的桥头偷偷地猛蹬一脚，桥头“哗”的一声崩塌了大半边。从此，弟弟桥的桥头便总是缺了一个大口子，好像总是没建造完工的样子。而姐姐的五凤桥则美轮美奂地完整保留了下来，“三条鲤鱼共个头”更是声名远扬，几乎与“寿仁si”一样世人皆知。常贵小时候就是常常夜晚坐在五凤桥上，一边替爷爷摇蒲扇、捶背、挠痒痒，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爷爷讲“三条鲤鱼共个头”或关于五凤河里“晒垫大的鱼”的故事，几分奇异几分浪漫几分神往。遗憾的是，五凤桥在20世纪70年代公路建设中，为加固桥身便于通车，桥面被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钢筋混凝土，“三条鲤鱼共个头”的画面被永远埋于混凝土之下，从此不见天日了。
　　如今，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为家乡“寿仁si”带来的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夸张。虽然寺庙里的诊所、祠堂上的学校以及二者之间的供销社这些昔日的标志性三公建筑已日趋衰败，而六十年代末修建八十年代初拆除的供当时大队干部办公、群众开会，以及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和下乡知青居住、联欢之用的原寿仁大队“大队部”，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村子确是一天天在“旧貌变新颜”。特别是这七、八年里，在政府的鼓励下，水泥公路两边，种水稻的农田上，争先恐后地种起了一排排高大气派的新楼房，村子里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彻底颠覆了“寿仁si”过去的形象。 　　“没想到，你们这小小的山旮旯，还有这么辉煌灿烂的历史，真是人杰地灵啊！”老婆芝兰的语气有些惊异，又有点调侃的戏谑。
　　“那是当然。”常贵有点沾沾自喜。“你看看，现在的村子，这洋楼修得比城市里的别墅还气派不是？”
　　“你们湖南人有钱就只晓得修房子！”老婆芝兰有点不以为然。
　　芝兰这句话似乎点中了“湖南人”的死穴，湖南人爱起新房子，特别在农村，人活一辈子好像就是为了修新房子而忙碌。当然，寿圣寺人更不例外，这比肩而立的座座新楼就是有力的证明。只不过，这些花费巨大甚至于有些奢华的新楼房，却几乎全都一律地空置着，它们的主人都远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打工挣钱，有一两家，虽然住着人，也只是看家的老人和托付老人照看的孩子。它们表面的奢华，与现实的冷清，与周围田地的荒芜及山峦的光秃景象，有些不太协调，至少缺乏一种温馨的默契。
　　常贵家的老临居四清公公就是这样的看家老人之一，只不过他不用看新楼，却是坚守在旧居老屋而已。
　　四清公公来年春天就满八十八岁了，常贵这次回来还能见到他老人家实在有点意外。
　　四清公公与四清婆婆是一对模范夫妻，听村子的老人们说，他们两个结婚六十年，從没红过脸，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到老一直形影不离，你恩我爱。四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也就是常贵到家的当晚，久病的四清婆婆因为家人不在身边，从床上摔下地来，一口气没接上就去了。身体硬朗的四清公公一天就垮了元气，人们都以为出不了半年，他也会跟了四清婆婆去的。俗话说，少是夫妻老来伴，离不得的呢。而据有关人士做过统计，大凡上了年纪的老人，只要老伴一走，往往在半年内也会相继过世，因为已经没有了精神支柱，经不起打击，就像枯了的树枝，风一吹就会自己断了。更何况他们这样的恩爱老人。但四清公公确乎是个例外，四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老掉，难怪村子里个个都“老不死的老不死的”喊他呢。这不是咒，是最朴实的亲近和尊爱。在常贵的家乡，“老不死的”是“长寿”的昵称。
　　88岁的四清公公不守新楼，不是没有。孙子毛砣的新楼也是三层的，不过还没有装修好，虽然赶在年前匆匆忙忙进了伙，但还没有正式住进去，只是毛砣一家回来临时将就着住住。毛砣在深圳帮一家鞋厂拉货，车子是自己买的，这次开了大货车回来过年，装了满满一车，除了一大堆年货，其余全部是装修材料，准备开春装修新楼。毛砣的父亲重池、母亲娇莲，在村子东头开了个小卖部兼牌庄，还要为毛砣带崽，一天忙得屁股出烟，临近年关，好多人从外地回来，生意更是好得饭都没得空吃呢。忙不过来时，只好将毛砣三岁的崽安安扔给四清公公带——其实，就算平常，也还是四清公公照看的多。
　　四清公公一家平时是在儿子重池的杂货店里开伙的，因为杂货店紧挨着毛砣的新楼，新楼虽然名义上进了伙，但为了装修方便，依然还在杂货店里办餐吃饭，四清公公每天都要扣准时间，到杂货店里去赶那一日两餐，落雨下雪都得去那里等饭吃，儿孙们也是太忙了，服侍不到，四清公公很理解，不怪他们，还常常为帮不上什么忙而叹气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光吃白食。
　　毛砣当然不这么认为。毛砣是个孝顺的孩子，80多岁的爷爷还要为他们操心小孩，心里很有些不忍。他说了，等过了年，把房子装修好了，要接爷爷到新楼去住，让他老人家一个人住在破旧的老木屋里实在不放心。毛砣的父母却大不以为然，说人老了爱恋旧，吃饭离不开老屋场，由他一个人继续在老屋住着还自在。毛砣父母有毛砣父母有的想法，老屋的确也要人来守，谷仓还在老屋呢，牛圈还在老屋呢，农具、农资等一应杂物也全在老屋呢，总不能老屋就不管不顾了吧？要不怎么说家有一老，胜如一宝啊。老人嘛，就是用来看家的，新家、老家都是家呢。
　　三
　　常贵一到家，没出十分钟，四清公公便好像嗅到气息一样，摸打摸打着过来了。瘦弱苍老的四清公公，与四年多前的样子简直无法相比，拄着一截竹竿当拐棍，行动迟缓，走路颤颤巍巍的，用家乡的话形容，就像一根灯草毛，风一吹就要倒，呼吸也很不顺畅，喉咙老是扯着小炉，口中的痰零零碎碎地吐个不停，总是吐不干净，时不时就滴溜到自己的衣襟上，偶尔感觉到了就用手在衣服上胡乱揩揩，邋遢自不必说，让人见了真有点倒胃，儿子小渔就很不客气地嘀咕“阿公太不讲卫生”，老婆芝兰干脆躲到外边透气去了。但老人家的思维还很清晰，记忆力特别好，并且仍然像从前一样健谈。
　　常贵是听着四清公公的故事长大的，四清公公过去私塾读得好，四书五经背得不少，年轻时又爱看历史演义、通俗小说。在村子里算得上饱学先生了。常贵是从四清公公那里知道了“人之初，性本善”、“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较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知道了武松打虎、薛刚反唐、高祖还乡、辕门斩子，知道了鬼谷先生、卧龙先生、水镜先生……
　　儿子小渔的学校最近搞经典诵读活动，常贵就让小渔背诵《三字经》给四清公公听。小渔一幅踌躇满志的模样，准备“露一回脸”给大家看，可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本来就背不熟，当背到“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就开始挠头抓耳背不下去了，四清公公便很流利地接着往下背起来：“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口齿清楚声音洪亮，令常贵意想不到。儿子小渔更是惊奇地问：“阿公太，你是怎么知道的？”常贵便不失时机地教导儿子：“阿公太小时候学过呀，阿公太小时候学习特别认真，老师布置背的课文一定要倒背如流，这样就永远不会忘记了。”儿子又问：“什么叫倒背如流？”常贵就说：“就是倒着从后面背，也不卡壳儿不结巴，很流利的意思啦。”
　　儿子小渔若有所悟地“噢噢”两声，却瞅个空儿一溜烟跑到外边找三叔家的孙子萧萧玩打雪仗去了。
　　萧萧的爸爸妈妈是在东莞打工认识并住到一起的，后来也没结婚就生下了萧萧，萧萧不到一岁就送回来给爷爷奶奶带起。听说萧萧的妈妈两年多前就不再跟萧萧的爸爸在一起过了，又跟了别的男人，这么久也从不打电话回来问声自己的儿子。如今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像无根的浮萍飘荡来飘荡去，男女往来便也很随意，感觉投缘自然容易走到一起，一旦彼此闹点意见或是有了外遇（那种环境下，外遇甚至比跳槽找工还要平常），也就容易草率分手，没有孩子倒也罢了，要是有了孩子，最受伤害的却是无辜的孩子，从小就得过着没爸或者没妈的日子。萧萧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所以对爷爷奶奶特别亲，人家问：“马萧，你长大了孝敬哪个？”萧萧便偏着头，一本正经地回答：“孝敬爷爷奶奶啦。”又问：“孝不孝红妹？”回答很干脆：“就不孝。”红妹就是萧萧一去不复返的亲妈妈，至今没有给萧萧留下任何印象与记忆，萧萧知道红妹是妈妈，这是奶奶告诉他的，他是与别的小朋友一样有妈妈的，但萧萧却感觉不到妈妈是什么，除了奶奶，他没有享受到来自那个叫红妹妈妈的哪怕一点点母爱的滋味。三婶在一旁听到这样的问答，心里竟涌起一丝甜甜的安慰，这些年来的含辛茹苦还是值的，嘴里却大声地念叨着：“孝，孝，孝，只怕到时候哮（这个哮特指猪拱泥地）你到田埂底下噢。” 　　新楼林立的“寿仁si”虽说再也不穷了，但老辈人日常生活的模式与观念改变并不大，依然维持著过去饥荒年代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传统习惯，只有年轻人或在外地工作回来的人才有一天吃三餐的要求。常贵的父母就从来没有吃夜饭的习惯，虽然每天照例要烧手烫脚地为常贵一家变着花样做好夜饭，但老人们自己从不肯动一下筷子，说是吃了夜饭不自在，胀肚子压床板睡不好觉。
　　四清公公每天除了两顿饭是在自家吃，其余的时间几乎就是待在常贵家，与常贵唠嗑，连晚上也不落下。不到八点半九点，是不回去睡觉的。四清公公说：“在村上算我们两祖孙最有缘，打小你就乐意听我扯无经白（方言：指白话故事）。你不回来，都没人想听我扯呢。”也难怪，人越到老其实反而越怕孤寂。快九十岁的老人了，总不能一天在村子里到处晃悠，万一有个磕磕碰碰的怎么办？可一个人成天待在老屋里，四面对墙，没个人说话头，比木头桩子灵醒不到哪里去，没病也会憋出病来。
　　常贵便说：“就是，就是。”常贵没事做，又不好成天到处去串门儿，也乐得与四清公公闲聊。
　　四清公公说：“我来年四月就满八十八了，黄土都过嘴巴了。想当年你大娘刚嫁到寿圣寺来的时候，还是个妹崽家家，我亲眼见的，你娘比我小二十一岁，你大爷比我小二十岁，现在一个六十五，一个六十六，也都上了年纪了，岁月不饶人啊。”按照当地习俗称呼，爷就是父亲辈，常贵的父亲排行老大，所以称呼为大爷，大娘就是母亲，是随父亲的排行相应称呼。
　　经四清公公这么一说，常贵就下意识地看看屋内屋外劳作的父母。的确，这些年来的岁月侵蚀，父母也都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变老了，再也找不到过去的青春痕迹，憔悴得让常贵有些心疼。
　　“玄孙啊，你这次回来，我们祖孙还能在这里拉拉家常扯扯白话，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我是心里很乐呵。下次回来，只怕就要到祖坟山上去看我咯。”四清公公接过常贵递上的“真龙”烟，先在手上顿了两顿，又像卷纸旱烟一样，习惯性地放到嘴边舔舔，然后抖索着拿火钳在灶膛里吃力地划拉，好容易才夹起一粒红火子，颤颤悠悠地把烟点上。刚吸了一口，就被呛得很厉害地咳嗽起来，又是鼻涕又是口水的，半天没回过气来。
　　看着四清公公缓过气儿，常贵才接口说：“不会的不会的，公公长寿百岁，正好福气，还有好长的福要享呢。”
　　四清公公便有些落拓，说这人啊，活在世上，第一不要做亏心事，临到死了也安然，阎王老子也不会怪罪。于是便又打开话匣子，说起了他曾经在大队经济场做下的一件功德：
　　当年，常贵家是破产地主成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常贵的三叔经常受三代贫农出身的大队治保主任戴老老的欺侮，戴老老总是人前人后地威胁三叔：“死不老实的地主崽，叫你老实你不老实，难道你豆腐还想敌得起我的刀子？”年少气盛的三叔咽不下这口恶气，终于忍无可忍地与戴老老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决斗，将贫农子弟戴老老彻底打倒在春寒料峭的烂泥田里，并狠狠地踏上一只脚又一只脚。指着躺成泥浆猪的戴老老说：“老子今天就敌了你个狗嬲的鸡巴刀子，看你狗嬲的奈何我个卵毛！”戴老老人被摁倒在烂泥里，嘴里却还是硬：“够胆你等着，你个死地主崽，你竟敢打我贫下中农，看我不找人整死你！”当天晚上，戴老老纠集了一伙人员去抓三叔，哪知三叔一打完架，赶紧回家换了衣服，也不与家里通声气儿，未等天黑便独自远走高飞逃走了。他当然清楚，再猫在家里肯定不会有他的好果子吃，心狠手辣的戴老老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找人来报复的，三十六计走为上。出逃的三叔远离了家乡，四处流浪。一年后，三叔被作为流窜分子从贵州遣送回来，关押在雷公山上的大队经济场劳动改造。那天，正是四清公公当班监管三叔，三叔说他要写交代材料，要下山到供销社去买本子和笔。四清公公明知道三叔想开溜，但生了恻隐之心，还是放了他。三叔再次出逃，从此杳无音信。曾经有几次传回来消息，说是三叔在外面被打死了，但这样的传闻从没有得到过任何证实，只有伤心的奶奶，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总是不辨真假，躲在家里痛哭，久而久之把眼睛都哭瞎了。直到1978年冬天，政策解放，三叔才突然带着在外省骗得的三婶回到了家乡，一村子的人被惊得目瞪口呆。
　　要是没有四清公公当年有意放走三叔，只怕三叔早被整成什么样子了。
　　常贵便由衷地说四清公公好人有好报，所以这么好福气呢，村子里除了九十岁的十二爷爷，就数他老人家最高寿了。
　　“不过十二爷爷还是没公公活得滋润，他都在床上躺了好几年了，吃喝拉撒样样不能自理，活受罪呢，哪像你又要看老屋，还要带玄孙。”
　　“好什么呢老重孙子啊，死又不死，吃活亏受活罪，还得人嫌呢。”四清公公便又聊起十二爷爷的一些陈年往事——他们二人在年轻时因为政治运动闹过不少矛盾，十二爷爷是贫协主席，四清公公是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两人在处理问题上意见不合（按村里人的评价，其实是各人抱了见不得天的私心），曾经相互攻击过，有好些年不相往来，见了面也互不搭话。现在老了，前嫌尽弃，回想起过去的历史来，倒觉得分外亲切了。四清公公还告诉常贵，今年入冬以来，只要是天气晴朗，他每天总要摸到老铺里去看一眼十二爷爷，两个都是只有出气，难得进气的老朽了，说不定哪天这对老叔侄就只能到黄土底下去见面了。
　　“老重孙子，这人呀，来世上一趟可不容易啊，晃眼就过了，可身前身后都得有交待。”常贵听得出来，四清公公的话意犹未尽。
　　四
　　常贵很感慨，要不是亲身体验了这过年的氛围，怎么也想象不到家乡的年味会是如此浓烈。这种浓烈的年味与小时的记忆已大相径庭，是全新的时髦版、豪华型，而这与时俱进的年味，则完全是这些年在外打工挣钱的年轻人刻意制造。
　　越近年关，公路上的各种汽车，仿佛一条条支流中的水源源不断地向主流河上急急汇聚，从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各个城市马不停蹄地向家乡奔驰而来，来赶这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当然，更多的还是像常贵一样，挎着大大小小的背包，挤着火车、长途客车，然后坐着出租车回到久违的家乡，但眉宇间透出的表情则比世故的常贵要洒脱得多。这些现代的游子，以一种现代的形式，表达着传承了千百年的思乡之情。 　　种稻子一般种出来的鳞次栉比的座座新楼，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甚至多年的寂寞冷清之后，一下子變得异常热闹和生动起来，陆陆续续敞开久闭的朱漆大门，将从远道回来的甚至未曾谋面的主人恭敬地迎了进去。门前宽敞或仄逼的地坪便成了临时的停车场，一时会引来三五成群的问候者、参观者。
　　这时候，新回来的主人便笑容满面地出来敬烟，不管自己平常抽不抽烟，回到家乡，口袋里的烟总是装得满满的，而且档次是一个比一个的高。当然还有各色的糖果瓜子，一应都要拿出来热情地招待来访的乡亲，算是见面礼吧。人们便理所当然地接受着主人的招待，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嗑着瓜子、咬着糖果，一边带着多少有些夸张的口吻，七嘴八舌地点评起主人的车子或是新起的楼房，并且往往要将周边临近人家的靓车或新楼拿来做一番善意的比较。
　　“你的车子怕不止二十万吧？”
　　“发大财了啊。”
　　“今年赚得不少吧？”
　　“哪里哪里。同发同发。”主人往往故作谦虚地回答，其实，心里却受用得很，于是，新一轮的烟又散发起来了。
　　不过，能回来过年的人毕竟只是少数，甚至比起清明节回乡扫坟挂清的人还要少些，大多数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或是厂里春节不放假，或是为了节日加班主动放弃休假，或是想在节日期间另找一份工作，或者干脆买不到回家的车票，总之，只能在繁华的他乡聊寄相思了。但尽管如此，热闹的场景还是写满了故乡的每一个角落。
　　只是，曾经作为村子里最有出息、最引以为荣的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大学生，又远在外省体面工作，还有幸娶了同样是大学生的外省妻子的常贵，现在却感觉有些格格不入，有些隐隐的失落，有些自惭形秽的寒碜。魂牵梦萦的故乡，仿佛是在上演一出衣锦还乡的传统大戏，人家个个都是戏台上的重要角色，都有着各自华彩的表演，而他常贵，却仿佛是回来做一个纯粹的观众冷眼的看客。
　　眼看着别人的大汽车小汽车在家门前的公路上来往穿梭或短暂停留，常贵就有些动了心思，装得心不在焉地对老婆芝兰说：“瞧这帮人，显摆的，一个个像暴发户一般，多牛B。”然后话头就转了个从容的弯：“来年我们也买辆车算了，要去哪里也方便多呢。”
　　常贵将这话说得很随意，但也是顺理成章。他想先勾起老婆芝兰的欲望。芝兰5年前就曾扛着大肚子拿了驾照，自己的驾照也刚刚考得，况且，现在真要买个普通的私家车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几万块钱就解决了。
　　但老婆芝兰偏不入他的龙套，鸟都没有鸟他：
　　“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还没翘尾巴，老娘就晓得屙的什么屎了。你不就是想要面子嘛，见人家有车了，就想攀比想风光，我偏不买，怎么着？”
　　常贵就讪讪地给自己打圆场：“我是哄你玩呢，又没说真买。”其实常贵也明白，他们都在一个城市上班，老婆单位还有小车经常可以坐坐，揩揩公家的油也未尝不好。最主要常贵的车技很让芝兰病垢，以前刚谈恋爱那阵，骑个单车搭着芝兰出街游玩，曾几次将车踩下路坑，摔得芝兰发誓说这辈子不再坐常贵的车子了。后来有了电动车，但凡出门上街，总是芝兰在前开车，常贵自觉坐到后座上。
　　但常贵心里还是有点不平衡，按说，自己应该算是村子里最早出息的人，也曾经是村中后学们争相仿效的榜样，没想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如今风光的倒是这些当初学业无成的后生了。
　　“当真是读书无用啊。”常贵不由得想起那句“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传世名言，现实对比，体会太深刻了。
　　除夕之夜，一家人吃过团圆饭，早早地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边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边准备着明早村子里乡亲来拜年的招待用品，花生瓜子、香烟糖果，以及甜酒、茶水等等，当然还有小孩子们最盼望的压岁钱——家乡人称之为“利字”，一般封个贰元、五元，表示个意思不空手，亲一点的就封个大点的，十元、二十元甚至更多些。当然，这要根据每个家庭的财力而定，还有就是看主人家的大方程度了。
　　“不过现在，外地回来的人钱多了，五十一百的也有人封呢。”妈妈一边封着“利字”，一边向常贵及芝兰介绍。
　　“奶奶，那我的压岁钱你给几多呀？”一旁的小渔拿起盘中的一个小封包，一幅满怀期待的样子。这小子，往年在城里收封包收得眼有些高了。
　　“乖孙子，奶奶给你封个一百的，让爷爷也给你封一个。好不好？”
　　“谢谢奶奶，谢谢爷爷。说话要算数噢！”
　　“算数，当然算数。给我家乖孙子封利字，哪能有不算数的？”母亲多皱的脸上溢满幸福的笑。老人家还是第一次给自己的亲孙子封“利字”，这么多年来，不知梦里盼了多少次了。
　　联欢晚会还未到一半，隆隆的爆竹声便在乡村的夜空里骤然炸响了。刚开始，从某个方向传来几声饱满的爆响，接着便到处响应起来，分不清方向和远近了。儿子小渔一听外面有响声，便兴奋地跑出屋子，立即惊呼起来：“阿爸阿妈，爷爷奶奶，快来看嘛，好多的烟花。我们也放烟花吧。”
　　常贵一边答应着儿子一边走出屋子，眼前的情景也立刻让他惊呆了。但见满天空到处都是盛开的瑰丽的烟花，远远近近被烟花照得通明，此起彼伏的爆响，提前将迎新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今夜的故乡，像一片规模宏大得几乎无边无际的烟花的海洋。这样规模的烟花，常贵在城市这么多年，不要说从未曾见到过，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常贵为今夜的故乡心潮澎湃了。
　　而新年的钟声一响，整个乡村更是烟花、爆竹无以复加的狂欢。小渔终于忍耐到可以燃放自家的烟花了，并嚷着要爷爷一起来放，因为大烟花是爷爷特意给他买的。于是全家人便在屋坪里点燃烟花，将幸福的心情和美好的祝愿，一起放飞到五彩的夜空。
　　下午常贵和儿子小渔去重池的店子里买过年放的爆竹，小渔嚷着要买烟花，常贵要了几支小烟花，回到家，父亲一看，对小渔说：“走，爷爷再带你去买大烟花。”小渔便高兴地与爷爷又从重池的店子里扛回了两桶大烟花。当时，常贵还有点认为是父亲在宠小渔，到现在才真正明白，并不完全是这回事。人家都是一大桶一大桶的烟花，我们也不能一点也不跟，再怎么，我们家还是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呢，人家放得起的烟花，我们家当然也放得起。 　　常贵就很感动，更起劲地与儿子点烟花。
　　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常贵特意关注了一下不远处四清公公住的老屋，见那边也是光芒四射，爆响不断，就估摸着是毛砣他们在老屋迎新。
　　毛砣的新楼到老屋有几百米地，挨着重池的杂货店。常贵就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家还要分几个地方迎新啊。而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则是：大过年的也不把老人家接到一起住，真放得下心！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怎么办？快九十岁的老人了，行动又不方便，这段时间身体状况又不太好，今天白天还去王医生的诊所打吊针来着，吊针回来在重池的杂货店旁边，有人给他敬烟，烟没接稳，人却跌了一跤，当时大侄万珍在一旁搀扶他起来，要送他回家，他坚持着不要，一个人摸打着回去了，路过常贵家门口时，还和常贵打了个招呼。常贵见他走路没有往常灵便，一问才知道吊针和跌跤的事。
　　常贵就联想到自己的父母身上，很庆幸自己的正确决策：回来过年，与父母团聚，享受天伦之乐。
　　常贵决定，等会给父母的压岁钱再多加两百元（原先已与老婆商量好要给父母每人六百元），不管老婆芝兰有没有意见。
　　五
　　新年初一，是村子里的人们相互上门拜年道喜的日子。
　　一大清早，母亲就做好了饭，喊大家起来吃，吃了饭准备到村子里去拜年。
　　饭正吃到一半，门外就响起了噼啪的鞭炮和拜年的喊声，是堂兄弟昌宣他们一帮人。常贵和父亲就起身散烟，母亲和芝兰便递茶、分瓜子糖果。昌宣也是年前从广东赶回来的，他在广东搞建筑，有点手艺，几年下来混了个小包工头，从大老板甚至二老板那里分包点零碎工程，手下有十几个人为他做活路，听说搞得也还不错。常贵就与昌宣聊了一些拜年以外的话题。然后匆忙吃完饭，与昌宣他们搭成一伙，一同到村子里去串门儿拜年。
　　常贵提议先去给临近的四清公公拜个早年，一来他老人家辈分最高年纪也大，二来隔得又最近。
　　常贵让母亲去拿封糖给四清公公，空着手去不太好。母亲从柜子里翻出一封黄片糖来，正要递给常贵，突然想起有些不妥，说不知道四清公公是不是到重池的商店里吃早饭去了，要是去吃早饭了，你们去他那里扑了空就不好了，今天是大年初一，头日子，千万不能出错了行，还是先到你三叔、四叔他们家去拜年吧，到中午点再去四清公公那里打个转，也不算迟的，反正一天有这么久。
　　常贵没想到这一层，经母亲一提醒，觉得也有道理，新年初一特别讲究个彩兆头，最忌出错行，就与昌宣他们一道先去三叔、四叔家，顺便去看望了老铺里的十二爷爷。
　　瘫痪在床的十二爷爷膝下有五个男崽三个女崽，但嫁出去的女，分不到具体的服侍任务，只能隔三岔五来照看照看，日常的服侍则由五兄弟轮流负责。这两个月本来轮到老五代根的任务，但老五代根一家在广东打工，厂里不可能给他放两个月假，春节还得加班，没办法回来服侍，就提出出钱请老大代君代为服侍。老大代君也是六十岁的人了，既不能出外，就乐得挣这个孝顺钱。
　　常贵与代根，小时候是村子里玩得最要好的少年伙伴。代根家有个舅表妹，人很灵聪，常到姑姑家来走亲戚，与常贵也混得很熟，当年十二爷爷和十二奶奶曾多次认真地表示过，想要将这个外家侄女说给常贵做媳妇。如果后来常贵不是上大学去到了外省工作，这事说不定还真会成了。所以，尽管这事最后不了了之，常贵对十二爷爷还是心存感念。
　　常贵本想与十二爷爷多唠些关爱话，但眼前的十二爷爷已今非昔比，除了久躺在床上的身子瘫痪着，思维也迟钝得近于痴呆了。说了半天，愣是没有感觉出眼前的常贵是谁来。临出门，常贵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了五十元的小红包塞到十二爷爷几乎没有知觉的手上，十二爷爷只是机械地张着满是哈喇子的嘴巴，目送着常贵他们出了门。
　　从十二爷爷家出来，大家正在感叹十二爷爷折磨人的病况，路上便与村头的孝为父子等人相遇了。互相拜年后，不想孝为却诡秘地通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四清公公昨晚没了。
　　常贵一脸的惊愕：怎么可能呢？自己家与四清公公相隔最近，怎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刚才如果不是母亲提醒，差一点就从他家出行，先去给他拜年了呢。
　　孝为说这消息也是代雄告诉他的，刚才在路上遇见代雄，代雄交待不要去四清公公家了，免得不吉利，老人家昨晚没了，是烧没的，现在还不好发报，估计要出了破五才得料理后事。代雄是四清公公的亲侄孙，早上毛砣去他们家通知的情况。
　　原来，早上毛砣去老屋叫四清公公吃饭，走到屋前，见堂屋的大门关着，里面电灯却还是亮着的，灶屋的灯也亮着，叫了几声爷爷，却没人应答，便到侧房灶屋去看，这一看把他吓坏了：四清公公仰倒在灶屋火塘边，头靠近木板隔墙，一只脚还在火堂里，全身的衣服幾乎烧得精光，整个人像块烧黑的木炭，早已面目全非，两腿被烧得缩了筋，掰都不掰直了。只有原来戴着的毛帽子，被丢在一边，烧了一小块。头顶的木板隔墙有明显的火熏痕迹，估计当时如果四清公公不是拼死命将头上的帽子揪下来摔到一边，帽子一燃烧，木板隔墙很容易就接上火，那整个房子只怕就全部成了灰烬了。
　　常贵还是有些不肯相信，尽管新年大节没人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其实，常贵也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愿相信，对这样残忍的消息，心理上没有任何准备，感情上一下子难以接受。他昨天还寻思着，要趁春节这几天，抽些时间请四清公公讲讲有关老祖太保公华安的故事传说呢，怎么一下说没就没了呢？
　　但未等从村子里拜完年，四清公公没了的消息就完全被公开证实了，而且，其烧没的惨状被人描述得要多恐怖有多恐怖。
　　毛砣昨晚上是来老屋放过迎新的爆竹，那时见爷爷还没睡，还在灶屋烤火，也就没太在意。早晓得会出这种事，就扶他上床睡了。从烧没的现场看，估计是因晚上太冻了，老人家受不了寒冷，在烤火时，双脚离灶膛里的柴火太近，加上人又有点困了，一时便打了瞌睡，瞌睡中裤腿被烧出来柴火引燃，由于衣服穿得厚，一开始并没有感觉到，等烧到里面的肌肉被痛醒时，一慌张，便本能地伸手去抓燃烧的衣裤，想把火苗揉灭，可衣料全是尼龙的，一烧就成油状，一抓就粘手，烫住了，想起身往后退，更没了力气，最后只有绝望地仰倒在火塘边动弹不得，任凭油火无情地肆意燃烧，直到烧成木炭。只在生命的最后一瞬，还想到要保住老屋不能与他一起被火烧掉了，所以才拼尽最后一口气，将头上业已起火的帽子扒下来摔到一边。老人家临终时所承受的痛苦，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常贵反复地强调，昨晚上的确曾多次关注过老屋这边，总见有爆竹的光亮和响声，却没有发现异样的情况，只想到是毛砣还是重池在老屋放爆竹，当时还在心里嘀咕：毛砣家今晚老屋新屋一起热闹啊。如果稍微发现一点异常，肯定就会过去看了，那也许还有救的希望。
　　其实，昨晚上毛砣只是在十二点的时候来老屋放了一卷千子响就回新楼那边了，至于常贵目见耳闻到的很多光亮和响声，应该是后背屋安民家放的烟花爆竹的回响和反光映照给常贵造成的错觉，四清公公家的老屋旁边是座小石山，容易产生回响和反光。
　　接下来便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起昨晚曾闻到一股奇怪的焦煳香味，当时还纳闷大过年的谁家烧什么破烂，哪个晓得是四清公公。
　　因为四清公公如此非正常的突然过世，这个热闹祥和的春节便被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重的阴影。虽然，从除夕到正月初五，几乎白天黑夜都是礼花宣天，爆竹不断，但喜庆的程度已在“寿仁si”全体村人的心里大打折扣。
　　六
　　直到出了破五，四清公公的丧事才摆开了道场。整个村子的活动重心，从拜年道喜一下转到了为四清公公办理丧事。村组长昌森是当然的治丧委员会主任，四清公公的大侄子万珍被推举为家务长，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接着安排各方面工作的劳力，从布置灵堂、联系和尚师傅做法事、外购采买、前屋接待、后厨伙食，到挂礼、请地仙看地、打金井等等，可算来算去，就连从外面回来过年的人员、村中现有的60岁以下的人员全部算遍，还是不够安排，直排到70岁以下，才勉强排好班次，但部分年轻人以及四清公公的直系至亲，还是得连班做事。常贵也被安排在后厨采购组，每天要到城里去搞采买，父亲的任务是负责挑水，母亲和老婆芝兰亦被分配在后厨帮忙洗菜、洗碗、整理桌椅板凳，反正人人都有事做，个个不得空闲。
　　母亲一边洗碗一边感叹：现在村子里过一个老人家，真是过不起了，人手越来越少，再过几年更加难办了，不晓得怎样才扶得出门呢。
　　不过，帮忙做事的人手虽说不够用，但丧事的办理却因为借助了现代化手段而显得空前地热闹，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以前以地铳为主打的礼炮，一概以现代烟花取而代之，搞得比节日喜庆还要色彩斑斓。和尚师傅念经已成其次，代之以高音喇叭播放的佛经梵歌，李娜、齐豫、黑鸭子组合等音乐人演唱的佛歌更是杂陈其间，甚至为了舒缓氛围的民间散花歌谣、山歌调子、地方俚戏，也没日没夜地轮番播放，通宵达旦，几里以外都能听得真真切切。最经典的则是早已录制好的哭丧光碟、U盘，简直是民间哭丧划时代的发明改革。专司道场法事的民间和尚、师公，也开始进行创收业务拓展，搞起了一专多能多种经营，他们高价顾请无所不能的乡村管乐团的演员，事先根据假想逝者的性别身份，分别以孝男（媳）孝女或孝孙（孙媳）孝孙女的口吻代哭，一般分男女两种通用版本，并按嚎哭和唱哭两种形式，分别单独录制，然后根据苦主家的实际情况对号放入碟机播放。也有特地请了管乐团来现场哭唱的，主要是由逝者的外戚或其儿孙的外戚专门承请，所请管乐团一般在出殡前一天提前随外戚们赶到逝者家，一路洋鼓洋号吹打而来，仪仗俨然，一到苦主家便可开始开展系列表演活动，有现场哭丧（即代哭）和其他演出，其他演出则有管乐演奏，有民间戏剧，民间小调，除了哭丧，整个演出却是诙谐调侃甚至搞笑为基调，以半娱乐的形式来冲淡悲痛的气氛，但重头戏一般是安排在晚上表演，用以聚集耗堂的人气。
　　刚开始的时候，儿子小渔对四清公公的丧事感到很新鲜，表现出极大的兴奋，觉得很过瘾，没想到“死了老人家还有这么好玩”。但是很快就厌烦起来了，最主要是晚上那播放不停的高音喇叭太吵了，特别是那喊天号地的哭丧调，越到夜深越刺耳难受，搅得人无法入眠。芝兰也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本来做事就做得很累了，还要被号丧的高音喇叭吵得夜夜睡不了觉，生物钟都失衡了，脾气便变得喜怒无常起来，常常搞得常贵莫名其妙。
　　儿子小渔便老嚷嚷着要回广西的家，以示抗议。
　　常贵的假期只到初七就满了，按照常规，初八得正式回单位报到上班。可四清公公要捱到初九以后才登山下葬。初六晚上，在四清公公灵堂小憩挂礼时，常贵与主事的昌森说了打算回广西上班，昌森倒没说什么，只说人手虽然是不够，但你们吃皇粮的人，有你们吃皇粮人的规矩，不好为难你们。一旁的昌宣却较起劲来了，说：“既然回来了，不等到送了四清公公再走，怕是情理上说不过去吧，人死为大，还有什么事情大得过死人的事？”
　　昌宣的话不无道理。自己的父母都还在老家，以后总得倚靠乡亲们关照呢。眼下办事的确正需要人手，再说了，四清公公对自己不薄，多尽点心力是应当的。常贵决定推迟两天再走，但初八无论如何也得返回了，电话里与领导请了假，领导也只同意他延迟两天上班，再晚回去的话，大有可能影响到年初的岗位竞争，好些人正觊觎着他目前的职位呢。
　　但就在常贵返回的前一天夜里，昌宣与远房堂弟昌瑞在四清公公的灵堂上居然闹翻了脸，差点大打出手，原因就是在工厂打工的昌瑞也提出明天准备返回深圳，遭到昌宣的反对与呵斥。昌瑞说工厂给予的假到期了，要上班，不回去不行。昌宣说打个工这么要卵紧，比起你阳秋菊（昌瑞的母亲）你马代仕（昌瑞的父亲）还重要？昌瑞觉得昌宣不尊重人，心里不舒坦，便回敬昌宣，说他饱汉不知饿汉肚，说自己要是也当包工头做老板，能够自作主张的话，肯定也不在乎早几天回还是晚几天回了。昌宣听昌瑞如此一说，立马火冒三丈，指着昌瑞的鼻子骂：“你错把我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你马代仕把全村子的人都得罪完了，你当儿子的还不弥补做点功德，哪天他两腿一翘，你昌狗（昌瑞的小名叫昌狗）一个人背上山去啊？你背得了吗？”昌宣的话有些出言不逊又咄咄逼人，也把昌瑞惹毛了，说：“你昌宣心恁毒辣，要咒我爸死，你马代户（昌宣的父亲）就不要死啊？別有几个卵毛钱就嘎吧人，我不怕！”两个越扯越远越离主题。到后来，昌宣捋起袖子就要动手打昌瑞，说是替不会管教儿子的马代仕教训他怎么做人。昌瑞个子小，当然不是昌宣的对手，但嘴上还是不服软。经在场的人好说歹说才劝开。
　　昌宣与昌瑞间的争吵，令常贵心里很不是滋味，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能够感觉到昌瑞的无辜与无奈，可昌宣又有什么不对么？他的脾气也许是粗暴了些，但说到底也不是为了他自个儿的事啊。
　　这一晚，常贵强打着精神，陪四清公公到下半夜，直到值夜的和尚师傅也上床睡觉了，才摸回家去睡。
　　第二天一大早，到武冈的班车停在门口等常贵一家上车。原本打算同一天动身的昌瑞，正从常贵家门口去四清公公的老屋报到做事，说是等过几天才走了。看来，经过昨晚一宿的冷静思考，昌宣的干预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昌瑞同时还带来了另一个消息：老铺里的十二爷爷，昨晚下半夜也没了。
　　难怪，临天亮前，分明听见老铺里方向传来密集的爆竹声，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听错方向了呢，以为错把四清公公老屋的爆竹响声听成在老铺里方向响呢，原来真是老铺里在报丧啊。
　　常贵心里一咯噔，不由自主地往老铺里方向望了望，挤身上了班车，儿子小渔和老婆芝兰早已在车上等得不耐烦了，班车也不断发出催促的鸣笛。
　　常贵上了车，伸出半个头来，凝望着立在路边的父母，心中涌起一股温馨的惆怅和隐隐的酸楚。他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无助。
　　常贵向二老挥手，嘱咐他们自己多保重，并叮嘱二老，到老铺里十二爷爷那里去帮他挂个礼，替他烧炷香，他只能对不起十二爷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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