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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正在选择典型,以回击反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奇谈怪论”,各地领导积极推荐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靠大寨”,至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这一阶段被称为“学大寨时期”。大寨成了规范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行动的样板,也是人们向往和朝圣的地方。
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一个80多户的生产大队。这样一个村庄,怎么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大寨坐落于太行山区,耕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地块零碎,又不规则。1953年,大寨开始办农业生产合作杜,陈永贵任合作社社长。这是一位勤于耕种又很有想法的能人。
1963年2月,山西召开了全省劳模会议,陈永贵冒了尖——报的亩产量达到774斤,不仅超过了同在土石山区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武侯梨,也超过了晋南平原产粮区的代表,被认为是高产奇迹。
这时,中国的农村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大抉择。1962年8月上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针对邓子恢代表的“单干风”、彭德怀代表的“翻案风”和刘少奇代表的“黑暗风”,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他说:“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
同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受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在发言时指出:“两个月来,又在党内进行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主张“包产到户”的人,被当做“资产阶级代表”严加批判。“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从此,全党从上到下刹“单干风”。毛泽东正在选择典型,以回击反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奇谈怪论”。
“三项革命运动的缩影”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引用了毛泽东一段最新的非常重要的指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当时来大寨参观的领导人和记者都认为,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全面、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最早看出大寨的政治价值的,是《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燕凌。在采访陈永贵时,他敏锐地发现,这里开展“三项革命运动”有鲜活的论据。回到北京,他写出了通讯“在农村阵地上”,副题是“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刊登在1963年8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
报道中记述了陈永贵是如何坚持斗争、占领社会主义阵地的:阵地之一是大柳树下,这是解放前地主吊打穷人的地方,解放后,斗争地主也在这里;陈永贵经常利用这棵大柳树,启发穷人忆苦思甜,开展阶级教育,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阵地之二在虎头山下,改土造地,科学种田,以蓄水保墒,增加产量。阵地之三是“堡垒内外”,积极开展党内斗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陈永贵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觉悟较高,但当时毛泽东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林彪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选择仍需要考量。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到晋东南、晋南一路考察先进大队,又约陈永贵到太原晋祠宾馆座谈。经过比较,李认为,绛县南柳大队党支部书记周铭山年纪轻,又有文化,考虑向毛泽东推荐周。
正在这时,一场与洪灾的搏斗,使陈永贵占据了制高点。
“自力更生的典范”
l963年8月2日到8日,山西、河北的广大地区连续七天七夜下大雨。大寨公社的23个大队都是受害单位。陈永贵学习毛泽东“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思想,向大家说:“只要人在就是喜事!”他要求社员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灾害。
“先治坡还是先治窝”?过去的说法是,就是讨吃要饭也得有个窝。但面对冲坏一半的沟地,马上整修就能少受损失。最后确定,大寨20%的劳力治窝,80%的劳力治坡,先把200亩倒伏的庄稼扶起来,六天时间培土、上堆,60亩倒伏最严重的地又浇了人粪,这些地基本没有减产。扭回头来,赶紧修边垒堰。
“集体化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这是陈永贵当时最有力的一句话。通过这次抗洪救灾,进一步“吸引社员心向集体”:社员们损失了口粮,集体给补上;塌了旧房,集体给建新房,不但从集体积累中拿出3万元、3万斤粮食购买木材、石灰等原料,还从外村雇来民工,常年修房。
这年八九月间,陈永贵携妻子到太原看病。当时陈永贵虽是省劳模,但因私外出没有接待单位。安排好病人,我用自行车将他带到招待所。他要我与昔阳籍老干部、省委副秘书长毛联珏联系,想汇报一下大寨抗洪的情况。第二天,我陪他到省委办公室,老毛热情接待了他。当晚,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当前工作。老毛在为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起草的讲话稿中,加了一段大寨抗灾的事例。在小食堂用餐时,他当面向陶汇报了陈永贵的谈话内容。
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陈永贵树立了他的形象,也在大寨社员中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还定下“三不要”(不要救济款、粮、物资),谢绝了政府的救济。
毛泽东知道大寨的事迹后,在山东曲阜县陈家庄的一个材料上批示:“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给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要自力更生,事情总会起变化”。
领会了毛泽东“最新重要指示”的部分高层干部,对大寨纷纷给予很高评价。例如,中南局候补书记李一清就是昔阳南关人,听了陈永贵的介绍,兴致很高,作了高度概括,说大寨是毛主席倡导的“三项革命的缩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
山西省委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省委宣传部长李琦认为大寨具有时代精神,便通过昔阳县委邀请陈永贵到会上作报告。这位42岁扫盲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很善于把领导的话融汇到大寨的实际中。他运用“坏事变好事”的观点讲抗洪救灾,促进事物转化,内容生动感人,语言精辟。这个报告轰动了省城,陈永贵被别的单位邀请,一连作了五场报告。
根据陈永贵的报告,l963年11月9日,《山西日报》在头版以套红标题,报道了大寨抗洪夺丰收的事迹,同时刊登了山西省委向全省发出学习大寨的通知。
“看来农业要靠大寨”
作为中央驻晋新闻单位的新华社山西分社、《人民日报》山西记者站(当时是两个牌子一套人员),对于宣传大寨自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963年11月11日,主持分社工作的副社长马明派冯东书和我,带着编好的大寨战胜灾害和省委通知的稿件到了北京,总社13日播发,《人民日报》刊登。其间,我俩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两个编辑部之间“游说”,向领导汇报分社下一步宣传大寨的计划,听取他们的指示。
当时,两个编辑部都在领会并按照毛泽东指示,组织“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报道。《人民日报》编委张潮对我们说,大寨可能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旗帜。他要我们写深写细,还提示我们,自力更生也要有阶级路线,报道中要体现出来。
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穆青,仔细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很快意识到大寨的“新闻价值”。他嘱咐我们:“要着重从政治思想上挖掘主题思想,陈永贵这个人物英雄形象比较难写,要下工夫!”
冯东书和我回到太原,传达了《人民日报》、新华社领导的意见和要求。在业务民主会上,大家充分讨论,形成了共识。冯东书长期搞农村报道,他认为,大寨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论述,是新时期的新典型。宋莎荫说,要写大寨走过的这条道路。明确了报道思想,分社领导派莎荫和我到大寨采访。
1963年11月30日,我们到昔阳时,《山西日报》记者张丽全、郝占敖已经写出长篇报道,排出的清样约4万字。我们与昔阳县委、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开了两次座谈会,利用已有材料,按照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的框架和顺序,由莎荫执笔,我充实内容,很快写出了初稿。然后请县印刷厂排印出来,一份直接寄给穆青,一份带回太原交分社领导。
穆青看了题为“大寨之路”的初稿,于12月下旬乘飞机从北京赶到太原。他在分社记者会议上说:“我这次来有两件事,一件是帮助你们总结调查研究经验,一件是帮助你们修改‘大寨之路’——后一件是主要的。”他认为,初稿中有些事迹很生动,写作手法也不错,像电影有长镜头、短镜头、特写镜头;但是思想深度还不够,还需要充实一些内容。
他说,1964年将是“大学之年”“大比之年”,工业战线已开始宣传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农业战线还未形成气候。为了推动农业战线的学、比、赶运动,一定要把“大寨之路”这篇文章修改好。这时莎荫重病卧床,穆青要我提供有关大寨的原始材料。他看过后,对文章的布局、结构、材料取舍提出具体意见。我在莎荫病床前,两人逐句逐段修改,一直干到下半夜,拿出了修改稿。修改稿贯穿了两种思想斗争,深化了主题思想。
穆青把“大寨之路”带回北京,又找几个人做了修改,最后征求了社长朱穆之的意见。1964年2月9日,新华社将“大寨之路”播发,《人民日报》2月10日头版推出,并配有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中央电台广播,各省报都突出登载,农村读物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但是,集中宣传了一个多月,大寨和陈永贵还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1964年3月28日、29日,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停在邯郸。他要河北省委、山西省委领导去汇报工作。陶鲁笳汇报了山西全省情况后,着重讲了大寨。毛对陈永贵“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给予肯定,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河北省委领导汇报说,洪灾后有些县、社要求国家在财力上多支援一些。这时,陶鲁笳插问毛泽东看过最近《人民日报》登的大寨自力更生战胜洪灾的文章没有,毛说:“有这个印象,没有看。”陶就汇报了大寨在1963年抗洪救灾中,不要国家支援、依靠集体力量重建家园的情况。毛泽东对大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很重视。毛泽东问陈永贵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陶鲁笳把名字写出来,说陈50岁,42岁扫盲,还讲逻辑。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的语气说,穷山沟出了好文章,高兴地问: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陶鲁笳和随行人员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交给了他,材料中就有登着“大寨之路”和“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榜样”的《人民日报》。
毛泽东说:“我要先看一看。”
不久,列席山西省委常委会议的马明,传达了毛泽东看了“大寨之路”后的讲话:“那两位记者的文章,我看了,看来农业要靠大寨。”
随后,决定8亿农民15年命运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了。■
范银怀: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党组成员、采编主任,1955年至1975年任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靠大寨”,至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这一阶段被称为“学大寨时期”。大寨成了规范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行动的样板,也是人们向往和朝圣的地方。
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一个80多户的生产大队。这样一个村庄,怎么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大寨坐落于太行山区,耕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地块零碎,又不规则。1953年,大寨开始办农业生产合作杜,陈永贵任合作社社长。这是一位勤于耕种又很有想法的能人。
1963年2月,山西召开了全省劳模会议,陈永贵冒了尖——报的亩产量达到774斤,不仅超过了同在土石山区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武侯梨,也超过了晋南平原产粮区的代表,被认为是高产奇迹。
这时,中国的农村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大抉择。1962年8月上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针对邓子恢代表的“单干风”、彭德怀代表的“翻案风”和刘少奇代表的“黑暗风”,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他说:“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
同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受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在发言时指出:“两个月来,又在党内进行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主张“包产到户”的人,被当做“资产阶级代表”严加批判。“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从此,全党从上到下刹“单干风”。毛泽东正在选择典型,以回击反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奇谈怪论”。
“三项革命运动的缩影”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引用了毛泽东一段最新的非常重要的指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当时来大寨参观的领导人和记者都认为,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全面、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最早看出大寨的政治价值的,是《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燕凌。在采访陈永贵时,他敏锐地发现,这里开展“三项革命运动”有鲜活的论据。回到北京,他写出了通讯“在农村阵地上”,副题是“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刊登在1963年8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
报道中记述了陈永贵是如何坚持斗争、占领社会主义阵地的:阵地之一是大柳树下,这是解放前地主吊打穷人的地方,解放后,斗争地主也在这里;陈永贵经常利用这棵大柳树,启发穷人忆苦思甜,开展阶级教育,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阵地之二在虎头山下,改土造地,科学种田,以蓄水保墒,增加产量。阵地之三是“堡垒内外”,积极开展党内斗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陈永贵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觉悟较高,但当时毛泽东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林彪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选择仍需要考量。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到晋东南、晋南一路考察先进大队,又约陈永贵到太原晋祠宾馆座谈。经过比较,李认为,绛县南柳大队党支部书记周铭山年纪轻,又有文化,考虑向毛泽东推荐周。
正在这时,一场与洪灾的搏斗,使陈永贵占据了制高点。
“自力更生的典范”
l963年8月2日到8日,山西、河北的广大地区连续七天七夜下大雨。大寨公社的23个大队都是受害单位。陈永贵学习毛泽东“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思想,向大家说:“只要人在就是喜事!”他要求社员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灾害。
“先治坡还是先治窝”?过去的说法是,就是讨吃要饭也得有个窝。但面对冲坏一半的沟地,马上整修就能少受损失。最后确定,大寨20%的劳力治窝,80%的劳力治坡,先把200亩倒伏的庄稼扶起来,六天时间培土、上堆,60亩倒伏最严重的地又浇了人粪,这些地基本没有减产。扭回头来,赶紧修边垒堰。
“集体化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这是陈永贵当时最有力的一句话。通过这次抗洪救灾,进一步“吸引社员心向集体”:社员们损失了口粮,集体给补上;塌了旧房,集体给建新房,不但从集体积累中拿出3万元、3万斤粮食购买木材、石灰等原料,还从外村雇来民工,常年修房。
这年八九月间,陈永贵携妻子到太原看病。当时陈永贵虽是省劳模,但因私外出没有接待单位。安排好病人,我用自行车将他带到招待所。他要我与昔阳籍老干部、省委副秘书长毛联珏联系,想汇报一下大寨抗洪的情况。第二天,我陪他到省委办公室,老毛热情接待了他。当晚,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当前工作。老毛在为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起草的讲话稿中,加了一段大寨抗灾的事例。在小食堂用餐时,他当面向陶汇报了陈永贵的谈话内容。
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陈永贵树立了他的形象,也在大寨社员中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还定下“三不要”(不要救济款、粮、物资),谢绝了政府的救济。
毛泽东知道大寨的事迹后,在山东曲阜县陈家庄的一个材料上批示:“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给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要自力更生,事情总会起变化”。
领会了毛泽东“最新重要指示”的部分高层干部,对大寨纷纷给予很高评价。例如,中南局候补书记李一清就是昔阳南关人,听了陈永贵的介绍,兴致很高,作了高度概括,说大寨是毛主席倡导的“三项革命的缩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
山西省委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省委宣传部长李琦认为大寨具有时代精神,便通过昔阳县委邀请陈永贵到会上作报告。这位42岁扫盲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很善于把领导的话融汇到大寨的实际中。他运用“坏事变好事”的观点讲抗洪救灾,促进事物转化,内容生动感人,语言精辟。这个报告轰动了省城,陈永贵被别的单位邀请,一连作了五场报告。
根据陈永贵的报告,l963年11月9日,《山西日报》在头版以套红标题,报道了大寨抗洪夺丰收的事迹,同时刊登了山西省委向全省发出学习大寨的通知。
“看来农业要靠大寨”
作为中央驻晋新闻单位的新华社山西分社、《人民日报》山西记者站(当时是两个牌子一套人员),对于宣传大寨自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963年11月11日,主持分社工作的副社长马明派冯东书和我,带着编好的大寨战胜灾害和省委通知的稿件到了北京,总社13日播发,《人民日报》刊登。其间,我俩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两个编辑部之间“游说”,向领导汇报分社下一步宣传大寨的计划,听取他们的指示。
当时,两个编辑部都在领会并按照毛泽东指示,组织“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报道。《人民日报》编委张潮对我们说,大寨可能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旗帜。他要我们写深写细,还提示我们,自力更生也要有阶级路线,报道中要体现出来。
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穆青,仔细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很快意识到大寨的“新闻价值”。他嘱咐我们:“要着重从政治思想上挖掘主题思想,陈永贵这个人物英雄形象比较难写,要下工夫!”
冯东书和我回到太原,传达了《人民日报》、新华社领导的意见和要求。在业务民主会上,大家充分讨论,形成了共识。冯东书长期搞农村报道,他认为,大寨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论述,是新时期的新典型。宋莎荫说,要写大寨走过的这条道路。明确了报道思想,分社领导派莎荫和我到大寨采访。
1963年11月30日,我们到昔阳时,《山西日报》记者张丽全、郝占敖已经写出长篇报道,排出的清样约4万字。我们与昔阳县委、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开了两次座谈会,利用已有材料,按照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的框架和顺序,由莎荫执笔,我充实内容,很快写出了初稿。然后请县印刷厂排印出来,一份直接寄给穆青,一份带回太原交分社领导。
穆青看了题为“大寨之路”的初稿,于12月下旬乘飞机从北京赶到太原。他在分社记者会议上说:“我这次来有两件事,一件是帮助你们总结调查研究经验,一件是帮助你们修改‘大寨之路’——后一件是主要的。”他认为,初稿中有些事迹很生动,写作手法也不错,像电影有长镜头、短镜头、特写镜头;但是思想深度还不够,还需要充实一些内容。
他说,1964年将是“大学之年”“大比之年”,工业战线已开始宣传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农业战线还未形成气候。为了推动农业战线的学、比、赶运动,一定要把“大寨之路”这篇文章修改好。这时莎荫重病卧床,穆青要我提供有关大寨的原始材料。他看过后,对文章的布局、结构、材料取舍提出具体意见。我在莎荫病床前,两人逐句逐段修改,一直干到下半夜,拿出了修改稿。修改稿贯穿了两种思想斗争,深化了主题思想。
穆青把“大寨之路”带回北京,又找几个人做了修改,最后征求了社长朱穆之的意见。1964年2月9日,新华社将“大寨之路”播发,《人民日报》2月10日头版推出,并配有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中央电台广播,各省报都突出登载,农村读物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但是,集中宣传了一个多月,大寨和陈永贵还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1964年3月28日、29日,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停在邯郸。他要河北省委、山西省委领导去汇报工作。陶鲁笳汇报了山西全省情况后,着重讲了大寨。毛对陈永贵“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给予肯定,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河北省委领导汇报说,洪灾后有些县、社要求国家在财力上多支援一些。这时,陶鲁笳插问毛泽东看过最近《人民日报》登的大寨自力更生战胜洪灾的文章没有,毛说:“有这个印象,没有看。”陶就汇报了大寨在1963年抗洪救灾中,不要国家支援、依靠集体力量重建家园的情况。毛泽东对大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很重视。毛泽东问陈永贵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陶鲁笳把名字写出来,说陈50岁,42岁扫盲,还讲逻辑。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的语气说,穷山沟出了好文章,高兴地问: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陶鲁笳和随行人员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交给了他,材料中就有登着“大寨之路”和“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榜样”的《人民日报》。
毛泽东说:“我要先看一看。”
不久,列席山西省委常委会议的马明,传达了毛泽东看了“大寨之路”后的讲话:“那两位记者的文章,我看了,看来农业要靠大寨。”
随后,决定8亿农民15年命运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了。■
范银怀: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党组成员、采编主任,1955年至1975年任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