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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20世纪德国最具影响力的体育活动家、教育家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与体育思想进行探析。研究表明：他奠定了德国奥林匹克事业的组织框架与思想基础，首创了奥运会火炬接力等仪式，开创了国际奥林匹克教育事业；其体育思想蕴含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复杂面向，并具有审美至上的人文主义情怀和道德为先的体育教育思想。他一生追随顾拜旦的理想，虽深受纳粹政治的侵扰，却在维护体育自治与善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与体育思想始终闪耀着时代的智慧与光芒。
关 键 词：体育思想；奥林匹克；卡尔·迪姆
中图分类号：G811.2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5-0022-06
Abstract： The authors explored the Olympic practice and sports ideology of educator Carl Diem， the most influential sports activist in German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Carl Diem established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Olympic enterprise of Germany， created ceremonies such as Olympic torch relay， and started international Olympic education enterprise； his sports ideology contained complicated facets of patriot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humanistic feelings in which aesthetics is supreme， and sports education ideology in which moral is the first priority； all his life he followed Coubertin’s ideal； although he was influenced by Nazi politics， he kept making progress in maintaining independent and benign sports governance； the Olympic practice and sports ideology of Carl Diem shined with epochal wisdom and brilliance all the time.
Key words： sports ideology；Olympics；Carl Diem
1962年12月17日，一位名叫卡尔·迪姆的德国体育官员在科隆去世，体育史学家盖茨·帕顿与诺伯特·巴里[1]对他有着如下的评价：“在德国的奥林匹克历史中，卡尔·迪姆如果不是最有名的名字，那一定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许是被遮盖于顾拜旦伟大的光芒，或许是受累于纳粹德国的政治阴影，抑或秉承德国人低调内敛的个性特征，这位“体育歌德”的思想和实践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反响。英国拉夫堡大学的迪卡娅博士对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思想进行过片段式的考察，我国学界只有赵启鑫于1990年翻译了前联邦德国学者撰写的介绍性文章。难怪，曾经拍过卡尔·迪姆记录片的导演弗兰克·威瑟不无悲凉地评价：“从来没有人追究过他的所作所为，他带着那些荣誉，像平常人一样死去。”[2]其实，在迪姆去世后，德国科隆的卡尔·迪姆研究院出版并先后3次修订了《奥林匹克思想——卡尔·迪姆演讲与论文集》，尽管此文集的研究性和学术性有待提升，却是一本总结卡尔·迪姆人生轨迹和哲学思考的资料集。该研究院主任卡尔·伦纳茨教授访问中国期间，笔者有幸获得了该文集英文版，在这本重要史料的基础上综合各方研究成果，得以全面、系统、深入地对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经历与体育思想加以发掘、整理和探究，从而更新人们对这位国际奥林匹克先驱的认识，并对解决当前国际体育的问题和矛盾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1 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
1）坚持不辍，为奥运书写德国篇章。
1882年6月24日，卡尔·迪姆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的生意算不上成功，并经常远赴美国而无暇顾及家庭，卡尔·迪姆不得不在高中时就辍学成为一家裁缝店的销售员。他对英美体育始终充满热爱，于1899年创立了田径俱乐部马克曼尼亚。1904年，因为出色的组织才能被德国田径管理局（the Deutsche Sportbeh?rde für Athletik，DSBFA）选作文字秘书，并迅速在1908年当选主席。
卡尔·迪姆作为德国奥林匹克先驱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始于1906年雅典奥运会。期间，他作为国际嘉宾参加了雅典市政府的招待会，深切地感受到奥运会的魅力：“从一名勤奋的观察者角度看，十天的奥运会精彩不断，世界上最优秀的年轻人聚集一堂，在古典之美的雅典分享新的荣耀”[3]2。迪姆从此正式开启了奥林匹克人生，直至1960年罗马奥运会。期间，他作为团长或嘉宾代表德国参加了多届奥运会。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他是德国代表团的领队兼记者；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和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德国代表团团长；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他是德国参加奥运会青年营的代表团团长；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他是代表团成员。他还参与组织1916年奥运会的申办，并对德国获得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办权并成功组织，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他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令人敬仰的地位，才有可能在二战后作为唯一的德国人出现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嘉宾名单中。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他同样以国际贵宾身份出席。 2）深受纳粹党人的政治影响。
卡尔·迪姆对古希腊文化充满向往与崇拜：“研究古希腊，我们比任何别的国家做得都多。可是希腊人的智慧和体育文化，我们却没学到什么。”纳粹分子也把德国人看作是雅利安人的杰出后裔，是古希腊民族的继承者，并且充分将自己理解的高贵古希腊精神融入纳粹党的哲学。这种理想主义倾向使纳粹政权与卡尔·迪姆找到了共同语言。1933年纳粹上台后对英式体育的态度一开始是较为抵触的，伴随着新的形势，纳粹党领袖逐渐学会用资产阶级式的体育样式粉饰帝国面孔。卡尔·迪姆甚至在军方控制的帝国体育领导委员会（Reichssportführer）中谋取了一份职务。“他很懂得推广英式体育活动，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做过很多有益的尝试。他的知识和能力，在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里都非常有用。但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反对过自己所在的体制，总是很合作。”[14]
从1938—1945年，迪姆担任了国际奥林匹克研究院的主任，这份荣誉式的工作使他免遭了许多政治波折，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在1939—1945年间担任了另外一份职务，即纳粹党体育文化协会外务部的主任。与此同时，他与帝国体育领导委员会的沙麦尔·奥斯滕走的很近，甚至经常结伴出访他国。沙麦尔曾命令迪姆组建计划于1939年赶赴斯德哥尔摩参加林氏体操大会的代表队，以及筹备即将于1942年在慕尼黑召开的欧洲体育论坛。卡尔·迪姆还担任了由意大利和德国体育界发起的欧洲体育联合会的秘书长。“沙麦尔甚至向希特勒求助，希望元首安排柏林大学授予迪姆全职教授职称，这个请求由于教育部的反对而最终搁浅”[15]。
卡尔·迪姆一生遭遇最大的诘难来自于他在二战末期充当了纳粹分子的宣传鼓动器。1938年，卡尔··迪姆对德国前线士兵做出战斗动员：“若说体育与奥运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处，那就是教给我们进攻精神和快速决策，也使我们强壮、坚忍。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打垮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为一个更好的欧洲，守住我们的胜利。”[16]1945年2月，反希特勒的盟军持续数年的空袭将柏林轰炸的体无完肤，此时的纳粹政权还在苟延残喘。3月18日，卡尔·迪姆在柏林的一座体育场里，对希特勒青年团及预备队发表了演讲。“他引用了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诗人提尔泰奥斯的《劝诫诗》：英勇杀敌为祖国而战、死于最前线最美好”[17]。然而，无谓的抵抗换来了苏军的猛烈反击，导致了数百名年轻人罹难。
3）捍卫了奥林匹克的自治理想。
一方面要传承奥运之父的火种，另一方面要迎合纳粹分子的政治需要，卡尔·迪姆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显得步履维艰。“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德国人，迪姆能被顾拜旦的思想所吸引，将英式体育、国际竞争、希腊传统和身体崇拜等思想元素十分恰当地拿捏在一起，并在种族主义与右翼军事主义横行的纳粹德国传播流行开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18]。但值得庆幸的是他最大限度规避了奥运会被纳粹赋予的种族色彩与军国主义色彩，使得奥运会能够顺利举行。
卡尔·迪姆能够拿来与政治纷扰做斗争的武器就是确保奥林匹克运动的自治性，在面对纳粹党的霸道和世界各国的抵制时，以“体育与政治无关”的盾牌做出了顽强的抵抗。卡尔·迪姆[3]90-91在论及国际奥委会的组织特点时指出：“国际奥委会不是由各国体育组织的代表构成，它是建立在自我遴选制度之上、具有完全独立和绝对权威的主体。它可以选举新的代表而无需各国代表指指点点。它基于一个美好的愿望——奥委会必须在决策时避免派别分歧。”迪姆显然是看到了顾拜旦设计国际奥委会时的内在逻辑，在任海[19]看来：“在这个纷争不已的国际社会，顾拜旦强调奥林匹克组织的精英自治，使之超脱民族和国家冲突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使国际奥委会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得以自保，而且也避免了外部政治势力影响到其组织的内部团结。”此外，在纳粹德国试图对奥林匹克运动系统地施加影响时，他并没有与之同流合污，同样面对美国、法国对柏林奥运会的抵制，迪姆也表达了同巴耶拉图尔一样的坚定：“主要的目标是不惜任何代价举办奥运会和尊重体育原则，而追求捍卫普遍的人道主义原则则处于次要的位置。”[20]
卡尔·迪姆最大限度维护着奥林匹克自身的地位和权益，使其最小程度上受到政治风云的冲击，他也坚定地认为体育应置身于政治之外，他在《体育人生》的文章里写到：“总之，我们可以说体育能够从纳粹的政治牵制中全身而退，体育的自主性总比其他的文化领域更具优势。”[21]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幸免于难的迪姆，担任了战后西德体育部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卡尔·迪姆将手中的接力棒交给了威尔·道姆，专心于德国体育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国际奥林匹克教育工作，直至逝世。站在21世纪体育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依然感受着卡尔·迪姆的恩泽：他成功地应对各种困难，以保证奥运会本身被赋予的庆典意义和道德愿景得到践行，奥运会才能在顾拜旦去世后依然得以延续；他从古奥运的伟大传统中受到启发，发明奥运圣火接力仪式，这样的神圣符号才能依然闪耀在每一届的奥运舞台；他充分发挥体育的教育功能、矢志不渝地推动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建设，使得现在的奥林匹克教育事业硕果累累；他很早就认识到了奥运会超大规模、奥运会单一文化危险等问题，并前瞻性地提出应对策略，这些问题与策略至今仍振聋发聩。
参考文献：
[1] Garth Parth，Robert Barney. Adolf Hitler，Carl Diem，Werner Klingeberg，and the thousand year reich[C].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Olympic Research，2002：94.
[2] 李宏宇. 奥运火炬接力发明人被遗忘，生平受到争议[N]. 南方周末，2007-12-13.
[3] Carl Diem. The Olympic idea：discourses and essays[M]. Schorndorf：Verlag Karl Hofmann，1970. [4] Wojciech Liponsky. The humanistic symbolism of Olympia：a message from antiquity for modern times[C]. Proceedings of the 48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2008：1-20.
[5] Henri Pouret. Symbolism of the Olympic flame [J]. Olympic Review，1968（12）：434-438.
[6] 阿伦·古特曼. 现代奥运史[M]. 徐元民，译. 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2001：99.
[7] Jim Parry. The Olympic education in practice[C]. The Centre d‘Estudis Olímpics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Publishment，2003：2-14.
[8] Mehmt Tunckol，Yasar Sahin. Carl Diem and the Olympics[C]. Ovidius University Annals Series：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2010（2）：913.
[9] Maurice Roche. Mega-Events and modernity：Olympics and expos in the growth of global culture[M]. London：Routledge，2000：117.
[10] Conrado Durantez. The torch：the great Olympic symbol [J]. Olympic Review，1985（6）：620.
[11] Carl Diem. The Olympic idea as moral challenge[C].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the 2nd Young Participants Session，1962.
[12] Richard Mandell. The Nazi Olympics[M]. New York：Macmillan，1971：283.
[13] Karl Ritter von Holt.Dr. Carl Diem is dead！ [J]. Olympic Review，1963，81（2）：62-63.
[14] Arnd Kruger，William Murray. The Nazi Olympics：sport，politics and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M].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247-251.
[15] Derek Symer. Carl Diem and the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 sport[C]. Proceedings of the 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Sport History，1996：61.
[16] John Findling，Kimberly Pel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modern Olympic movement[M]. Westpor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1996：87.
[17] Karl Lennartz，Jurgen Buschmann. Carl Diem–still controversial 50 years on[J]. Journal of Olympic History，2012，20（3）：28-29.
[18] John Hoberman.Toward a theory of Olympic internationalism[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1995，22（1）：1-37.
[19] 任海. 国际奥委会演进的历史逻辑——从自治到善治[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4：90.
[20] 雷蒙德·加夫纳.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百年：思想·主席·成就（第1卷）[Z]. 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994：209.
[21] Horst Ueberhorst. The importance of the historians’ quarrel and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for the German history of sport[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1990，17（2）：232-244.
关 键 词：体育思想；奥林匹克；卡尔·迪姆
中图分类号：G811.2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5-0022-06
Abstract： The authors explored the Olympic practice and sports ideology of educator Carl Diem， the most influential sports activist in German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Carl Diem established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Olympic enterprise of Germany， created ceremonies such as Olympic torch relay， and started international Olympic education enterprise； his sports ideology contained complicated facets of patriot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humanistic feelings in which aesthetics is supreme， and sports education ideology in which moral is the first priority； all his life he followed Coubertin’s ideal； although he was influenced by Nazi politics， he kept making progress in maintaining independent and benign sports governance； the Olympic practice and sports ideology of Carl Diem shined with epochal wisdom and brilliance all the time.
Key words： sports ideology；Olympics；Carl Diem
1962年12月17日，一位名叫卡尔·迪姆的德国体育官员在科隆去世，体育史学家盖茨·帕顿与诺伯特·巴里[1]对他有着如下的评价：“在德国的奥林匹克历史中，卡尔·迪姆如果不是最有名的名字，那一定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许是被遮盖于顾拜旦伟大的光芒，或许是受累于纳粹德国的政治阴影，抑或秉承德国人低调内敛的个性特征，这位“体育歌德”的思想和实践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反响。英国拉夫堡大学的迪卡娅博士对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思想进行过片段式的考察，我国学界只有赵启鑫于1990年翻译了前联邦德国学者撰写的介绍性文章。难怪，曾经拍过卡尔·迪姆记录片的导演弗兰克·威瑟不无悲凉地评价：“从来没有人追究过他的所作所为，他带着那些荣誉，像平常人一样死去。”[2]其实，在迪姆去世后，德国科隆的卡尔·迪姆研究院出版并先后3次修订了《奥林匹克思想——卡尔·迪姆演讲与论文集》，尽管此文集的研究性和学术性有待提升，却是一本总结卡尔·迪姆人生轨迹和哲学思考的资料集。该研究院主任卡尔·伦纳茨教授访问中国期间，笔者有幸获得了该文集英文版，在这本重要史料的基础上综合各方研究成果，得以全面、系统、深入地对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经历与体育思想加以发掘、整理和探究，从而更新人们对这位国际奥林匹克先驱的认识，并对解决当前国际体育的问题和矛盾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1 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
1）坚持不辍，为奥运书写德国篇章。
1882年6月24日，卡尔·迪姆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的生意算不上成功，并经常远赴美国而无暇顾及家庭，卡尔·迪姆不得不在高中时就辍学成为一家裁缝店的销售员。他对英美体育始终充满热爱，于1899年创立了田径俱乐部马克曼尼亚。1904年，因为出色的组织才能被德国田径管理局（the Deutsche Sportbeh?rde für Athletik，DSBFA）选作文字秘书，并迅速在1908年当选主席。
卡尔·迪姆作为德国奥林匹克先驱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始于1906年雅典奥运会。期间，他作为国际嘉宾参加了雅典市政府的招待会，深切地感受到奥运会的魅力：“从一名勤奋的观察者角度看，十天的奥运会精彩不断，世界上最优秀的年轻人聚集一堂，在古典之美的雅典分享新的荣耀”[3]2。迪姆从此正式开启了奥林匹克人生，直至1960年罗马奥运会。期间，他作为团长或嘉宾代表德国参加了多届奥运会。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他是德国代表团的领队兼记者；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和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德国代表团团长；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他是德国参加奥运会青年营的代表团团长；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他是代表团成员。他还参与组织1916年奥运会的申办，并对德国获得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办权并成功组织，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他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令人敬仰的地位，才有可能在二战后作为唯一的德国人出现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嘉宾名单中。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他同样以国际贵宾身份出席。 2）深受纳粹党人的政治影响。
卡尔·迪姆对古希腊文化充满向往与崇拜：“研究古希腊，我们比任何别的国家做得都多。可是希腊人的智慧和体育文化，我们却没学到什么。”纳粹分子也把德国人看作是雅利安人的杰出后裔，是古希腊民族的继承者，并且充分将自己理解的高贵古希腊精神融入纳粹党的哲学。这种理想主义倾向使纳粹政权与卡尔·迪姆找到了共同语言。1933年纳粹上台后对英式体育的态度一开始是较为抵触的，伴随着新的形势，纳粹党领袖逐渐学会用资产阶级式的体育样式粉饰帝国面孔。卡尔·迪姆甚至在军方控制的帝国体育领导委员会（Reichssportführer）中谋取了一份职务。“他很懂得推广英式体育活动，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做过很多有益的尝试。他的知识和能力，在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里都非常有用。但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反对过自己所在的体制，总是很合作。”[14]
从1938—1945年，迪姆担任了国际奥林匹克研究院的主任，这份荣誉式的工作使他免遭了许多政治波折，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在1939—1945年间担任了另外一份职务，即纳粹党体育文化协会外务部的主任。与此同时，他与帝国体育领导委员会的沙麦尔·奥斯滕走的很近，甚至经常结伴出访他国。沙麦尔曾命令迪姆组建计划于1939年赶赴斯德哥尔摩参加林氏体操大会的代表队，以及筹备即将于1942年在慕尼黑召开的欧洲体育论坛。卡尔·迪姆还担任了由意大利和德国体育界发起的欧洲体育联合会的秘书长。“沙麦尔甚至向希特勒求助，希望元首安排柏林大学授予迪姆全职教授职称，这个请求由于教育部的反对而最终搁浅”[15]。
卡尔·迪姆一生遭遇最大的诘难来自于他在二战末期充当了纳粹分子的宣传鼓动器。1938年，卡尔··迪姆对德国前线士兵做出战斗动员：“若说体育与奥运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处，那就是教给我们进攻精神和快速决策，也使我们强壮、坚忍。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打垮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为一个更好的欧洲，守住我们的胜利。”[16]1945年2月，反希特勒的盟军持续数年的空袭将柏林轰炸的体无完肤，此时的纳粹政权还在苟延残喘。3月18日，卡尔·迪姆在柏林的一座体育场里，对希特勒青年团及预备队发表了演讲。“他引用了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诗人提尔泰奥斯的《劝诫诗》：英勇杀敌为祖国而战、死于最前线最美好”[17]。然而，无谓的抵抗换来了苏军的猛烈反击，导致了数百名年轻人罹难。
3）捍卫了奥林匹克的自治理想。
一方面要传承奥运之父的火种，另一方面要迎合纳粹分子的政治需要，卡尔·迪姆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显得步履维艰。“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德国人，迪姆能被顾拜旦的思想所吸引，将英式体育、国际竞争、希腊传统和身体崇拜等思想元素十分恰当地拿捏在一起，并在种族主义与右翼军事主义横行的纳粹德国传播流行开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18]。但值得庆幸的是他最大限度规避了奥运会被纳粹赋予的种族色彩与军国主义色彩，使得奥运会能够顺利举行。
卡尔·迪姆能够拿来与政治纷扰做斗争的武器就是确保奥林匹克运动的自治性，在面对纳粹党的霸道和世界各国的抵制时，以“体育与政治无关”的盾牌做出了顽强的抵抗。卡尔·迪姆[3]90-91在论及国际奥委会的组织特点时指出：“国际奥委会不是由各国体育组织的代表构成，它是建立在自我遴选制度之上、具有完全独立和绝对权威的主体。它可以选举新的代表而无需各国代表指指点点。它基于一个美好的愿望——奥委会必须在决策时避免派别分歧。”迪姆显然是看到了顾拜旦设计国际奥委会时的内在逻辑，在任海[19]看来：“在这个纷争不已的国际社会，顾拜旦强调奥林匹克组织的精英自治，使之超脱民族和国家冲突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使国际奥委会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得以自保，而且也避免了外部政治势力影响到其组织的内部团结。”此外，在纳粹德国试图对奥林匹克运动系统地施加影响时，他并没有与之同流合污，同样面对美国、法国对柏林奥运会的抵制，迪姆也表达了同巴耶拉图尔一样的坚定：“主要的目标是不惜任何代价举办奥运会和尊重体育原则，而追求捍卫普遍的人道主义原则则处于次要的位置。”[20]
卡尔·迪姆最大限度维护着奥林匹克自身的地位和权益，使其最小程度上受到政治风云的冲击，他也坚定地认为体育应置身于政治之外，他在《体育人生》的文章里写到：“总之，我们可以说体育能够从纳粹的政治牵制中全身而退，体育的自主性总比其他的文化领域更具优势。”[21]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幸免于难的迪姆，担任了战后西德体育部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卡尔·迪姆将手中的接力棒交给了威尔·道姆，专心于德国体育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国际奥林匹克教育工作，直至逝世。站在21世纪体育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依然感受着卡尔·迪姆的恩泽：他成功地应对各种困难，以保证奥运会本身被赋予的庆典意义和道德愿景得到践行，奥运会才能在顾拜旦去世后依然得以延续；他从古奥运的伟大传统中受到启发，发明奥运圣火接力仪式，这样的神圣符号才能依然闪耀在每一届的奥运舞台；他充分发挥体育的教育功能、矢志不渝地推动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建设，使得现在的奥林匹克教育事业硕果累累；他很早就认识到了奥运会超大规模、奥运会单一文化危险等问题，并前瞻性地提出应对策略，这些问题与策略至今仍振聋发聩。
参考文献：
[1] Garth Parth，Robert Barney. Adolf Hitler，Carl Diem，Werner Klingeberg，and the thousand year reich[C].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Olympic Research，2002：94.
[2] 李宏宇. 奥运火炬接力发明人被遗忘，生平受到争议[N]. 南方周末，2007-12-13.
[3] Carl Diem. The Olympic idea：discourses and essays[M]. Schorndorf：Verlag Karl Hofmann，1970. [4] Wojciech Liponsky. The humanistic symbolism of Olympia：a message from antiquity for modern times[C]. Proceedings of the 48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2008：1-20.
[5] Henri Pouret. Symbolism of the Olympic flame [J]. Olympic Review，1968（12）：434-438.
[6] 阿伦·古特曼. 现代奥运史[M]. 徐元民，译. 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2001：99.
[7] Jim Parry. The Olympic education in practice[C]. The Centre d‘Estudis Olímpics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Publishment，2003：2-14.
[8] Mehmt Tunckol，Yasar Sahin. Carl Diem and the Olympics[C]. Ovidius University Annals Series：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2010（2）：913.
[9] Maurice Roche. Mega-Events and modernity：Olympics and expos in the growth of global culture[M]. London：Routledge，2000：117.
[10] Conrado Durantez. The torch：the great Olympic symbol [J]. Olympic Review，1985（6）：620.
[11] Carl Diem. The Olympic idea as moral challenge[C].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the 2nd Young Participants Session，1962.
[12] Richard Mandell. The Nazi Olympics[M]. New York：Macmillan，1971：283.
[13] Karl Ritter von Holt.Dr. Carl Diem is dead！ [J]. Olympic Review，1963，81（2）：62-63.
[14] Arnd Kruger，William Murray. The Nazi Olympics：sport，politics and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M].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247-251.
[15] Derek Symer. Carl Diem and the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 sport[C]. Proceedings of the 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Sport History，1996：61.
[16] John Findling，Kimberly Pel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modern Olympic movement[M]. Westpor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1996：87.
[17] Karl Lennartz，Jurgen Buschmann. Carl Diem–still controversial 50 years on[J]. Journal of Olympic History，2012，20（3）：28-29.
[18] John Hoberman.Toward a theory of Olympic internationalism[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1995，22（1）：1-37.
[19] 任海. 国际奥委会演进的历史逻辑——从自治到善治[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4：90.
[20] 雷蒙德·加夫纳.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百年：思想·主席·成就（第1卷）[Z]. 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994：209.
[21] Horst Ueberhorst. The importance of the historians’ quarrel and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for the German history of sport[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1990，17（2）：232-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