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双国士”袁隆平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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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偉大到我们以为他们没有生老病死……”
  2021年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享年91岁,举国悲痛。“国士无双”“当代神农”“天下粮心”……十多亿的中国人对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送上了最崇高的敬意,也为他的溘然长逝,黯然神伤。
  袁隆平让人们自发怀念,是因为这位怀着“以一粒种子改变世界,践行‘让世界远离饥饿’志向”的老人,“毕生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为此用尽一生心血。
  袁隆平是伟大的,他为“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不懈奋斗;袁隆平又是平凡的,他的“禾下乘凉梦”是那么朴素,一如最纯粹的普通老农。他与很多顶尖科学家一样,开创了足以彪炳史册的事业,立下卓越功勋;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有过年少未竟的志向,有过青春情感的挫折,有过事业的崎岖坎坷……让人们觉得真实、亲切,接地气。

对母亲愧疚的“袁小孩”


  1930年9月7日,袁兴烈和华国林夫妇,在北京协和医院产房里,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年轻的夫妇还没想好孩子的名字,就在出生证明上写下了“袁小孩”三个字,并留下了“袁小孩”的脚印。这份出生证明上面还有那位为袁小孩接生的妇产科大夫的英文签名:Qiaozhi Lin——林巧稚。
  后来按照家庭起名规律,“袁小孩”按照辈分“隆”加出生地“北平”,被起名袁隆平,乳名二毛。
  袁隆平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华国林(后改名华静)出生于扬州一个大富之家,从小就被送到江苏镇江教会学校读书。这让华静不仅接受到西方礼仪与文化艺术,还讲得一口娴熟而流利的英语。华静后来到了安徽芜湖一所小学担任英语老师,而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文学系的袁兴烈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母亲怀抱1岁的袁隆平,哥哥隆津坐在旁边。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每个中国人都在颠沛流离,袁隆平的童年也没有多么美好,跟着家庭到处辗转,但父母从未放松对他的教育。作为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女性,华静对儿子最大的要求,是做一个博学、诚实,于社会有用的人。她不仅成为儿子袁隆平的英语启蒙老师,更成为影响他一生的人。
  袁隆平非常感激母亲当年给自己打下扎实的英语功底,他真正体会到英语对自己极其重要,是在自己多年后进行杂交水稻的育种工作中。因为要看懂国际上最新的科技文献就必须有好的英语基础。在日后的国际研讨会上,袁隆平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英语进行交流,并用英文进行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选择到湖南省黔阳县安江镇农业学校当一名老师。母亲当初对于他从事农业有所顾忌,担心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儿子吃不了田间之苦。但让袁隆平想不到的是,母亲这样一位出身名门,习惯都市繁华的大家闺秀,在70多岁高龄之际,还去儿子试验田所在的农村,帮忙带娃,最后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偏远的小山村。母亲离世时,远在长沙做实验的袁隆平甚至都没来得及赶来见上最后一面。
  2010年,在袁隆平院士80华诞,湖南卫视为他举办了“为了大地的丰收”专场文艺晚会,晚会上,袁院士写给母亲的信《妈妈,稻子熟了》感动了在场所有观众。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
  ……
  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
  ……
  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地陪陪您
  ……
  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实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哪怕就一次。
  ……
  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坛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啊!
  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
  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字里行间,是袁隆平对母亲说不尽的思念与愧疚。这也是普天下所有子女对母亲最深沉最质朴的情感。在信里,白发院士就宛如是当年的那个“袁小孩”。
1961年, 年轻时的袁隆平(前排右二)。

遭受挫折的“平庸青年”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遗传育种专业毕业,被分到偏僻的湘西、条件艰苦的安江农校,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过去,他一待就是18年。
  有材料显示,青年时代的袁隆平,其实在专业上被身边人认为“资质平庸”。在他于1961年发现第一株天然杂交稻从而“鹤立鸡群”之前,估计没有人认为他会一鸣惊人,反而是无数的白眼与嘲笑。
袁隆平(右站立者)大学毕业前留影。
  2007年,袁隆平接受央视王志采访时说:“我那时就是一个普通中等农校的教师,人家都是瞧不起你的。有些权威,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当时我就默不作声,反正我给你们搞,我要拿出事实给你们看,我从不当面跟他们争。”
  2016年,袁老的母校西南大学110周年校庆,特意公布了袁隆平大学时的成绩单。那时的袁隆平着实不是什么“学霸”,甚至显得平庸,几门最重要的专业课成绩,也始终在中等水准。正因为如此,大学毕业时,成绩一般的袁隆平被分到了偏僻的安江农校——在彼时大学生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这算不上一个好单位。
  在作家陈启文2019年出版的4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的世界》里,在农校时期的袁隆平,不仅是“表现平平”的“平庸青年”,甚至令人头疼:自负又执拗,自由且散漫,对任何政治活动都不热心,只对实验田中的各种作物感兴趣。那个时代人人都在谋求进步,他却连团都没有入过,是典型的“落后分子”。
  但大学时成绩单的表现平平,并不意味着袁隆平的能力也一般。“性格即命运”,他当年的好友回忆说,袁隆平的个性特征非常明显,他执著而坚定,当大家都崇拜主流的苏联米丘林、李森无性杂交学说时,他却选择了被认作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学。
  也有一些传记里分析,袁隆平在事业上表现出百折不挠的韧性与斗志,与他青年时代反复遭受挫折有关,其中也包括了爱情上的失意。
  年轻时候的袁隆平,也是帅哥一枚,也曾浪漫地热烈追求过爱情。他的初恋是附近中学的一名化学老师,谈了整整三年恋爱。可是由于他“出身不好”,有“白专”之嫌,突然有一天那个女孩告诉他,自己要和一个成分好工作好的男青年结婚。痴心的袁隆平一直等到三年后,那个女孩做了妈妈,他才意识到自己该放手了。晚年的袁隆平,曾经在电视上讲述过这段无疾而终的恋情,80多岁的他眼角仍然若有泪光。
  有人说,正因为失恋的痛苦,才激发出了袁隆平的斗志,从此一心扑在事业上,最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平庸青年”逆袭成为“无双国士”,这或许也是有道理的吧。况且,当他扫清认知上的迷茫与困惑,凭着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在杂交水稻试验上经历一次次的失败,忍受无数的白眼和讥讽后,心态上也早已淡然处之了。
  痴迷于科研的袁隆平转眼成了大龄剩男。1963年冬天,不忍心看他继续打光棍的同事介绍了一个安静温柔的安江妹子,县篮球队队员邓则給他。两人志趣相投,认识不到一个月后,袁隆平就骑着自行车带着邓则去领了结婚证,相差8岁的这对青年男女来了一次让人惊掉眼镜的“闪婚”。
袁隆平和爱人一起游泳。

  婚后,邓则改名邓哲,安心做起袁隆平的大后方,使得他能够勇往直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在杂交水稻研究最关键的十年里,他有七个春节在海南岛育种基地度过;三个孩子有两个在出生时不在妻子身边,年迈的父亲病逝时,是妻子替他送走了父亲;在特殊时期,别的夫妻离婚自保的时候,她说大不了一起去当农民。
  得妻如此,何其幸运。

田里拉琴的“最有品的男人”


  袁隆平的业余爱好很多,邓哲说,他曾经是大学合唱团唱低音的成员,还拉过小提琴。他的多才多艺,是喜欢唱歌跳舞的邓哲能下定决心嫁给他的一个重要加分项。
  但是后来袁隆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一个南郭先生,只晓得合唱合奏,单独表演搞不像。” 他告诉记者,琴技都是向大学同学学的,没有拜师。所以,他总结,拉琴完全是“好玩”,根本不是有些媒体报道的琴技挥洒自如。
  1953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领取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42元。“那次我在长沙呆了两天,先去了橘子洲游泳,第二天去商店里买了把小提琴,花了27元。”用自己的第一笔工资买一把小提琴,那是袁隆平在大学时的梦想。
  袁隆平的工作地点几乎都是田间地头,而且时常满身泥土,在制种育种阶段,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拉琴便成了享受。在安江农校时,他经常白天在大田劳动时是下里巴人,晚上拉琴时就变身成阳春白雪。
  因为制种,袁隆平每年都要往返于安江农校、长沙、三亚,拉琴的时候越来越少,琴声也离他越来越远。后来,袁隆平看到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小提琴,干脆把心爱之物送给了朋友。接下来,他又买了几把琴,但总因为工作繁忙,又将琴赠与了他人。
  近些年,单位上的新年团拜会,大家都邀请袁隆平上台表演节目。有一次,袁隆平在台上用小提琴演奏《小夜曲》,结果连中央电视台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还有一次,袁隆平出席一个全国性大会。会议之前,有人提议他拉琴。他拉起了科学家李四光的作品《行路难》。观众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袁隆平托着琴,娴熟地演奏。但袁隆平说:“我是一个南郭先生,那次只拉了头四句,其余的都是后台小提琴大师们拉的。没办法,不能让大家扫兴。”
  有艺术细胞的科学家总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很多人提及科学家与艺术的关系时,国外的要说爱因斯坦,国内的要说袁隆平。这让袁隆平很不安:“只能说我爱好艺术,不能说我拉琴的技术如何高。”
袁隆平在稻田里拉小提琴。

  袁隆平家中的柜子里藏着不少唱片,每当这位科学家从田间归来,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大师的旋律就会在他的耳畔响起……
  袁隆平逝世后,一条2012年的微博火了起来:“就像有男人说,你知道吗,我的打火机几千块一个,可以给我的女人买包包。但我见过最有品的男人,就是会在稻田里拉小提琴的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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